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的中英:从盛世危机走向黄金时代

  ·  2018-03-21

明万历一朝(1573~16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之一。这四十多年里,整个国家的社会、思想、文化、海内外贸易等方面都呈现了重大进步,以至于20世纪后半期国内学界一度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那时候已经出现了。

当年中国的国力堪称强盛,有所谓“万历三大征”,明军以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平定了国内叛乱,消除了国外威胁——最重要的一战,就是1592~1598年抗击日寇的朝鲜之役。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继都铎王朝(1485年建立)之后统治英国,一直到1688年(其间于1649~1660年中断)。由于两朝君主均出自都铎王室,故史称都铎—斯图亚特(Tudor-Stuart)王朝。

这个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英伦三岛此前的长期战乱,带来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内人口从1485年的220万增加到1600年的400万。随着苏格兰和爱尔兰相继加入版图,大不列颠王国成型。因此,都铎—斯图亚特王朝被很多历史学家视为英国近代史的开端。

然而,17世纪中叶前后,中、英这东西方两个强国,都不约而同地遇到了大麻烦。

这幅作于1660年的油画,描绘的是为了庆祝英王查理二世复辟,斯图亚特王室在荷兰海牙举行盛大的舞会。詹姆斯二世和威廉三世都参加了舞会。1688年,一场由这个家庭引起的纠纷,促成了西方史学家笔下的不流血革命——“光荣革命”。

危机来临前的盛世

“从京都到布拉格,从德里到巴黎,并不乏盛大的典礼和庄严的仪式,但是这些都城无一能够自诩其宫殿的复杂精妙堪与北京媲美。”

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里,美国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这样描述道:

1600年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其版图之辽阔无与伦比。当时的俄国刚开始其在扩张中不断拼合壮大的历程,印度则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离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双重蹂躏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被彻底击垮。中国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远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

在他看来,16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

他甚至断言:“从京都到布拉格,从德里到巴黎,并不乏盛大的典礼和庄严的仪式,但是这些都城无一能够自诩其宫殿的复杂精妙堪与北京媲美。”

对同一时期的英国,又有什么评价呢?史学家约翰·盖伊在《都铎时代极简史》一书中说:

都铎时代留给英语世界的冲击,就像一道分水岭。神圣的传统,与生俱来的爱国主义,与后帝国时代的忧郁融合在一起,激发我们把这个时期作为一个黄金时代来欣赏。

仅仅这些名字就能唤起对往昔绚丽的回忆: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玛丽·斯图亚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最高统治者;托马斯·沃尔西(亨利八世时期的枢密院大臣)、威廉·塞西尔(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枢密院大臣)和莱斯特伯爵(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枢密院大臣),政治家们;莎士比亚、马洛(诗人兼剧作家,与莎士比亚同时),尼古拉斯·希利厄德(伊丽莎白时代最著名的宫廷艺术家)、威廉姆·伯德(杰出的天主教作曲家),创造性的艺术家们。

实力强大起来的英国也开始在欧洲国际政治舞台上显现力量,与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帝国对抗。都铎王朝建立欧洲海上霸权最重要的一场对外战争,是1585~1604年的英西战争。决定性的对决发生在1588年。

那年5月,由130多艘战舰、3万多人、1124门火炮组成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出航,7月到达英吉利海峡。英国舰队于7月28日夜偷袭了在敦刻尔克附近驻泊的“无敌舰队”,后者阵脚不稳,英舰队全速追击。第二天上午9时,双方正面交火,英舰以纵队靠近西班牙舰队,利用侧舷炮密集射击,“无敌舰队”混乱不堪,弹药耗尽,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被彻底击溃。

经此一役,欧洲各国对英国刮目相看,不再视之为孤立于大陆之外的“乡巴佬”,英国顺理成章跻身欧洲强国之列。

英国能够在海战中一举击败强大的西班牙,得益于它在16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始于亨利八世发动的宗教改革。它受如下三大因素影响:第一,资产阶级要求冲破封建神学思想的束缚,实行宗教改革;第二,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思想的传播,社会各阶层反教会情绪不断高涨;第三,日益强大的王权力图摆脱罗马教权的桎梏。

这次宗教改革的意义很明显,它摆脱了罗马教皇对英国的控制,重新确立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同时大大激发了英国民众的民族意识。

“勤勉的昏君”

“查理一世像他父亲一样固执己见,却远不及他的父亲明智。他笃信自己的权力是天赋的。”

在惊叹1600年明王朝的盛世芳华之后,史景迁笔锋一转:“谁也没有料到,明朝统治者在国家看起来达到巅峰的不到五十年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1644年4月25日,明崇祯帝走投无路跑到煤山上吊前,哀叹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抱怨大明江山不保,完全是臣下辜负了自己。死对头李自成对他也抱着一丝同情:“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清乾隆朝编定的《明史》则有如下评价:庄烈(崇祯帝谥号)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昏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张)良、(陈)平之谋,行间未睹郭(子仪)、李(光弼)之将,卒致宗社倾覆,徒以身殉。悲夫!

郭沫若1944年所写的名篇《甲申三百年祭》中,倒是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末代“明主”:

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崇祯帝曾为自己征兵加赋的政策辩护说:“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郭沫若则继续挖苦他: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

华东师大历史学者王家范认为:史惇(崇祯末年进士)在《恸余杂记》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为厂监内臣所欺隐,一直蒙在鼓里,结果尽为“闯贼”所获,“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此恐得之道路传闻,未必确凿。他约摸地估算,掌握在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总数至少在五千多万两以上。

英国的君主表现又如何呢?1603年3月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没有合适继承人,她的外甥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就被请到英格兰来继承王位,即英王的詹姆斯一世。这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詹姆士一世“入继大统”是英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历史学家霍利迪写道:

(詹姆士一世继位)是一个不祥的开端,在这历史的转折点,命运给英国选择了最不相宜的统治者詹姆士一世。他是一个粗鲁、自负、迂腐的君主。……他主持的那个谄媚的枢密院,其伦理道德之衰败已在莎士比亚和韦伯斯脱的许多伟大悲剧、琼森粗犷的讽刺文章、博蒙特和弗莱彻的悲喜剧中有所反映。

詹姆士一世之子查理一世1625年继位后,力图整顿纲纪,加强王权。

历史学家杨格说:查理一世不像许多其他君主那样,他为人并不邪恶、堕落、粗鲁、不负责任、奢华或者愚蠢,即使他的批评者也承认,他拥有一些正面的美德。

但是霍利迪指出,“(他)像他父亲一样固执己见,却远不及他的父亲明智。他笃信自己的权力是天赋的,把大权交给自己挥霍无度的少年朋友白金汉公爵”。由于他个人偏爱威廉·劳德的新高教会派,劳德很快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这是不是跟崇祯帝身后的“口碑”如出一辙?

压垮王朝的“最后稻草”

1649年1月30日,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绞架,仅比崇祯皇帝自缢于北京煤山晚了5年。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在人民的法庭上,通过法律程序审判被处死的君主。

崇祯和查理一世这两位亡国之君,都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有意思的是,他们“救亡”的所作所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晚明时期,皇帝及其爪牙宦官跟文官集团之间的冲突史不绝书。到了崇祯帝,与臣下关系更加恶劣,在位十七年,换了50个大学士,11个刑部尚书,14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7人,杀死巡抚11人、逼死1人——其中就包括蓟辽督师袁崇焕。

同时,崇祯提拔重用奸臣。《明史·奸臣传》所列者奸臣不过10人,除去南明的马士英、阮大铖二人外,共8人,而崇祯朝就占了两个(温体仁、周延儒)。

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斗争从未消停。查理一世继位后,因征税冲突几次解散议会,并在1628~1639年的十一年中实行个人统治。

在国家财政方面,晚明有所谓“三饷加派”,即“辽饷”“剿饷”“练饷”,共征银一千五百余万两。崇祯朝任御史的郝晋曾质问说:“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明末于正税之外向农民加派杂税。顺治元年(1644年),归附清朝的御史柳寅东向皇帝报告称:“解京钱粮,头绪纷杂。有一县正额止三千余两,而条分四十余项。有一项钱粮止一两六七钱,而加费至二三十两。”老百姓在这样的重税压迫之下,正像黄宗羲所言:“如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

都铎—斯图亚特王朝同样长期受困于财政压力。当时英国政府财政名义上依然从属于王室,开支要从国王的国库中支取。由于政府和王室开支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国王不得不举债。伊丽莎白一世全靠精打细算渡过财政难关,她逝世前将宫廷债务减少到10万英镑。但詹姆士一世继位后,开支大量增加,1606年的债务攀升至60万英镑。

为弥补赤字,詹姆士一世设立新税目,还大量卖官鬻爵,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风气。其子查理一世变本加厉,恢复了父亲设立的税目,推广专卖制,增加关税,将船税扩大到英国内地,并重提以前王室的森林所有权,要求使用者补交重税。

崇祯和查理一世的“救亡”措施,加剧了王朝危机。

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灾荒严重,数百饥民在澄城起义,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大起义的序幕。李自成、张献忠分别于1629、1630年参加起义。经过十余年的艰苦斗争,屡仆屡起,李自成这一支义军终于发起对明王朝的最后攻击。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建国号大顺,建元永昌,造《甲申历》,开科取士。二月,李自成率部渡过黄河,攻克太原。接着,连下大同、宣府,夺取居庸关、昌平,逼近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明王朝覆灭。

同年十一月,由湖北转战四川的张献忠在成都即帝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政权。

我们通常说“明清易代”,是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但清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里却为此辩解道:

前明之亡国,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与我朝毫无干涉。自有明之季,政教不修,纲纪废弛,内则盗贼纷起,李自成等扰乱残虐,沦陷京师,外则边警时闻,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是蹂躏中国,消耗明之元气,非独本朝也。……迨李自成已陷北京,明愍帝殉国而死,明祚已绝,明位已移,始请兵我朝,来除寇乱。

明王朝亡于民变内乱,政权最后落入来自关外的满洲人之手。那么,几乎同一时期发生的英国内战 (1642~1651年),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

1649年1月30日,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绞架,仅比崇祯皇帝自缢于北京煤山晚了5年。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在人民的法庭上,通过法律程序审判被处死的君主。查理一世临刑前,倒还表现一点不怕死的气概,并没有示弱求饶,跟崇祯帝最后自缢不降“不谋而合”。

如此看来,17世纪中英两个王朝的命运相似之处,还真是不少。

小马拉大车 玄机各不同

1688年“入主”英国的荷兰为“领先国家”,最为接近欧洲的技术前沿,并为决定这个技术前沿做了最多的贡献,直到十八世纪末,它的这种地位才被英国取代。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觐见乾隆皇帝。中英两国历史上的首次高层外交接触,成为早期近代东西方交流碰撞的一大标志性事件。

对于“明清易代”那段历史,史景迁评论说:

将混乱的国家重新带入有序轨道的,既非反叛的农民,也不是与朝廷离异的士大夫,而是越过明朝北部边境的自称“满洲”的女真人。

据估算,满洲八旗入关之初,共有兵丁约16.5万人。如果按通常的丁口比例1∶3.5算,那么当年八旗兵丁及其家眷约有58万人。顺治初年,除出师中原和驻防各地的旗兵眷口之外,北京内城八旗兵丁约8万,加上家眷近40万人。

清军占领北京之后,直接统辖的兵力共20余万,控制的地区仅为辽东和京畿附近。与清朝政权并存的尚有三方势力: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豫陕的李自成大顺政权以及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他们各自的兵力数量均超过清军。但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清军就荡平纸面上强于自己的各抵抗力量,统一了中国。

谈到明王朝覆亡的命运,明史学者樊树志的看法耐人寻味: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而明亡之后,中国人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哪一种势力来建立这个封建王朝,具有偶然性。如果仔细研究明清之际的史实,便可看出当时的各个主要派别都有可胜之机,关键是看谁掌握了这种机遇,不犯或少犯错误。崇祯十七年的春秋之际,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如果不在政治和军事上犯下一系列错误,有可能统一全国。

言下之意,“明清易代”只是中国传统王朝政治的延续,谁能一统江山,当权执政,还要看机缘,但王朝政治的特质本身不会有太大改变。

我们再来回顾英国“光荣革命”的经过。1688年11月1日,荷兰执政威廉(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女婿)率领1.4万军队,分乘500艘船舰出征,11月5日在英国南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向内陆推进。当时英军有4万人,是英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庞大的军队,本来双方实力众寡悉殊。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时任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查理一世之子)既不向臣民表示任何变通之意,也不命令军队赴前线抵抗威廉的入侵,而是下令向伦敦撤退,以致军心涣散,众叛亲离。而威廉刚刚登陆,立刻就受到当地地方官的欢迎。他避实就虚,采取迂回战术,缓缓向伦敦行进,以减少战斗中的伤亡。这次胜利的进军,公认为是17~18世纪欧洲军事战略的典范。

最终詹姆斯二世出逃,途中被截获送回伦敦。后经威廉同意,他得以流亡法国。1688年12月,荷兰军队兵不血刃进入伦敦。次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议会全体会议上,宣布詹姆斯二世逊位,由威廉和妻子玛丽(詹姆斯二世的长女)共同统治英国,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

从人口总量上说,17世纪中后期,英国(英格兰与苏格兰)人口大约650万,荷兰人口180~190万。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称那时候的荷兰为“领先国家”(lead country),最为接近欧洲的技术前沿,并为决定这个技术前沿做了最多的贡献,直到18世纪末,它的这种地位才被英国取代。那大概也是荷兰执政威廉能以小博大,入主英伦的重要因素吧。

“明清易代”同样是小马拉大车,但僻处关外的满清,经济、技术、文化上毕竟落后于中原,跟“领先”的荷兰“接管”英国,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对此后中英两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有何深远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再现盛世还是从此“分流”?

“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

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余年,中前期的统治无疑是成功的。如国外军事史家布莱克所言,在18世纪的世界上,陆地上最有活力的国家和最成功的军事强国是中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则指出,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得“极为出色”。

根据麦迪森的研究,170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2.3%,到1820年增加至32.9%,而同一时段的欧洲(包括英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24.9%和26.6%。据此,在“康雍乾盛世”的一百余年间,中国经济和国力增长的速度超过欧洲。

但在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使它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诗人兼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1800~1859年)的名著《英国史》,就是从1688年开篇的。麦考莱以骄傲的口吻写道:英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革命:

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自从任何一个聪明的和爱国的英国人试图反抗当权的政府以来,已有几代人过去了。在所有诚实的、善于思考的头脑中,有一种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与日俱增的信念,即影响宪法所需的每种改进都可在宪法本身内部找到。

真正让英国“伟大”并成为全球霸主的,无疑是18世纪60年代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革命”。如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说:工业革命是“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表示:工业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澳大利亚经济史学者斯努克斯则分析道:

工业革命是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构成了由持续的技术变革所驱动的近代经济成长时期和以前时期之间的分界线。在以前的时期,经济成长主要依靠人的经验,在真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通常没有迅速的和持续的增加。

这一分析,也许恰恰道出了中英两国在各自走出“17世纪危机”,创造18世纪的“黄金时代”后,一旦进入19世纪,却在发展势头和综合国力上出现明显落差的深层原因。下面仅以曾经是“世界最强陆军”的清军战斗力断崖式下跌为例,略加说明。

首先是清嘉庆朝(1796~1820年)发生于川楚交接地区的白莲教起义。义军一度攻破州县204个,为了镇压这些使用最原始的武器的农民反叛者,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大批军队,消耗军费白银二亿两。但清军战场表现极差,被击毙的提督、总兵等一二品大员多达二十余人,副将以下将弁更达四百余人,前后用了九年多的时间,才勉强将此次起义镇压下去。

其次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谪戍伊犁的林则徐在途中给友人写信说:

彼(英国人)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为对英战争失败“背锅”的他不禁感叹道:“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

而鸦片战争前英国首位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更以一副讥讽的口吻说:“(像清军这样的)一支使用弓箭和长矛的军队,在对抗一小批经验丰富的英国军人时,能干些什么呢?”

牛津大学历史学者克里斯托弗·希尔说过:

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

三四百年前中英两国走出“十七世纪全球性危机”后的不同发展路径及其结果,对当下如何应对新的全球化挑战,不无借鉴作用——也许,这才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的真正意义所在吧。

记得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的杰出哲学家乔治·桑塔耶拿(1863~1952年)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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