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卫戌南京之经过

  ·  2018-03-06

本文作者:唐生智(1890—1970年)时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1949年8月在湖南通电起义,后任湖南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本文为其晚年撰写的回忆,原载《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版)。

一九三七年,上海战事开始时,我担任军委会(编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全面抗战期间中国最高领导机构,相当于“战时政府”)执行部主任,那时虽然身体不好,还是经常参加军事会议和调动军队的工作。

我在会议上对抗日战争的主张是:“抗日持久,一个人拼他两三个,拖死日本人,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要我守,我只好拼老命”

平时,我对蒋百里(编按: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教育家,著有《国防论》)及一些朋友也常谈起抗日的问题,并和蒋百里讨论过抗日的办法。他去重庆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还在冷水滩(编按:今属湖南永州市,邻近唐生智老家东安县)下车,在我家里住过两天。对于上海、南京战事的计划,我同他谈过,他提了些意见。

执行部起草计划后,由蒋(介石)核定:以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一带为第二线,江阴、镇江为第三线,南京、京杭公路(宁杭公路)为第四线。同时,“各线部队应该预先有准备,假如上海的部队打了一个时期要撤退时,则第一线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撤到浙江以西、皖南一带,整理补充,并在那里准备阵地。以后各线则陆续往后方调动,以作长期抗日、拖死日本人的准备”。

当时,执行部是按照我的意见构筑各线工事的。蒋介石对我的意见,口头上表示同意。结果,他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直接与各部队通电话下达命令,很快将各线的部队调走了。以致执行部修筑的工事和军事计划,都没有付诸实行。

我在军委会执行部时,蒋介石要我让德国顾问法根浩森上将多参加执行部的工作。我对蒋说:“法根浩森在日本当过武官,而德、意、日三国是一起的,这样搞恐怕不好吧?”蒋说:“法根浩森是个旧军官,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信任他。”但我始终对法根浩森抱着怀疑的态度。以后,他好像是从日本转道回国去了,还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德国某部队的总司令,听说是驻在挪威。

执行部拟定作战区域时,从海州(编按:今属江苏连云港)至舟山群岛为第三作战区,当时蒋介石内定我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七年我患重病,上海战事刚开始时,蒋有一次问我身体怎样。我说精神还是不好。他说第三战区的事要冯玉祥搞,实际的责任由顾墨三(编按:顾祝同字墨三,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去担负。我说:“好吧,我没意见。”他说:“关于军队调动有许多事,还是请你照料一下。”

以后,我有一次在军委会碰到冯玉祥,他正准备到无锡去。他对我说:“这个事不好办。”我说:“这个事是费劲的。”不久,蒋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代理。可是,凡属一些军政实权,实际上都是蒋介石亲自掌握,不是他所谓亲信的人,是没有实权的,只是挂名而已。

上海战事非常紧张时,部队接连失败。我在中山陵园蒋介石的办公室,时常看见蒋打电话到上海骂人。那时,如顾祝同、陈诚、薛岳、白崇禧、张治中等所有在上海守卫失利的人,都被骂过。蒋介石稍有不如意的事,总是爱发火,喜怒无常。

“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上海战事开始后不久,刘湘(编按:时为四川省主席,率军出川抗战,一九三八年一月因病在汉口去世)到南京,曾见过蒋介石等许多人,也来看过我,我也回看了他。刘问过我关于上海、南京战事的看法。

我说:“上海的战事是不能长久打下去的,只有拖住敌人一个时候,并利用这个时机,在后方休整部队和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工作。至于南京的问题,的确不大好办,守是要守的,就是没有完整的部队来守。不过,依我的看法,可以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率领几个师来守卫南京,以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以拖住敌人。”

刘说:“听蒋的,准备要你守南京。”我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要我守,我只好拼老命。”他说:“你看能守多久?”我说:“天晓得。”刘在临走时,对我说:“我这次所见到的人,只有你对我讲了真心话。”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时,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对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问:“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作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

第二天,蒋又找我去。他说:“我们出去看一看。”到了复廓一带,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他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我说:“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是陈诚的副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应(谁知陈诚的部队在上海撤退时,就一气退过了宣城、广德,而敌人也跟着到了宣城、广德,另一支直驱芜湖了)。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我自从“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守南京的任务。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蒋对我说:“孟潇兄(编按:唐生智字孟潇),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宋走了以后,好几个高级幕僚都围着我来谈话。我记得有一个陆军大学的老同学欧阳起莘(湘乡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个湖南骡子。”我说:“骡子也是人所需要的。”于是一笑而散。以后关于南京战役的经过,有些详细情节,我也记不清楚了。有许多参加南京战役的军、师长,大概他们总会写一些资料的。

“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处分”

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当时,局势也很紧迫,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民众工作和军队工作都没有基础。上海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不惜调动大量部队在上海拼,我是不赞成的。蒋曾说过:“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我对这句话很反感。事后回溯,他是希望德国出来缓和局面的。

十二月十日(编按:据考证应为十一日)中午,我接到顾祝同打来的电话,他转来蒋介石关于撤退的命令,要我渡江向津浦路撤退,军队相机突围。接到电话时是中午十二时,顾祝同对我说:“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我说:“前线如此紧急,被突破的地方很多,如何撤退?”顾说:“你今晚务必撤退过江。”我说:“有许多事情应该与各部队长交代清楚,才能撤退。不然,以后责任,由谁来负?”他说:“你留个参谋长交待一下就行了,今晚赶紧过江吧!”我说:“那不行,至迟也要到明晚才能撤退,我不能只顾一人的死活,不顾军队。”他说:“敌人已到六合,情况非常紧急。”我仍说:“今晚要我过江是不行的。”

于是,就在当晚研究撤退部署。次日一早(编按:据考证,准确时间应为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五时许),就召集总司令、军、师长开会,我先将蒋的命令宣读一遍,再将撤退部署每人发一张(用油印印好的)。对于各部队的撤退时间、先后、路线都有详细规定。除广东的两个军(邓龙光和叶肇部)按计划突围,宋希濂部遵照命令由浦口撤退以外,其他部队都没有按照命令实行。

我回到汉口,见到蒋介石,送了一份南京战役概要。我说:“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处分。”但以后,蒋也没有置议。我在这一段期间内,养了很久的病。

在汉口时,有一次汪精卫邀我去他家里吃饭,还有张发奎(编按:粤军将领,上海保卫战时任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守至最后才奉命撤离)在座。汪当时的调子很低,他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我说:“已经死了这许多人,这些人都是为了抗日而死的。我们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汪即说:“在上海、南京牺牲的人不少了。”我说:“但他们都是为不愿做亡国奴而牺牲的。中国是不会亡的,抗战一定要坚持到底。除了抗战到底以外,别无出路。”这样,话也谈不下去了,终于不欢而散。从这次谈话中,我更认识到汪的为人:有点小聪明,但骨头太软了,什么气节都不讲。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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