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日寇踏破“文化”梦

  ·  2018-03-12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曾经的首都失去尊贵的政治地位,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地方城市。

北京过去数百年来的发展与繁荣,更多依赖于独一无二的“帝都”光环,中央政权旁落对其经济生活的重大打击,可谓立竿见影。不到半年,城中就“人口日减,商业日衰”,一片萧条冷落。

在急速转变的形势下,如何重新界定北平的身份?如何再现昔日的光彩?这是摆在“旧京”主政者们面前的新课题。

是“文化”还是“政治”?

“因北平为旧帝都且为政治中心,易予改组派以机会,想使造成文化中心,改革以前政治中心。”

因政权更替而决策迁都,故对北平衰落“负有直接责任”的南京新政府,并没有就此甩手不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官员都有所筹划,他们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北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1928年10月,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北洋政府时期他担任过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提出,将北平建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此言一出,得到北平市及河北省政府的积极响应,并随即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经过两年讨论酝酿,1930年12月,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张继、叶楚伧和李石曾及北方实力派人物张学良提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目标是将北平建设为“文化市”。1931年4月,该委员会名单公布,蒋介石亲自任会长,张学良、李石曾为总干事,阵容可谓鼎盛。

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设立,不仅意在从文化事业上繁荣北平经济,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当时北方政局并不安定,1930年初北平是阎锡山的地盘,由于阎、蒋矛盾日趋激化,北平成为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势力的活动中心。直至那一年9月,张学良的东北军占领北平,国民政府才恢复对北平的控制。

同年12月,李石曾以院长身份在国立北平研究院演讲。作为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他谈及设立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初衷:“因北平为旧帝都且为政治中心,易予改组派以机会,想使造成文化中心,改革以前政治中心。”显然,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国民政府在北平的管治权威,借“文化”来消弭故都潜在政治势力对南京中央的挑战。

1928年至1931年间,北平处在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折冲之中,市政府控制权更迭频繁,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工作,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

1931年4月,张学良的亲信胡若愚出任北平市长,表示将努力于文化事业,他推动成立了北平市市政设计委员会,配合文化委员会的工作。然而,胡氏在位仅3个月,7月份接替胡出任市长的周大文(也是张学良的下属),思路明显发生转变,他公开声称,“繁荣北平全仗文化不可靠,经济交通等均有莫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繁荣北平”方策的讨论和实践中,北平普通市民和知识分子表现颇为活跃,原因很可能是迁都之后共同面临“失落”的北平人,地方意识和地方认同日益突出。

比如薛笃弼“东方文化游览中心”之议公布后,很快就有市民向市政府提交了《建设北平意见书》,建议北平利用现有的优势资源,建设“国故之中心”“学术美术艺术之中心”“东方文化表现之中心”以及“观光游览之中心”等等。

1929年,北平市成立筹备自治委员会,负责地方自治事务,后又成立了各自治区公所。地方自治团体为基层精英表达自身诉求、维护利益,提供了制度性空间。1930年11月及1931年3月,北平地方自治团体两次草拟“繁荣北平”计划,主要包括“做成文化区”“做成贵工业区(即重工业区)”及“做成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区”三项内容。

在北平市民和地方精英对故都的新定位中,“文化”显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繁荣故都,别无办法”

北京向来不是一座民间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首都经济”一旦剥离,商业基础设施落后等软肋随即暴露。

尽管从官方到民间,将北平建设为“文化中心”或“文化区”呼声日高,但那一段时期北平及周边地区政局动荡,政府经费紧张,大多数设想和计划仍停留在纸面上。

1929年7月,《大公报》在社评中失望地表示:“方国都南迁之时,党国要人,纷纷以建设新北平为文化中心之说,昭告国人,今时阅一年,北平教育,有退无进,各校当局,左右支绌。”同年年底,北大教授刘半农也公开批评,自国都南迁一年半以来,“我们也时常听见要把北平改造为文化区域或文化都会一类的呼声。结果呢,将来亦许很有希望罢,截至现在为止,却不见有什么惊人的成绩”。

由蒋介石、张学良等政界领袖亲自牵头的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成立,曾经让国内舆论和北平各界颇为振奋,然而实际业绩却乏善可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繁荣北平”活动逐渐陷入沉寂。

虽然雷声大雨点小,可这毕竟打开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北平“文化中心”的新形象,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谙熟旧京风物的文史名家瞿兑之(他曾任北洋政府顾维钧内阁国务院秘书长)就说过,“北平为文化中心是(民国)十七年以后常听见的一句口头禅”。

刚刚在形式上初步统一全国的新政府,将北平“文化中心”或“文化区”工程,视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而此举有助于挽救迁都后北平萧条的市面,也符合地方精英的利益诉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北京向来不是一座民间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首都经济”一旦剥离,原来的特殊繁荣所长期掩盖的商业基础设施落后、物质条件薄弱等等软肋随即暴露。唯有数百年旧都留存下来历史和“文化”,算得上是一块有相当号召力的招牌。

1931年4月,《大公报》在社论中表示:“繁荣故都之政策,除着手以文化号召游客外,固亦别无办法。……一切社会的新设施,大率以招徕游客为目的,尤以外国游历客为最上之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北平“文化”最终就落实到帝都时期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古建筑、古物等上面。

问题在于,北平所拥有的这些“文化”物质遗存,并不仅仅属于北平,它同时也被视为中国国家精神的象征。附着在这些文物上的“国家性”,与北平作为地方城市的“地方性”之间,有着微妙的错位。尤其是北平直接面临着来自侵华日军的战争威胁时,这两者之间的纠缠和冲突,又使得“文化”掺杂了更为复杂的时局因素和政治内涵。

为保“国脉”不设防?

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日军悍然轰炸绝无军事功能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足以引为前车之鉴。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东北三省沦陷,平津两地乃至整个华北局势骤然紧张。如果日军继续南下进犯北平,城中众多珍贵的古建筑和古物,就有在炮火中化为灰烬,或遭敌人劫掠的危险。北平一些文化人开始筹划保护北平古迹和古物的办法。设于北平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对此自然尤为关注。

1932年8月,该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黄文弼提出,将北平设定为“文化区”,不驻兵,不作军事根据地。这一主张得到其他一些委员的赞同。9月21日,江翰、刘半农、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三十余人举行会议,决定向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永远撤除城中军备。由刘半农拟定意见书,并推举马衡为代表赴南京接洽。主事的五人中,马衡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委员,刘半农和徐炳昶均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江翰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朱启钤则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

刘半农拟定的意见书,在北平《世界日报》和上海《申报》上全文刊载,其大致内容是建议将北平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仿瑞士设为中立区之先例,来“灭除北平城里各种文化设备遭受炮火打击的可能”,因为在国际目光注视之下,敌人不会向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发动袭击。意见书中特别指出:

北平所有的文化品物,如孔庙所藏的石鼓,中央研究院所藏的殷简甲骨,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藏的大宗汉代木简,北京大学所藏大幅元代壁画,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四库全书,敦煌经卷,及其他善本书籍,天坛皇穹宇所藏历朝祭天礼乐器,都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推而至于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无上价值的珍品,真可当得国宝的称号。至于故宫和古物陈列所的建筑,以及所藏宝物,尤其是全世界各国博物院所仰望不到的。

在刘半农等人士看来,北平既为“文化品物”荟萃之地,古建筑是不可移动的,而可以移动的古物如果迁移他处,则北平的文化气氛必定会蒙受损失,“文化品物”事关“国家命脉”和“国民精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

其实早在1930年,北平一些政治势力就提出过“北平永不驻兵,不为军事设备”的主张。《大公报》上也有言论认为,华北防御重心应该移至保定张家口,北平不设军事机关,就不会成为对方炮火的目标。单纯从作战攻守的角度来看,这类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以保护“文化”为由要求政府从北平撤军,却理所当然招致了猛烈的批评。

舆论大多认为,所谓为保护“文化品物”而不惜牺牲国家主权的做法,体现的只是怯懦苟安的心理,瑞士全国为中立区,而中国不可能在境内单独划出北平这样一座城市作为中立区,而且北平即便不设防,也并不能保证能避免日军的侵略和占领。刚刚发生的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日军悍然轰炸绝无军事功能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足以引为前车之鉴。

北平文化界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身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傅斯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刘半农等人呈递北平中立“意见书”之举时,便说“此事初发起时,斯年即表示不赞成”,他曾私下劝告,没有产生作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俞平伯,则对“文化城”提议背后依赖外国人的心理痛加针砭,“为北平有了文化的缘故,自己就要赌咒永不驻兵”,“假如国难发生在英国,会不会把伦敦改为文化城,或者宣言永不驻兵?”

古物南迁 西人救市

北平城内外遍布帝京时代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对西方观光客极具吸引力,仅1930年一年,北平就接待了五批外国人游历团,每批多达数百人。

在各界一片争议声中,1933年2月7日凌晨,在临时戒严和军队押运的双重保护之下,装运第一批古物的火车,终于驶出北平城,拉开了日后广为人知的“国宝南迁”的序幕(北平古物南迁争议详情,见本期文章《“此地空余文化城”》)。

1934年11月《北平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曾感叹说,北平作为文化中心的资格,“其重要之点,不外古物与建筑。自古物南迁已,失去一半价值,则残留者仅此古代帝王之建筑耳”。但大量不可移动的古建筑巍然独存,对北平地方精英和普通市民来说,到底也是聊堪自慰的。时局稍稍安定之后,在南京中央的支持下,北平市政府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文化游览区建设计划,担纲的便是北平的古建筑。

如前所述,早在1931年以前,在“繁荣北平”的规划活动中,就有不少人提出发展旅游业的建议。北平城内外遍布帝京时代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对西方观光客极具吸引力,当时来北平的欧美游客络绎不绝,大多参加的是“游历团”。仅1930年一年,北平就接待了五批外国人游历团,每批多达数百人。

旅游业不仅为萧条的市面增添一些生气,带来了可观收入,同时有利于增进外国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对急需提高国际地位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但20世纪30年代前期,北平的旅游业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障碍。一是对外宣传力度不够,二是配套的现代服务设施落后,风景名胜点附近尤甚。1931年3月,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诺尔在一次演讲中,谈及中国及北平发展旅游业之前景,即专门提出此两点,希望引起政府重视。

“九·一八”事变爆发,华北形势日渐紧张,古物大规模南迁后,北平市面更见冷落,加上道路失修,垃圾遍地,古建筑亦“多呈窳败之状”,古城内外一片荒凉衰颓,可谓触目惊心。恰好那段时间欧美各国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来华的游客大量减少,一度有些起色的北平旅游业出现了严重衰退。

1933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以实际上承认日军占领东北和热河的屈辱条件,换得华北时局的暂时安定。6月,曾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袁良,受命出任北平市市长,他到岗伊始,即着手改变北平的现状。

宏图大计 功亏一篑

古物南迁后,北平市政府便将整理古建筑作为中心,配套以“现代都市之设备”,特别是道路交通的改善,尽量满足旅游业的需要。

1934年9月,北平市政府向南京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呈上市政建设计划,提出从事文化区之建设,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而当务之急为“河道沟渠之整理及游览区之创设”。

袁良主持的市政建设计划,由《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及《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三项组成。在南京中央政府支持下,第一项即游览区计划先期办理,目标仍然是招徕外国游客,增加旅游收入,以“宣扬我国文化”,增进国际了解,有利于国防建设。

古物南迁后,名胜古迹成为吸引西方游客的主要资源,北平市政府便将整理古建筑作为中心,配套以“现代都市之设备”,特别是道路交通的改善,尽量满足旅游业的需要。或许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游览区计划随后改称为“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所谓“文物”,这里指的主要就是古建筑。

1935年1月11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隶属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月16日,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成立,作为市政府辖下具体实施上述计划的部门,袁良亲自兼任处长,工务局局长谭炳训任负实际责任的副处长,其主要工作由修缮古建筑和修建道路两部分组成。

事务处聘请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是该社重要成员)为技术顾问,制定了第一期工程计划,自1935年5月起陆续开工。维修项目包括天坛、东南角楼、西直门箭楼、正阳门五牌楼、东西长安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安门、地安门、颐和园内桥梁、先农坛西墙、明长陵等。至1936年9月,这些项目大多都完工了。

上述古建筑许多都是帝京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是展示北平“故都”风貌的地标,也是西方游客观光的重要去处。例如天坛祈年殿,自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以来,就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反复出现在西方印制的版画、照片和地图上,被视为北京“最卓越和壮观的建筑”。旧都文物整理把天坛作为第一个开工的项目,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及附属的门、墙等均在修缮之列,整个项目贯穿了第一期工程工期的首末,足见其重视程度。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所修复的诸多景观,迎合了西方游客对北平和中国文化的想象,确实达到了推动旅游业发展的目的。北平城首屈一指的高档饭店——北京饭店又重新充满了活力,大堂里挤满了来自欧美的游客。到1937年,这家饭店的床位已经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仅当年春天的营业收入,就达100万美元之巨。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旧都文物整理计划”第二期工程开始实施之际,“七七抗战”爆发,北平陷于日寇之手,一切努力只能戛然而止。

来源:中国经营报

* 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阅想网立场。 * 转载请注明来源及网址,并署名作者。阅想网感谢您对独立网站的支持,以及对作者版权的尊重。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