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圣贤与豪杰

  ·  2018-03-24

梁启超《李鸿章传》,最后一章以李鸿章对比古今中西人物,共列举十六位,其中与李鸿章同时代的中国人,计有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等。谈曾、左、袁,足见梁启超的见识,谈李、张,则呈现了他的偏私。李秀成固然是太平军中最杰出的人物,然而称其政治、外交“皆不让李鸿章”,未免可笑,实则二人相距不可以道里计。此后对张之洞的贬斥,更加荒唐:

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北。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媸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处处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在晚清,与李鸿章齐名的人物,一是左宗棠,二是张之洞(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师辈,袁世凯是李鸿章的后辈,皆非同辈人,可比性则弱一些)。左李之间,龙争虎斗,剑拔弩张,有时表现为派系、意气之战,更多则在政见的冲突,譬如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好在公论不妨私谊,1885年左宗棠去世,李鸿章的挽联十分体面:“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堪比十三年前左宗棠挽老冤家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再说张之洞。他与李鸿章,其实大多时候都是同道,无论观念,还是行动,无论洋务运动,还是东南互保。即便有所争执,远远谈不上激烈。譬如庚子国变之后,李鸿章在北京议和,折冲樽俎,焦唇干舌,张之洞置身事外,成天乱出主意,今天告诫朝廷不可拆除大沽炮台,明天建议朝廷到长江上游设立行都。李鸿章不胜其烦,斥之道:“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张之洞反唇相讥:“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此事流传开来,遂成谈资。李鸿章的话被简化为“香涛作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张之洞的话则成了“少荃议和两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两句话恰成对仗(徐珂《清稗类钞》)。

我把李张并论,用意则不在这些奇闻异事,而是因为,在晚清这个过渡时代,论才具,论心志,能够革故鼎新、开辟新时代的人物,李鸿章这辈人中,唯有他和张之洞。可惜二人的结局都不尽如意。李鸿章一生力图造时势,终究为时势所困,其功业仅止于裱糊匠;张之洞的才学与机运虽优于李鸿章,血性与气概却稍逊一筹,一生周旋于新旧之间而不得突破。他们最终都未能开出新时代,而不得不屈就为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

同为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二人不免要被置于一处,互较短长。然而评语往往对张之洞不公。据黄    《花随人圣庵摭忆》,晚清有言,“李合肥开目而卧,张南皮闭目而奔”,前句谓李鸿章“一切了然,但办不动”,后句谓张之洞“其心知当维新,而一切懵然,不知所以为新也”。这显然低估了张之洞的头脑。他对时局的判断,固然有时投机,有时迂阔,大体而言,还是一个清醒者,甚至“举世皆醉我独醒”。“懵然”二字,用在李鸿藻、翁同    等君子身上毋宁更合适。再如梁启超对张之洞的批判,则使我无比纳闷:倘若拘泥于个人恩怨,任公何必写李鸿章传,并对其评价至公;可是,假如不计恩怨,持平立论,任公何以对张之洞这么刻薄呢?

这说到底,还得归结于李鸿章与张之洞的政治风格之差异。如梁启超所云,李鸿章的一大特长,即“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慨。这样的血性,这样的气魄,哪怕作为敌手,如伊藤博文,都对其惺惺相惜,敬服有加。张之洞恰恰缺乏这一点,而喜趋时,好讨巧。拿他与梁启超的关系来说。梁启超大红大紫之时,他过分热衷,如王伯恭《蜷庐随笔》记载:“当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之洞)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始鸣炮开中门相迎,若卿贰来见,但开门而不鸣炮,余自两司以下,皆由角门出入。梁启超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盖是时已有康梁柄国之消息,香翁特预为媚之耳。启超惶恐不安,因著籍称弟子。”梁启超落荒而逃之时,他则迅速切割,如戊戌政变后第二天,他致电孙家鼐:“康已得罪,上海官报万不可令梁启超接办。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待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他致电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称“梁启超乃康党渠魁,尤为悖悍,其居心必欲中国大乱而后快”,请日本政府早日将其驱逐出境。如此反复,难怪梁启超要骂他无耻,并预言他的下场:“欲归新党,而新党不屑有此败类;欲附贼党,而贼党亦不愿有此赘瘤,卒至进退失据,身败名裂”——张之洞虽未身败名裂,最终却在新旧之间进退两难,沦为不新不旧之人。

不妨对照李鸿章的表现。据孙宝    日记,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召见李鸿章,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决然答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如此强悍,反而令慈禧默然。

李鸿章与张之洞的差异,使我想起一种古老的说法。先贤论人,有圣贤与豪杰之分,与不为圣贤便为豪杰之说。尽管朱熹云:“豪杰而不圣贤者有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大意是,豪杰不必是圣贤,圣贤必须是豪杰。事实上,这二者的界限还是相当分明。拿近世人物来说,曾国藩可谓圣贤,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均属豪杰。张之洞的尴尬正在于,貌似两样都沾,实则两头不靠,作为文臣,其理想自然是圣贤,然而一生行事不脱豪杰气,以圣贤的标尺丈量,他缺少一个“诚”字,以豪杰的标尺丈量,他缺少一个“勇”字,因此只能徘徊于二者之间。

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7年1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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