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晚清五十年

  ·  2018-03-10

作者:姜鸣

大家都知道,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过去有一种通常的说法:英国人把他们最强大的近代化舰队开到中国东南沿海来,打败了清朝军队,所以中国人特别害怕洋鬼子的“坚船利炮”。

其实,英国人当时总共来了50艘舰船,还是分几次来的,先从珠江口攻打广州,再北上进攻宁波镇海。这些来华舰船里,并没有当年英国海军最强的一、二等军舰(拥有三四层甲板,侧舷有一百门炮),只有4艘三等舰(有八十门大炮),3艘五等舰,9艘六等舰,以及更多排水量三四百吨的小船。

早些年英国人跟法国人、西班牙人之间的海战,都派出由大量一等、二等战舰组成的舰队,可见他们认为,打中国“杀鸡焉用牛刀”,两类战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但就是这样一支二流的舰队,面对守卫沿海的清军时,作战能力却非常强,几乎所向披靡,将东南沿海许多炮台、水师都给摧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只有一个:

自明朝中叶以来的数百年间,中央王朝严格限制海上活动、忽视海权与海疆的保守国策,使得中国自身的海防力量十分脆弱,在西方海军强国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

“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跟“坚船利炮”的英国人谈判求和,力主硝烟而触发战端的林则徐作为“罪臣”流放新疆,黯然离开广州。

刚到广东时,林则徐对英国人“坚船利炮”的了解相当有限。他近距离观察过洋人的船舰,认为“夷船所事专在外海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调转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他相信,我们在海上打不过他们,如果引到岸上,外国人的身体跟中国人长得不一样,硬绷绷的,摔倒了一下子起不来,陆战我们肯定能反败为胜。

战事展开后,血的教训使他看到,“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意思是说,船炮这样的东西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但为长远着想,要开始做准备了。流放途中他又讲过,“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时,直抵天津大沽口的英法联军舰队中,已经出现了风帆舰和蒸汽船混合编组,采用蒸汽动力、排水量达几百吨的新式战舰出现。英法舰队是沿着大西洋南下,绕过非洲大陆南端,航行了三个多月,才跑到中国来。装备大大落伍的清朝守军,更加无法抵挡。

眼看屡战屡败,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较有见识和实权的督抚大员们,不得不考虑怎么“师夷长技以制夷”了。中国近代海军由此蹒跚起步。

我自己开始研究中国海军史时,基础工作就是编写《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991年在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内部发行。1994年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三联书店以《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之名公开出版。经过大幅增补修订,加上我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日前又出了新版,定名《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在这本编年史里,我尝试展示横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一共51年里,近代中国海军的漫长建设过程,梳理诸多当事人面对西方冲击,从观念争论到艰难破局,再到反复遭遇挫败的曲折历程。

简单来说,这半个世纪里,中国近代海军从起步到发展,可以分为大约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草创期(1860~1874年),创办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马尾船厂,造出最初的国产军舰,兴办船政学堂;第二阶段是南北布局期(1874~1885年);第三阶段是海军成军期(1885~1895年),这个阶段特别重要,清廷成立了海军衙门,统筹全国海军事务,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然后是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覆灭;最后一个阶段到辛亥革命为止(1895~1911年),在此期间,清政府曾试图重建海军。

师夷长技难“制夷”

琅威理离开后,北洋海军训练明显松懈,甲午战争爆发,黄海战事不利,清政府又想起这位勤勉的英国军人,意识到当初把他赶走实在失算。

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起初是要防御强势东来的西方列强,而海军建设又带动了整个国家现代化,推进了各个相关领域的变革和发展。在工业上,继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之后,又开办了天津机器局。为了给军舰提供燃料,还在唐山建设煤矿。在教育上,先后创办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并委派留学生赴英、法等国的院校,学习驾驶和造船。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军的现代化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化最早的尝试。

工业和教育上的新变化,带来了海军装备的提升。数量可观的进口军舰和火炮,让晚清中国军备逐渐呈现新的气象。同时陆续建设海军基地,如天津大沽口军港,保卫军港的炮台,以及大沽船坞。此外又大规模在威海卫、旅顺口建立海军基地,并筹划在胶州湾(青岛)建立基地。海军编制上也有新的变化,要建立北洋海军、南洋海军、闽粤海军等“三洋海军”。当时对海军建制是“三洋”还是“两洋”发展战略,反复进行辩论,并建立了统管全国的海军衙门。

中国近代海军草创时期的管理体系,主要模仿英国海军。比如重新设计海军官兵薪酬,与绿营及旧式水师都不一样。海军是当时的高技术兵种,军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不能没有学历,在此之前,一般当兵难得有文化和技术上的高要求。而海军军官服役前要进水师学堂读书,优秀者还会送到国外留学,学习真正现代化的驾驶技术、轮机技术和海战战术,这就带动了新式军事教育发展,以及对基层士兵的训练。

在此过程中,清廷聘请的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赫德等积极介入,帮忙购买英国军舰,又招募欧洲各国的职业军人。这些外籍顾问,有些跟中国近代海军发生了非常深厚的关系。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两次(1882年和1886年)出任北洋海军的总查,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他治军严格,办事勤快,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北洋海军官佐所敬畏,但也因此造成彼此的矛盾摩擦。一些北洋海军军官(尽管他们中不少人留学英国,但对英国军官并不买账)设计把他赶走了。

琅威理的离开,从维护主权的角度说,可以理解为中国海军不需要外国顾问指手划脚。但他走之后,北洋海军训练明显松懈,甲午战争爆发,黄海战事不利,清政府又想起这位勤勉的英国军人,意识到当初把他赶走实在失算。

还有一位英国人罗哲士,是英国海军向清廷推荐教授鱼雷艇技术的军官,他工作很尽职。因为琅威理被迫离开北洋海军,英国人撤回其他官派顾问,所以罗哲士也走了。甲午战争爆发时,他担任英国军舰舰长,丰岛海战后,罗哲士指挥英舰舰员冒着危险营救18位中方落水者,可见他对中国海军仍然很有感情。因此事后清廷非常感谢他。

放弃海权的海军

甲午战争很大程度上像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只有北洋舰队单打独斗,而日本则集全国海军之力前来黄海决战,胜负天平向谁倾斜可想而知。

我们经常讲世界近代史上的大国崛起,说的是十六到十九世纪之间,凭借着强大的海军掌握制海权,欧洲几个国家相继崛起,首先是“海上马车夫”荷兰,然后是拥有“无敌舰队”的西班牙,最后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十八、十九世纪时英国人称霸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

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既是工业文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也是海军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十九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强国海军还是传统的风帆舰队,到了十九世纪末已经变成铁甲舰队了,海军技术装备的飞速进步,带动了海权战略的变化,也带动了整个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各国海防力量建设的观念新变化。

所谓海权,最直接体现在一国的海军力量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占据的殖民地,包括非洲大片土地,东方的印度,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它靠什么控制幅员如此广袤的殖民地?就是靠海军。1882年,英国海军的规模世界上最大,军舰总吨位达67.6万吨,而法国是52万吨,德国30万吨,俄国16万吨,意大利14万吨。

那个时候,中国近代海军严格来说尚未真正成军。正如前文所说,1860年,曾国藩等奏议“师夷智造船炮为永久之利”,1865年前后,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相继筹建,开始制造国产军舰,1876年起进口外国军舰,到1882年中国海军还谈不上有多强战斗力。

一国海军力量强大与否,舰船吨位只是指标之一,上至整个国家的海权意识和海军战略,下至前线海军官兵的战斗意志,都是重要因素。

在1884年中法战争的马江海战中,福州船政局所有军舰都龟缩在狭小的马尾港内,与来犯的法国军舰对峙,死活要等别人开第一炮。当时负责江浙防卫的南洋舰队派出五艘军舰前来增援,一直贴着海岸线往南走,可一听说法国军舰来了,就争相往港口里逃。他们的海防观念大概还停留在四十多年前鸦片战争的年代。决策指挥层从作战战略上放弃制海权,前线舰船将官怕打仗,不敢主动出击,以至于马江惨败,福建水师全军尽没。

到了1894年,英国海军舰船总吨位达116万吨,中国海军为8万吨,其中北洋海军约4.2万吨左右。而日本海军总吨位5.6万吨。仅从全部海上力量说,大船小船加起来,中国海军规模上是超过日本海军的。关键问题在于,甲午战争很大程度上像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只有北洋舰队单打独斗,其他地区舰队因门户之见、派系之争,只是作壁上观,而日本则集全国海军之力前来黄海决战,胜负天平向谁倾斜可想而知。最后的结局又是残存的北洋舰队躲在威海军港内,被日军海陆包抄,不战而降。

与晚清中国极度保守的海防战略相比,日本的战略是“进占大陆、脱亚入欧”,故尤其致力于海军军力扩张。日俄战争(1904~1905年)之后,英国海军舰船总吨位增加到193万吨,新崛起的美国海军77万吨,法国65万吨,德国61万吨,而一举击败俄国两大舰队的日本,海军舰船总吨位飙升至42万吨。

近代首批赴英海军留学生:

林永升,曾任北洋舰队经远号管带,在甲午海战中阵亡。

叶祖,甲午海战中他任管带的靖远号一度作为旗舰指挥作战,后来他于1904年奉旨首次统一整编清朝南北海军。

严宗光,即近代著名翻译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严复。

萨镇冰,先后担任过清朝的海军统制(总司令)、民国海军总长等重要军职。

“部库空虚,海疆无事”?

清廷前后投入3500万两白银装备海军,是洋务运动中最大的一笔国家投资,到1888年海军实力达到高峰。但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里,海军的发展却停滞下来了。

晚清近代海军的创建,最初是迫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不能不想方设法保卫国防特别是海防。但海军成军之时,到底要为它设定什么样的战略呢?换言之,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建设海军,你的假想敌是谁?这是近代海军建设必须想清楚的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中国海军的假想敌是英国海军吗?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海军是世界超强,舰船总吨位从1882年的60多万吨,到20世纪初的接近200万吨,清廷既无财力也无能力与之全面抗衡。那是法国海军吗?中法马江海战,福建水师耻辱性失败,确实是清廷朝野心头之痛。但从晚清海军成军前后的现实情势出发,他们从来没有把英国、法国乃至俄国海军当成自己的假想敌——真正的假想敌,是日本海军。

早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发生“海防塞防之争”时,李鸿章就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那时候日本正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国力逐渐上升,显露出对外扩张的态势。为了防御日本侵略,李鸿章声称必须组建北洋海军,“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他上奏朝廷的报告中,从来不提英国人、法国人造了什么军舰,而总是强调日本人又在英国买了多少军舰,很危险,因此我们也要买。反过来说,日本海军也同样把中国海军作为第一假想敌。

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后晋升为大将)写过《清国征讨方略》,提出“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此国是实应继续执行”。还说为了维护日本的独立,伸张国威,必须进攻中国,使之分裂成数个小国,中国虽然是大国,却正在衰败,他们志在再兴,但实现再兴尚需20年,日本要在其仍处于幼芽状态时予以击溃。

可见,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积极建设海军之初,都将对方设定为战略假想敌,借此不断刺激本国当政者,加大军事投入,加强作战准备。

清廷前后投入3500万两白银装备海军,是洋务运动中最大的一笔国家投资,到1888年海军实力达到高峰。北洋海军成军后,清廷感觉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又没有真正打仗,就有点投不动了。当时的官方说法是:“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要之势。”接着管理国家财政的户部就说,“部库空虚,海疆无事,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所有省下来的钱,都交给户部统筹。于是1891年规定,包括军舰在内的各种海外购置军事装备,停止进口两年。

自1886年起,中国海军先后三次出访日本(1886年、1891年、1892年),这三次出访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向日方展示海军实力。1886年,刚好是李鸿章主持向德国订购的两艘铁甲主力舰定远号、镇远号归国服役之时,它们驶抵日本,引起日本军方非常大的震动。期间还因为北洋海军水手纪律不佳,登岸活动时跟日本警察发生冲突,酿成“长崎事件”。

北洋海军这三次访日,固然对日本起到一定威慑作用,但也给日本海军找到了加快发展的重要理由,日本国内大肆渲染中国海军的强大,号召发动全民捐款,筹集特别经费投资海军。

而反观中国国内,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居然挪用数以千万两白银计的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以备“颐养天年”,导致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里,海军的发展停滞下来了。到了决定中日两国国运转折的甲午年(1894年),慈禧还忙着花钱操办盛典,准备庆祝六十大寿呢。

作者为中国海军史专家,现任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等作品,最新编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一书(三联书店2017年7月出版)。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作者日前在北京三联书店举办的“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上的演讲记录选编而成,内容经作者审阅。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来源:中国经营报2017年10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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