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年”文在寅

  ·  2018-03-16

文/文在寅   译/王萌

上小学时,我并不显眼,个子不高,身体瘦弱,性格内向,从来没引起过老师们的注意,也不记得课下与老师单独见过面。我们那地方穷(编按:文在寅1953年出生于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巨济郡的贫寒家庭),一个班有80多人,老师不可能一一给予特别的关注。

每到学期末或者学年末,老师就会发放成绩单,一直到五年级。老师用“秀、优、美、良、可”来打分,我的成绩单上“秀”很少,大部分是“优”或“美”,有时候还有“良”。用“甲、乙、丙”标注的行为发展能力测评也大抵如此。我对成绩不怎么上心,父母看了成绩单也没批评过我。

“旁门左道”是读书

那时上初中还是要考试的,所以上了六年级学校就放学很晚,几乎天天都有测验,还经常有模拟考试。就这样到了4月份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算是学习好的。

有一天,班主任找我谈话,夸我成绩非常好,告诉我如果去他家上课外辅导肯定能考上一流学校,让我回家把这话转达给大人。我才知道,班里学习好的同学从五年级下学期就开始上班主任老师的课外辅导了,学习到很晚才回家。课外辅导的学费对我家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负担的,我直接跟老师说家里没钱,我回去也根本没提这件事。

那时的我很单纯,什么也没想,就一门心思努力学习了。升学考试是全科目考试,也包括音乐、美术、体育。万幸的是,我最终考上了当时釜山地区最好的学校——庆南中学。我所在的小学能考上这个中学的学生没几个,父母也是打心眼里高兴。这可能是我出生后最让他们高兴的事了。父亲特意带我去国际市场的校服店,为我量身定做了一套校服,他总是喜欢找咸镜道(编按:位于朝鲜半岛东北部)的人开的店铺。老板知道我考上哪里之后,对我们表示了祝贺。父亲无比自豪的样子,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考初中这道坎儿过了,考高中就轻松多了。

庆南中学位于市内的富人区,学生也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第一天开学我就发现,很多人入学前便在校外辅导班学过英语了,不少已经能够流利地读英文书。学校走廊里贴着“Boys,be ambitious!”(大意为:小伙子们,要有雄心壮志!)之类的标语,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得花大力气才能读出来,弄明白意思。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心里比别人矮了一截,过去的小学里穷人家的孩子很多,而这里气氛完全不同。

玩的文化也完全不同,我的零花钱跟别的孩子比,是天壤之别,很难玩到一起去。第一次去同学家,看见人家的房子、院子,还有家具,惊得我目瞪口呆,对我来说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更要命的是,同学家里干活的人管他一口一个“少爷”地叫着,我就感觉没了底气,变得畏手畏脚。那时候很多有钱人家里有被称为“食母”的家政服务人员,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公平。

我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读书是我最幸福的时光。喜欢读书的习惯是受父亲熏陶,父亲出门做生意一走就是一个月,每次回来都一定会给我买小孩子读的图画书和儿童文学、伟人传记之类的书。这些教科书以外的书,读起来太有趣了!每一本我都要反复读上两三遍。体会到读书的乐趣后,我变得如饥似渴了。进了初中,才知道世界上居然有图书馆这样的地方!那里的书可真叫无穷无尽,碰到什么我就读什么,完全沉醉在书的海洋中。记得初二时有三个月左右,我每天都在图书馆待到闭馆,帮管理员整理好椅子才回家。

我读书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像《思想界》(译者注:20世纪50年代韩国在野人士出资创办的独立杂志,后来成为与李承晚、朴正熙政权对抗的政治势力的宣传阵地,在知识分子与学生中具有超高人气)这类具有启发意识的杂志,很早就接触到了,而情色小说也读得比较早。上初、高中时读书没什么系统的计划或者目标,就是胡乱读,读书让我了解了世界,体察了人生,培养了社会意识。

现在我还喜欢读书,或者说已不再是简单的喜欢了,简直是中了活字印刷物的毒。无论去哪里旅行都要随身携带书籍,每次行李都很沉重,休息的时候,手边没有书也会觉得心里空空的。

课外书看得太多,学习成绩自然就落下了。父母从来不曾唠叨过我的学习,也没干涉过我。这份自由没有被我用到功课上,而是用在了“旁门左道”。最后考大学时,我为自己的“不务正业”付出了代价。但是通过读书,我的内心世界得以成长,社会意识得以产生,我认为用这来补偿那些代价,足矣。

不羁之才终成器

我的社会意识的较早觉醒,得益于早期大量阅读的报纸,跟我饥渴读书的理由一样,我从很小就开始看父亲订阅或带回家的报纸。

我很好奇报纸上的内容,当时的报纸上还掺杂着许多汉字,最开始我只是挑没有汉字的连载小说之类看,后来就逐渐看掺有汉字的报道。读来读去,通过上下文就能猜出汉字的意思,学会了常用汉字。父亲当年是《东亚日报》(编按:创刊于1920年,与《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并称“韩国三大报纸”)的固定读者,这份报纸作为在野党代表性刊物名气很大。通过长期看这份报纸,我培养了对社会的批判意识。现在它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我为此感到惋惜。作为一名多年前的老读者,我真心希望它能够找回当年的风范。

进入高中后,脑子里想的事多了,对社会的反抗心理也产生了。我所在的庆南高中动辄就说自己是“汉江以南的第一高中”,有很强的自豪感。当年虽然也很重视高考,但跟今天不一样,基本是靠学生自觉学习,学生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只有学习一件事。我们搞社团活动,放假时就搞“出门不带钱”的旅行,有时候还去野营。高三时,很多学生都抽烟、喝酒,一般情况下学校就装不知道,我就是那会开始抽烟、喝酒的,又爱上了踢足球。学习是一天不如一天,朋友倒是交了不少。

高三暑假快结束的某一天,我跟同学们一起踢足球,比赛结束后,我们在学校后山抽烟喝酒、放声高歌,被值班的教导主任给抓住了,结果学校给了我们所有人停学处分。初、高中时我的外号是问题少年,一开始是由于我名字(译者注:“文在寅”三个字的发音在韩语里跟“问题人”相似),发生这些事后,我的真的成了“问题少年”。

那时候大学生不像今天这么多,上了高中就算很有知识的人了。今天,高中生在人们眼里还是个小孩,而当年社会上已经把我们当成年人看待了。

“四一九事件”(编按:又称“四一九革命”,指1960年三四月间由一场抗议总统选举舞弊的学运,演变成反对独裁统治的劳工和学生领导的起义,结果李承晚的“韩国第一共和国”被推翻)的传统还在,每当有重要的时局变化,高中生也一同参加游行示威。

我上高中二年级时,我们学校学生游行,反对“三选改宪”(译者注:1969年韩国总统朴正熙为谋求三选连任而修改宪法),还试图走出校门,警方动用刚进口的“胡椒雾车”堵门,学生走不出去,为此学校还停了很久的课。从那一年年初开始,我们还要参加校练(针对普通大中学生的军事教育训练)。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长期执政,把学校兵营化,更好地控制学生,很多人对此表示不满,校练考试时学生们故意集体交白卷。这些经历都很好地培养了我们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意识。

总之,那是一段既纯粹又美好的时光,庆南高中同期毕业的同学中,很多人都很有出息。政治圈的同学有蔚山市长朴孟雨,大国家党最高委员徐秉洙,前任议员朴钟雄、崔    国,瑞草区区长陈翼    ,等等;文化艺术界有建筑师承孝相,导演李润泽。相当多同学通过行政考试成为高官,在法律界工作的也不少(编按:文在寅本人就是法学院毕业,后来与卢武铉合作开办律师事务所,继而联手叱咤韩国政坛),还有在大学教书的,当过大学校长的。

不知不觉,我高中毕业已经40多年了。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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