羽戈:李鸿章的《挺经》

  ·  2018-03-25

吴永是曾纪泽的女婿、曾国藩的孙女婿。作为曾国藩的衣钵传人,李鸿章对曾家子弟一向厚待。若非沾老婆的光,仅具中人之才的吴永只怕难进李鸿章幕府,遑论“以通家子弟相待”——所谓通家,即两家交好,如同一家——“督励而训诲之者,无所不至”。吴永追随李鸿章,始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过后,“晨夕左右,几逾一载”,那是李鸿章一生最失意、潦倒的一段岁月,如其自述:“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闲居于北京贤良寺中,门前冷落车马稀,年过七十的李鸿章终于有了些老人的气态,常与吴永抚今追昔,最感念的故人,便是他口中的“我老师”、吴永的“太丈人”曾国藩。

李鸿章告诉吴永,曾国藩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他讲了一条。有一老翁请贵客午餐,早间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近午,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儿子肩挑菜担与一个京货担子对峙于水塍之上,彼此各不肯让。老翁上前劝解道:“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那人道:“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道:“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那人道:“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说不通,挺身就近道:“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那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老翁只挺了一挺,一场纷争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李鸿章只说了一条,再不言语。吴永催他,他含笑挥手曰:“这此一条,够了够了,我不说了。”事后吴永推敲,感慨道:“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此亦臆度之词,究不知以下十七条,尚作何等语法也。”

既名“挺经”,主旨自然是挺,宁思一时进,莫思一时停,有进无退,宁折不屈。吴永的感悟,分作局外与局内,虽也可取,终归离题万里,由此正可见他的资质之平常。而且,他还在期待后面十七条的教诲,恐怕上了李鸿章的当。

首先,我们无法确证曾国藩写过《挺经》,其文集、日记并无蛛丝马迹,如今市面之上流传的《挺经》,都是后世编撰甚至杜撰;退一步讲,哪怕作为秘传心法,我只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引述的李鸿章这一例,可谓孤证,吴永是老实人,想来不会说谎,李鸿章天马行空,不拘小节,完全可能代老师立言,至少“十八条”云云,不得当真。其次,纵观曾国藩一生行事,论成功秘诀,与《挺经》关系实在不大,而当归于黄老之学,当然,有人把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等纳入《挺经》,不是不可行,只是这么一来,《挺经》变成了百宝箱,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相比曾国藩,李鸿章显然与《挺经》更加亲近。他这一生,都在坚守一个“挺”字。对此,《清史稿》不仅有记,还拿曾国藩作对照:“(李鸿章)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恝然,冷淡之意。《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议汹汹,积毁销骨,几欲杀之而后快,李瀚章见状,给弟弟李鸿章写信,相约一同告老还乡,息影林泉,李鸿章不从,答以“当与国同休戚”。这一挺,挺到了庚子年,待义和团运动引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国人终于意识到,唯有李鸿章出山才能收拾残局,“全国人士皆知扶危定倾,拯此大难,毕竟非公莫属”。这正呼应了李鸿章的那句感慨:“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再以围剿捻军为例。起初曾国藩主持剿捻事务,主张“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中原战地,流寇驰骋,坚壁清野,自是正道,不过注定了一场持久战,最需时间和耐力。曾国藩只支撑了一年半,受不了舆论压力,“念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主动告退,这毋宁违背了《挺经》的主旨。李鸿章接手,无论战略还是战术,几乎都师承“我老师”,最大区别在于,遇到朝旨切责、严议、夺职等,他敢于抗疏,挺上一挺——持久战的要义,恰在一个“挺”字——挺了一年半,终于大功告成,先后剿灭东西捻,逼捻军首领张宗禹投水而死。按《清史稿》所述,剿捻的战略如“防河之策”,“皆国藩本谋也”,然而最终收功的却是李鸿章。这里面,除了天命或运气,与个人性情不无关系:一者知难而退,一者知难而进。由此不妨断言:曾国藩可能是《挺经》的作者,李鸿章无疑是《挺经》的行者。

李鸿章的《挺经》,第一表现为担当。如梁启超所言,无论遭遇何等风险,陷入何等风波,李鸿章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尝有畏难退避之色。据王伯恭《蜷庐随笔》,甲午战后,有一天恭亲王奕    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答道:“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这一点,后来为袁世凯所继承,王锡彤认为袁世凯的一大优点,亦是担当,“其大过人处在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第二表现为坚忍。空有担当,不能坚忍,断难结出正果。李鸿章不仅能打脱牙齿和血吞,吞下之后,还能继续苦战,死撑到底。继续说他与袁世凯的故事。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落难于贤良寺期间,袁世凯曾为翁同    作说客,请李鸿章暂时告归,养望林下,让出大学士位置,李鸿章大怒道:“……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事后他告诉吴永:“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第三点表现,只能说无赖或无奈。《马关条约》谈判之际,李鸿章做好了最坏准备:“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这依稀可见《挺经》的风范。可惜败国之臣,寸步难行。等到最后一次会谈,一贯豪气干云的李鸿章,忽然转型为一个斤斤计较的小贩,向伊藤博文苦苦哀求:“日前临别时,请让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能让此,全约可定。”“五千万不能,让二千万可乎?现有新报一纸在此,内载明贵国兵费,只用八千万,此说或不足为凭,然非无因。”“请让少许,即可定议,当电明国家志感。”“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这艰难一幕,读之简直令人落泪。《挺经》再挺,李鸿章的骨头再硬,终究不敌陆沉的国运。

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7年1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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