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1937,南京的冬天

  ·  2018-03-12

本文节选自作者与美国学者傅高义联合主编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9月版),文字略有改动,标题为编者所拟。

1937年11月11日,历经三个月的淞沪会战迎来终局,顽强的中国军队在付出伤亡187200人(约为日军伤亡的4倍半)的惨重代价后,因战场情势极为不利,被迫撤出上海南市。上任仅仅数月的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300公里外的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侵略者肆虐的兵锋之下。

国都重地  守乎?弃乎?

“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

侵华日军攻占上海之际,其内部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军队已经非常疲劳,必须休整;一种认为,军队虽然疲劳,但仍应攻占南京。11月7日,日军编组华中方面军,由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规定以苏州、嘉兴连接线为“统制线”,在此以东作战。

但是,第二天,日军就兵分两路。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为主力,沿沪宁铁路线西进,一路以第十军和国崎支队为主力,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11月13日,日军一部沿长江而上,在常熟白茆口登陆,声势更盛。15日,第十军幕僚会议认为,中国军队已处于溃散状态,如果把握战机,断然实施追击,20天即可占领南京。华中方面军赞同这项意见,认为“现在敌军的抵抗,各阵地均极微弱”,如不继续进攻,“不仅错失战机,且令敌军恢复其士气,造成重整其军备的结果,恐难于彻底挫折其战斗意志”。

日军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11月13日,蒋介石决计迁都,长期抗战。其日记云:

“抗倭之最后地区与基本线乃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而抗倭之最大困难,乃在最后五分钟,此时应决心迁都于重庆,以实施长期抗战之计,且可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迫订城下之盟之妄念。”

但南京是战是守,国军方面意见不一,特别是高级将领中普遍反对“固守”。有人明确表示,不应在南京做没有“军略价值之牺牲”,而白崇禧将军主张改取游击战,刘斐将军主张只做象征性防守,适当抵抗之后主动撤退。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11月17日蒋日记云:“南京应固守乎?放弃乎?殊令人踌躇难决。”

不过,蒋介石及唐生智上将都认为,南京为首都所在,总理陵墓所在,不可不做重大牺牲。蒋并表示,愿自负死守之责。将领们觉得统帅不宜守城,时在病中的唐生智遂主动请缨。11月19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戌司令长官,刘兴中将为副司令官,负责守卫南京,时间为三个月至一年。不过,蒋介石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7日,他巡视南京城防工事,叹惜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这声叹惜,正是其内心矛盾的表现。

自“八一三”抗战爆发,淞沪会战全面打响后,国民政府军政高层主和之议一直未歇。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主和派应竭力制止之。”次日日记又云:“除牺牲到底外,再无其他出路。主和之见,乃书生误国之尤者,试思此时尚能议和乎?”及至淞沪战败,主和之议再盛。司法院院长居正原来坚决反对和议,力主逮捕宣扬“忍痛求和”的胡适,此时转而同意向日方求和,并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11月21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慨叹道:

“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

“抗战到底,硬撑到底!”

“敌以德大使所提调停办法,不能迫我屈服,乃已决绝乎!”

为了守卫南京,中国统帅部制订的《淞沪作战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京沪线方面,以最小之兵力,利用既设工事,节节抵抗,同时抽调兵力,以一部转入沪杭线,抵御向太湖南岸进军的日军,一部增强南京防御能力。该计划称,在后续援军到达时,将以皖南的广德为中心,与敌决战,在钱塘江附近歼灭日军。

当时,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一道国防线——吴福线(北起常熟福山,南到苏州吴县)。但是,这道被誉为中国“兴登堡防线”(编按:一战期间德国西线指挥官兴登堡为防御协约国军队而构建的一道大型防御工事)的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11月19日,日军占领苏州。俗话说“兵败如山倒”,吴福线不守,中国军队主力继续向锡澄线(无锡—江阴)及太湖西南的安吉(浙江)、宁国(安徽)等地溃退,蒋介石原来以为“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的锡澄线,同样没有发挥作用。

11月20日,蒋介石调集第二十三集团军川军刘湘部五个师、两个独立旅,由四川赶到皖南广德、浙西北的泗安、长兴一线。不过,川军作战能力很低,纪律很坏,“闻敌即走”,并未发挥多大作用。11月23日,蒋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局势也并无改变。25日,无锡失守。26日,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失陷。蒋介石得悉撤退秩序不良,日记中云:“竟不分步骤,全线尽撤,绝无纪律,痛心盍极!”29日,日军侵占宜兴。12月1日,江防要塞江阴失守。同一天,日方下达“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联合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皇命,分三路直逼南京。

蒋介石反对与日本议和,但不反对国际调停。11月3日,《九国公约》(编按: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试图调解中日军事冲突,顾维钧等代表中国政府参会。两天后,日军悍然登陆金山卫,上海中国守军腹背受敌之际,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即受日方委托,向蒋转达媾和条件。蒋介石认为,这些条件“仍以防共协定为主”,“乃严词拒绝之”。

11月24日,蒋介石曾经寄以希望的《九国公约》会议闭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性成果。12月2日,蒋介石为行“缓兵计”,再次会见陶德曼,表示愿以日方所提条件为谈判基础,但要求先停战后谈判。6日,蒋介石得悉南京的东南门户句容危急,决定离开南京,日记云:“敌以德大使所提调停办法,不能迫我屈服,乃已决绝乎!”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到庐山后,蒋介石即研究、制定全国总动员计划,准备在“全国被敌占领”的最坏情况下仍坚持奋斗。

当时的南京防御工事,分外围阵地与以城墙为主要依托的复廓阵地两种。12月5日,日军进攻外围阵地。8日,南京东郊的汤山失守,唐生智下令中国军队进入复廓阵地。9日,日军逼近南京城墙,两军在光华门、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门等处激战,光华门几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坚决拒绝。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总攻。

固守待援 无奈无望

“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

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消耗过大,战后,武器、弹药、粮食都严重缺乏,士气极端低落。蒋介石百方拼凑,南京守城兵力仅得12个师,约12万人,其中新补士兵约3万人,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下,本已不能再用防守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轻易失守,攸关国家体面;二是对苏联出兵援助有所期待。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1937年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允诺中国可不用现款购买苏联军火。9月1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预言,苏联终将加入对日战争。

自9月至12月上旬,中苏之间外交接触频繁,蒋介石与斯大林及伏罗希洛夫元帅等苏联高层之间也屡有电报往还,恳请其“当机立断,仗义兴师”,几乎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苏联与中国同受日本侵略威胁,因此支持中国抗战,但他们更担心德国入侵,日苏之间的矛盾又尚未激化到必须干戈相见的地步,自然不能在远东轻易有所动作。故直至12月5日以斯、伏二人名义回复的电文中,还是表示具体行动尚待时机成熟,令蒋介石内心感到,苏俄“出兵已绝望”。

12月6日,蒋致电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必可转危为安。”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大变”,仍指苏联出兵。12月11日,蒋指示困守危城的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之,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及守城将领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

蒋强调:“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不难看出,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仍然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这正是蒋介石那一刻的无奈心理。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攻南京城,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光华门等多处城门被突破,南京卫戌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队突围,渡江撤退。但是,由于情况极度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指挥失控,通往码头的挹江门外,“被踏死者堆积如山”。“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 ”

12月13日,南京失陷,日军旋即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置诸死地 绝境求生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激战之后,中国国都南京陷落,一时间,侵华日军骄横气焰达于极点,而中国政府、中国军队、蒋介石个人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怎么办?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动摇。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以为掩护。”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变为“主和至力”。故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

那时候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12月26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第二天,蒋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但蒋介石坚持拒和。

12月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及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次日,蒋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显然他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

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辱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最终拒绝了德国方面的斡旋,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

但中日两国敌强我弱,尤其是军事实力相差过于悬殊,是无法否认的残酷现实。自“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以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蒋介石及国军将领的最大问题是:战略、战术呆板,过于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只懂得阵地战、防御战,单纯和敌人硬碰硬,拼力量,拼消耗,而不懂得运用更多作战形式,以求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淞沪、南京之战中,又对国际力量共同制裁和苏联出兵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时组织战略撤退,导致中国军队空前巨大的损失。

战场上的失利让蒋介石及部分高级将领意识到,中国对日抗战是持久战,必须以空间换时间,必须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懂得运用运动战、游击战。1937年12月16日,即南京失守后的第三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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