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卷“龙旗”:晚清海军的三起三落

  ·  2018-03-08

一百二十三年前的九月初秋,历经三十余载苦心营建的清朝北洋海军在甲午一役中惨败,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作者:马大正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王朝决定重建在甲午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的北洋海军。

当时,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率先提出了重整北洋海防之议。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建议:“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

清廷采纳了这些意见,本着“逐渐经营,不求速效……北洋海防分别整顿布置,冀渐扩充”的精神,在陆军部设立海军处,统管具体的重建工作。

惨淡重建十六载

自1895年到1911年的16年间,马尾造船厂仅造舰艇五艘,江南造船厂也只造了四艘小炮艇,其他造船厂则勉强造些小吨位的舰艇和拖船。

清王朝重建海军的困难,主要是经费不足和造船工业停滞瘫痪。甲午战争失败后,《马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2.3亿两白银,包括所谓“赎辽费”——即在俄法德三国干预下,日本放弃割让辽东半岛的要求,但额外索要3000万两“赎银”。签约当年(1895年),就要支付8000万两,而那时候清王朝的岁收入还不到9000万两。

为此,清王朝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据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共向列强借款4.51亿两白银,约为全国年财政收入的5.5倍。这些借款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且利率高、折扣大,致使清王朝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重建海军。

从造船工业的情况来看,经过中法战争(1883~1885年)和中日甲午战争,国内的几个大型造船厂,如江南造船厂(上海)、马尾造船厂(福州)、太沽造船厂(天津)等,都受到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恢复。自1895年到1911年的16年间,马尾造船厂仅造舰艇五艘,江南造船厂也只造了四艘小炮艇,其他造船厂则勉强造些小吨位的舰艇和拖船。

全面重建短期内无望,清廷只好把极为有限的资源,重点放在向外国购买军舰、选派人才出国留学、整编现有舰队、修复沿海炮台和兵工厂等几项工作上。

1898年,清廷向德国购买了“海容”“海筹”“海琛”三艘排水量均为2950吨的巡洋舰,还有“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艘鱼雷艇及一艘“飞霆”号驱逐舰。又向英国购买了“海天”“海圻”两艘排水量各为4300吨的巡洋舰。加上原有船只,至1899年,重装后的北洋舰队共有巡洋舰五艘,驱逐舰两艘,鱼雷艇八艘,练船两艘。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在战事中,英、法、德、日军队抢去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艇,海军重建计划受挫而冷落了下来。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亡,小皇帝宣统继位,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亲自兼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重提“振兴海军”。第二年7月,清廷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着派郡王衔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当年拨开办经费700万两白银,以后每年拨经费500万两。载洵、萨镇冰赴欧洲考察,一口气购买了九艘舰艇。1910年7月,两人又到美国考察海军,购买了三艘舰艇。这样,加上国内原有或自造的舰艇,清朝海军此时共有军舰40多艘,排水量合计达3万余吨。

清廷借机对海军进行整编,将南北洋收归统一,编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由中央集中指挥。巡洋舰队负责海防,长江舰队负责江防。1910年12月,清廷“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部,设海军大臣一员,副大臣一员”。任命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萨镇冰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统制,后者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任海军总司令。其“司令部”设在上海城南的高昌庙,即江南造船厂所在地。

除了清廷中央直辖的两支舰队外,当时还有一些省属舰队,如苏浙舰队、福建舰队。其他如奉天(今辽宁)、山东、广西、湖北、安徽等省,也有大小不等的缉私兵船。合计起来,全国共有舰艇、兵船135艘,总排水量5万多吨。

“厚海军以威海外”

康有为甚至信心满满地说:“中国地大物博,若水陆并练,则饮马南洋,秣兵欧土而有余,何日本之有?”

甲午战败后清廷重建海军的尝试,与维新派的大力鼓动也有相当的关系。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到北京,正在京城赶考的康有为等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人,于5月2日联名向都察院发动“公车上书”。他们提出的救亡主张中,即有“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语。

在戊戌变法运动酝酿和发展过程中,维新派人士多次上书,表达了“厚海军、修武备、雪国耻、保疆圉(意为边境)”的国防意识。他们认为,在列国并立的世界上,军队是国家的防卫力量是国家能够生存的必要条件。喜欢引经据典的康有为就说过:“夫治国之道固多,而足兵为最急切之务,此固万国之同轨,尤中国之圣诫也。”

康有为指出,战国时期魏、齐、楚、秦等国能够强盛,都因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无日不训……国乃可立”。又说,西方列强尤其是德、英等国,都十分重视“选兵”“练兵”,日夕讲求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所以它们“能雄视海内”,争霸世界,而“日本步武其后,遂来侮我”。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说,甲午战事中朝廷需要征调军队驰援前线,“各省驱乞丐应之,其至奉天,持枪寒栗”,军队所用的枪“皆锈旧朽败,事急购于外国,则得人废弃之枪,不坚不轻,不远不速,即能准何益,增败而已”。这样的军队和武器,如何能在反侵略战争中获胜?

“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清廷高层意识到,向外国购买军舰组建海军并非“正途”。曾国藩提出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得到采纳,左宗棠也认为“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

话说甲午战争之前,清朝海军的实力一度位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英、俄、德等强国(也有说法是按舰艇总吨位算,列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或第九)。在一般人印象中懦弱无能的晚清朝廷,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中国近代海军的筹建,经历了非常坎坷的过程。1861年(咸丰十一年),根据当时英籍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以白银80万两,委托正在英国休假的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方购买中小兵船七艘,准备用来攻打太平军,最后这笔军购花了107万两白银。

1863年(同治二年)9月,这支舰队自英国驶抵上海,两江总督曾国藩推荐湘军水师提督蔡国祥负责统带,可李泰国已私自与英国老乡阿思本签约,委任后者为舰队“总统官”。按照规定,该舰队只接受中国皇帝的谕旨行动,但须由李泰国传达,如李认为不妥的命令,可拒绝执行,这样一来,等于把舰队变成了“中英联合舰队”。

由于英方图谋控制这支新的舰队,湘淮两军之间也为此发生争夺,清廷决定将所购兵船退回英国散卖。经过一番风波,清廷高层意识到,向外国购买军舰组建海军并非“正途”。曾国藩提出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得到采纳,左宗棠也认为“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

1865年,以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在上海办起江南制造总局,下设江南造船厂,这是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端,但主要生产民用轮船。第二年6月,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福州闽江口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专造兵船的马尾船政局,成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此后成立的天津机器局和广州机器局,也制造过兵船。到1876年,上述船厂共造兵船三十七艘,最大一艘达500马力。

洋务派所创办的这些船厂,名曰“自造”,实际上所用原材料、机器均来自国外,加上技术水平有限,所造船只不仅成本上超过买船费用若干倍,且质量极差,“皆不堪为重洋角逐战阵之用”。但是,中国近代造船业的起步发展,毕竟为新式海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874年(同治十三年)夏天,日本借故出兵侵扰台湾,造成东南沿海局面一度紧张,清廷大为震惊,深感“海疆备虚”的严重威胁。同年10月,总理衙门上书同治皇帝,建议必须筹办海防。11月5日,慈禧即谕令李鸿章(时已调任直隶总督)、沈葆桢(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等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15人详议,限一月内复奏,而东南各省督抚几乎都力主加强海防。

与此同时,西北塞防的形势也十分严峻。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军平定陕西回汉冲突,从内地到新疆的通道已打开,而英、俄以及阿古柏分裂势力对新疆的侵扰危害甚烈,急需解决。无论是加强东南海防,还是向新疆进军,都需要筹集巨额经费,饱经内忧外患的清廷,财政状况却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如左宗棠麾下的西征军,每年需军饷800多万两白银,实际到位不满500万两,各省积欠协饷多达3000万两,西征军虽然战绩彪炳,一年之内连一个月的满饷都发不下来。而建立新式海军,向外国定购铁甲船,按规划更需要4000万两白银。

于是,晚清史上有名的“海防、塞防之争”,便以“筹饷”为导火线在疆臣之间激烈展开,并前后延续了足足十年(1874~1884年)。

十年生聚   “四洋海军”

晚清新式海军实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洋海军”,一共拥有舰船七十二艘,其中三十九艘购自国外,其余是自造。

清廷高层的争论归争论,筹建新式海军的步伐很快迈出。1874年11月,东南各省督抚应总理衙门之命,就建立海军的体制、兵船、武装设备、人才培养、军饷来源等议题展开讨论,献计献策。1875年(光绪元年)5月,总理衙门决策:

“南北洋地面过宽,必须分段督办,着派李鸿章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

随后又根据沈葆桢的意见,决定以十年为期建成北洋、南洋、粤洋三大海军。因财力有限,“拟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经费向粤海关、江海关和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六省厘金关税中拨出,每年400万两。

为了保证重点,此项经费曾先统归北洋支配两年,从1877年7月起南北洋各得其半。自此以后,筹办海军的活动进入高潮。经过十年经营,到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三洋海军已初具规模。只是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并没有组成统一的粤洋海军,故晚清新式海军实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洋海军”,一共拥有舰船七十二艘,其中三十九艘购自国外,其余是自造。

在新式海军筹建过程中,清廷对培养海军人才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从1866年到1895年,先后开办水师学堂近十所。沈葆桢主持的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天津、南京、广州、威海等地,也都纷纷效法办学,并选派优秀学生留学英、法,学习军舰驾驶、作战技术和舰船制造。至甲午战争前,先后派出三届学生出洋,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主,共计81人,有26人学成归国。

除此之外,清海军还高薪聘请了一批外国教员。这些洋教员良莠不齐,既有伺机为其本国效力以控制中国海军者,也有纯粹是雇员关系的高级技师。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的原则下,他们为海军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

“四洋海军”的建制互不统属:广东海军归两广总督节制,福建海军由闽浙总督和福建船政大臣管理,南洋海军掌握在湘系集团手中,北洋海军则为淮系首领李鸿章所控制。由于各派系矛盾很深,甚至形同敌国,一有战事,均企图保存实力,互不支援配合。结果1884年8月中法马江海战,福建海军惨败,马尾船厂被毁,南洋海军也大受损失,惟北洋海军独善其身。

为了改变这种指挥涣散的局面,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10月成立海军衙门,任命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    为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大臣,庆亲王奕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和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

从此,清朝海军的筹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模范“北洋”   一战现形

尽管在王朝覆亡前的最后十余年间,清廷第三次筹建海军的努力收到一些效果,保留了若干家底,并恢复到一定规模,但战力跟甲午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醇亲王奕    为人平庸,对洋务及海军事务茫然无知,平时根本不过问具体业务,其他会办、帮办手中无实权,海军衙门的大权完全掌握在李鸿章手中。他把北洋海军当做私产,大加经营,使海军中的淮系势力迅速膨胀起来。

如他以海军衙门成立时,慈禧命令“先办北洋一支,著有成效,他省量度经费再行仿照举办”、“着李鸿章专司其事”等为由,把扩建海军的有限经费绝大部分用于北洋海军购置舰船、武器,修建旅顺、大连、威海卫军港和刘公岛、青岛炮台,以及这些地方的水师学堂、海军医院等。

到了1888年,李鸿章把北洋海军扩充为拥有舰船25艘的北洋舰队,任命淮系将领丁汝昌为提督,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副将兼海军总教习。同时,又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一时间“北洋”成为清廷的掌上明珠,也是洋务运动的模范标兵。

总而言之,清廷费时30余年,耗资2000余万两白银的近代海军,到甲午战争前已基本建成。“四洋海军”共计有大小军舰七十八艘(不包括武装运输船),鱼雷艇二十四只,合计总排水量8万余吨,舰上火炮600余门,鱼雷发射管近70具。

遗憾的是,晚清的近代海军虽已成军,且表面上看起来实力不俗,但因创办和指挥海军的大权,仍操纵在缺乏真正近代海权意识和战略视野的传统官僚手中,又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心怀贰志的洋员,其抵御外侮、保卫海防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1894年9月17日,中日主力舰队黄海大战,虽有邓世昌、林永升等舰上将官及众多水兵浴血奋战,以死报国,仍然无法扭转败局,只留下令后人扼腕兴叹的一幕幕悲壮场景。

受此重创,清朝新式海军元气大伤。尽管在王朝覆亡前的最后十余年间,清廷第三次筹建海军(“同治中兴”与洋务运动期间为第一次,中法马尾海战之后为第二次)的努力收到一些效果,保留了若干家底,并恢复到一定规模,但战力跟甲午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晚清末年朝廷政治上的日益腐败,经济上的严重拮据,更加剧了海军装备落后、管理混乱、教育训练差的致命弱点。

这支朝野曾寄予厚望的昔日海上精锐之师,历经三起三落,再没有多少能力担当起守护万里海疆的如山重任了。

本文作者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中国边疆经略史》《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等学术专著多种。

福州马尾港昭忠祠旧址,1885年奉旨修建,以祭奠中法马江海战之阵亡将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专为纪念海军战殁人员的国家祭祀场所。1920年重修时报请北洋政府海军部,将中日甲午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海军英烈牌位移入昭忠祠合祀。现址1984年由国家拨款重建,设为马江海战纪念馆。

来源:中国经营报2017年09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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