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谁说刘项不读书?

  ·  2018-03-09

章碣生于唐末,一生潦倒。作为诗人,他创造了变体诗,要求律诗八句,全部押韵,一时应者如潮。《全唐诗》收录了他二十六首诗,真正传世的只有一首《焚书坑》,咏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诗,尤其末两句,名动古今。古人引,今人也引。毛泽东一生曾三次抄写此诗,最著名的应是第一次。1945年7月初,重庆国民参政会派褚辅成、黄炎培、冷   、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其间,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在五四运动时期的贡献,傅斯年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随后向毛泽东求字。毛泽东便写了“唐人咏史一首”,即章碣《焚书坑》,“坑灰未冷山东乱”一句,“冷”字写成了“烬”字。此外还有一封短信:“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这个故事,意味深长。在“天下苦秦久矣”的语境之下,陈胜、吴广点燃了第一把火,随后火种传到项羽、刘邦手上,终成烈焰,把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烧成了灰烬。傅斯年自比前者,而以毛泽东为后者,一半是礼数,一半正契合了五四以来的历史走向。毛泽东更绝,那一句“刘项原来不读书”,不仅回应了傅斯年的赞词,还宣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阶级意志。

问题在于,刘项真不读书吗?

由此再来说章碣《焚书坑》。这首诗要表示的意思,一目了然,不过末句的措辞,有待商榷。严格来讲,把刘邦、项羽换作陈胜、吴广,逻辑更能自洽,后二人农民出身,的确不读书。只是说“陈吴原来不读书”,平仄则不合拍;而且就反秦的号召力与贡献而言,陈吴终究难比刘项。

事实上,刘邦与项羽,不是不读书,至多只能说不喜读书。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虽然“学书不成”“略知其意”,可见项羽还是读过一些书。

我们对项羽的印象,说好听一点,叫英雄,说难听一点,则是莽夫。《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第三卷)的作者鹤间和幸先生认为,项羽称霸于乱世,不仅凭借武力,还有一套政治构想与建国计划。秦始皇以帝王君临天下,项羽则以霸主制天下,秦亡之后,他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义帝,自封西楚霸王,将反秦有功的各路英雄分封为十八个诸侯王,如汉王刘邦、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等,这是封建制;至于基层,则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要言之,项羽所期待的新型国家,乃是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结合体——这一政治创意,为刘邦建汉之时,直接抄袭。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针对长达千年的封建与郡县之争,试图折中、兼容,取二者之所长,以郡县制为主体,封建制为补充,名曰“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项羽的思路,以及此后刘邦的思路,则以封建制为主体,郡县制为补充,这可叫“寓郡县之意于封建之中”。姑且不论其成败,能有这般创见,足以证明项羽绝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勇之夫。

再说刘邦。他的读书经历,《史记》并无记载。据说他病危之时,给儿子刘盈写了一封信,后世称之为《手敕太子文》。开头便道:“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这句话,从时间上讲,只怕经不起推敲:其立意,应指青年时期的读书态度;秦始皇焚书坑儒,发生在公元前213~212年,此时刘邦已经年过四十,属于中年,如果还能自喜,未免太不成器。好在这只是铺垫,重要的是后文:“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大意是,他当皇帝之后,才开始读书,以此反观过去,发现了自己的种种不足。后面还说:“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这封信的主题,可谓诫子,刘邦的言传身教,则让我们领略了他的读书观,与从不读书到读书的一生。

说罢项羽和刘邦的故事,可知“刘项原来不读书”云云,未必能够成立:项羽显然读过书;哪怕在“山东乱”的时候,刘邦不读书,后来还是浪子回头,转向诗书。这么说,不是要与章碣抬杠,而是提醒读者注意《焚书坑》所导向的两个误区:一,造反者往往不读书;二,读书人之于造反,往往都是负资产,正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为什么说是误区呢?关于第一点,如果统计所有的造反者,自然以不读书的人居多;要是只论像刘项这样的领袖,不妨参考唐元鹏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的调查,他选取了最著名的十二次农民起义,共计三十五位领袖,其中吏员九人,商人八人,军人四人,农民三人,(没落)贵族三人,地主二人,以此为样本,我们会发现,读书人,或者说读过书的人,其比例显然大于不读书的人,这些不读书的人中,还有朱元璋这一种,一面造反,一面读书,造反成功,诗书满腹,已经有资格删削《孟子》。

关于第二点,我们承认,纵观古今,造反者中,读书人所占比例并不大;读书人中,造反者亦非主流。不过,人数少,未必等于作用小,读书人之于造反,不是领袖,就是幕僚、军师,如项羽麾下的范增,刘邦麾下的萧何、张良。说到这些人,则可更进一步推论:造反能不能成功,一大因素,即取决于造反者怎么对待读书人。儒生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书,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治天下需要“文武并用”,其实打天下何尝不是如此呢。刘邦能用萧何、张良、郦食其等,项羽却不能用范增、陈平,以致范增走,陈平叛,正关乎各自成败。

说罢“刘项原来不读书”,再说“坑灰未冷山东乱”。秦始皇以为,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便可弱天下之民;以为焚烧诗书,坑杀读书人,异议便可禁绝;以为凭借这些强硬的手段,大秦帝国便可“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然而这不过是权力者一厢情愿的幻想。殊不知对暴政的反抗发自人的本性,与知识多寡的关系实在不大;何况,对知识的治理,禁止是最愚蠢的办法,恰恰呈现了权力者的恐惧与无能,同时证成了知识的力量。

章碣有一个朋友,叫罗隐,诗名更盛,他也写过一首《焚书坑》,讽刺秦始皇即“祖龙”的政策:

千载遗踪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

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

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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