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谁能躲过“十七世纪危机”?

  ·  2018-03-20

中国老一辈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明王朝的崩溃,一方面是权贵官员贪污腐化,荒淫无耻;另一方面是广大百姓饥寒交迫,流离死亡。

另一位历史学者李文治写过《晚明民变》一书,研究底层暴动与明朝崩溃的关系。据他统计,从万历二十七年至四十二年(1599~1614年),全国各地先后发生民变、兵变数十次。尔后民变不断,规模日大,最终演化为民众武装暴动或农民起义。

较为严重的民变,有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爆发的白莲教暴动,教派首领徐鸿儒在山东郓城自称中兴福烈帝,当地民众闻风追随,“多携持妇子、牵牛架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竞以为上西天云”。同一年,贵州彝族土司安邦彦聚众起事,不断给明朝政府制造麻烦。天启六年(1626年)春,四川、贵州和湖广军务总理率兵与安邦彦交战,甚至因兵败被迫自杀。

同一时期的英国也不安宁。开始于中世纪后期的“圈地运动”,到了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代愈演愈烈。

经济史学者约翰·马丁对 1485~1607年英格兰中部米德兰地区 10 个郡的圈地数字进行统计,结果为715000 英亩,占以上各郡耕地面积的21.1%。

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陷于悲惨的境地。亨利八世的枢密院大臣托马斯·莫尔在其1516年出版的名著《乌托邦》一书中,辛辣地讽刺说:“羊是温顺的动物,在英国这个奇异的国度里,羊能吃人。”

直到17世纪末,穷人仍占英国人口的一半,他们中的一半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大批穷人不得不漂洋过海,到美洲谋生。更多留在本地的穷苦农民则揭竿而起,进行反抗,城市里的民众的抗议活动更是风起云涌。

据英国历史学家弗莱彻和马库洛克总结,都铎时代大规模骚乱有九起,即1489年约克郡叛乱、1497年康沃尔郡叛乱、1513~1525年抗税骚乱、1536年林肯郡骚乱、1536~1537年求恩巡礼骚乱、1547~1549年西部叛乱、1549年凯特叛乱、1553~1554年怀特叛乱和1569~1570年北方叛乱。其中从16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六场骚乱,影响特别大。

“全球性的17世纪危机”早已成为国际历史学界一个严肃探讨的议题。英国政治地理学家帕克和史密斯对这个全球性危机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们使用世界各地民众回忆1618年至1680年经济社会危机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运用科学方法来复原当时的气候变化状况,指出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等一系列事件与灾难,普遍发生于17世纪中期的世界各地。

这场大规模危机,由英国到日本,由俄国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全球,远隔重洋的美洲大陆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间,世界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导致各地广大民众营养水平下降,面临严重饥馑,各种疾病流行。据当时的估计,该时间段内共有1/3世界人口死亡。中国的明清易代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前因,也可追溯至此。

按照帕克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在1635~1666年间,世界各地共发生大规模叛乱与革命49次,其中欧洲27次,美洲7次,亚洲和非洲15次(包括了李自成起义)。

而17世纪的欧洲则经历了自1400年以来的6个世纪里战争最密集的时期,其中有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发生于天主教国家联盟和新教国家联盟之间,席卷整个欧洲,其规模和烈度前所未有。

“三十年战争”主战场在德意志地区。战争期间该地区饱受摧残,人口锐减。战前人口1600~1700万,战后降至1000~1100万,人口损失500~600万,比例高达 25%~0% 。波罗的海南岸的波美拉尼亚(今分属德国和波兰)65%的人口被消灭,绝大多数是平民,全德国男性减少近半。在此之后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七年战争(1754~1763年,欧洲列强参战),普法战争(1870~1871年)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都不曾遭遇这样惨痛的人口灾难。

文章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作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发表的演讲记录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拟。感谢北外全球史研究院李雪涛教授的支持。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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