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过渡时代的张之洞

  ·  2018-03-22

晚清七十年,最擅长新旧并用的政治家,首推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相形之下,曾国藩过于旧,李鸿章过于新,新旧结合最均衡的人,正是张之洞。所以我愿意在他身上加以“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之标签。

若用一个字评价张之洞,无疑应是“巧”字。这与王文韶的滑不同,滑是无所为,巧则有所为,滑是贬义词,巧则可视作中性词。张之洞年轻的时候,便有“巧宦”之名,所谓巧宦,意思是会做官,此后往往紧随两个字,曰“热中”,意思是爱做官,用曾朴《孽海花》里的话讲,即功名心太重。结合张之洞的清流出身,可知这个“巧”字,得来何其不易。清流党大都以谏诤为业,直言谠论,锋芒毕露,最是容易得罪人,故而如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主将,下场都不大好。张之洞却是例外,一路官运亨通,先封疆而后军机,青紫被体,位极人臣,其秘诀之一,即在“巧”字。

怎么个巧法呢?我们不忙举例,且来看一封弹劾张之洞的奏折。光绪十九年(1893),大理寺卿徐致祥——他也是清流党出身,与张之洞系老朋友——具疏参劾湖广总督张之洞,结尾一段云:“……臣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际,殆如晋之殷浩;而其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妙,无有过于张之洞;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徐致祥《纠劾疆臣辜恩负职折》)我觉得最后两句,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视之为一种变相的褒奖,足可论定张之洞一生。

所谓“章奏之工,议论之妙”,可见于张之洞的清流生涯。清流党中,张之洞与张佩纶齐名,被比作青牛(清流的谐音)之双角。同为言官,二张风格却大相径庭,按我的总结,张佩纶惯于对人不对事,张之洞惯于对事不对人;张佩纶“好搏击”“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张之洞“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就事论事,持平立论,正当得起徐致祥的八字评语;所以张佩纶结怨无数,张之洞却能全身而退——应该说“全身而进”才对。时人以“亢直”为标准,扬张佩纶而抑张之洞,嘲讽他工于宦术,八面玲珑,殊不知张之洞的风格,才是言官的正道。

再看“作事之乖,设心之巧”。这便要说到张之洞的巧,首先表现为变通。他深知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的道理,善于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譬如在其清流生涯,清流党的一大标签是反洋务,他虽然态度审慎,终究不能置身事外,然而,光绪七年(1881)他出任山西巡抚,迅速转向洋务派,等到担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则成为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对其善变,时人撰联讽刺道:“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三洋会办,只落得侯官革职,丰润充军。”上联嘲张之洞,下联嘲陈宝琛(福建侯官人)和张佩纶(河北丰润人)。“八表经营”一语,出自张之洞获任山西巡抚之后所上谢恩折,原话是“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巡抚山西一地,居然敢言经营八表,正呈现了张之洞好大喜功、铺张扬厉的一面。

第二点表现,则在折中,或者说平衡、调和。张之洞所处的时代,借用梁启超的说法,叫“过渡时代”。这样的时代,各种矛盾蜂拥而出,此起彼伏,诸如中与西、旧与新、满与汉、皇帝与太后、改革与革命等冲突,相比这些,清流与洋务之争,反成小节,不值一提。置身于种种矛盾之中,张之洞一贯以调和为宗旨。如针对中西之争,他在《劝学篇》中大力提倡“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沈寿康——试图把中西糅合在一起,不论所受到的批判何其激烈,其苦心一目了然。

如果说在中西之间,张之洞的方法是允执厥中,那么在新旧之间,他则换了一种策略。正如《张文襄公事略》开篇所述,张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说白了,当时代守旧,他则维新,当时代维新,他则守旧,这近乎反其道而行之,与时代顶牛,不过其本相还是折中;“彼其胸中,岂真有革新守旧之定见?特见于时势之所趋,民智之渐开,知非言变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虑改革过甚,而己益不能恣其野蛮之自由,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为此一新一旧之状态,以中立于两间。”

张之洞的折中,堪称过渡时代的标识。过渡时代,居于新旧之间,此时所行政策,“全新全旧,皆不合宜”,而当新旧并用,兼具新思想与旧手段(孙中山语)——这么说,是不是该称“西体中用”呢?晚清七十年,最擅长新旧并用的政治家,首推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相形之下,曾国藩过于旧,李鸿章过于新,新旧结合最均衡的人,正是张之洞。所以我愿意在他身上加以“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之标签。

反过来讲,张之洞一生成败,皆系于过渡时代。他的时代,从洋务运动起步,至庚子新政终结,再往后,便跟不上时代车轮的高歌猛进。换言之,他是改革时代的守护者,等到革命时代,则成绊脚石。甚至,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他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头脑与眼界严重受限。譬如对于晚清的司法改革,无论司法独立原则,还是罪刑法定原则,无论律师制度,还是陪审团制度,他都扮演了反对者的角色,从而成其为一种巨大的阻力。再如他在晚年,对于日本名词、留学生等,俱怀敌意。据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有一天张之洞见下属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下属反唇相讥:“名词亦日本名词也。”二人不欢而散。这么说,无意讥嘲,更非苛责,只是指出张之洞的局限性,他与过渡时代相互成就,同时相互制约。

梁启超论过渡时代之人物,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他所预期的造时势的英雄,不是旧世界之英雄,不是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这不是在呼唤张之洞么?且慢,梁启超列出了此种英雄所不可缺之三种德性: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通俗一点说,一是勇气,二是毅力,三是眼光。张之洞大概只有第三点,最稀缺的是第二点,他长于开局,短于收尾,用老话来说,即“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以他的事业,空有局面而已。

至于第一点,还得说回张之洞的巧。且看一则故事。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有意废光绪而立溥    ,废立之说流传开来,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同上疏表示反对,张之洞原已答允,突然反悔,途中将折子追回,遂遭刘坤一讥笑:“香涛(张之洞字)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小事勇而大事怯,可为定评。不妨断言,张之洞平生,每逢大事,都要取巧,虽可规避风险,却因缺乏担当,导致其事功终归有限。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李鸿章形成了鲜明对比。

假如张之洞具备李鸿章的担当,也许有望成为打破过渡时代的英雄。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假如”。他一生力图造时势,最终却为时势所困,力图中流击水,最终却随波逐流。在“国运尽矣”的哀叹声中,他病逝于1909年10月4日。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约一年前,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两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如果说前者象征改革时代的终结,后者象征革命时代的开启,死在这二者之间,正隐喻了张之洞的命运:过渡者。

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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