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一个台湾人的抗日之路

  ·  2018-02-27

(上)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凌晨,在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任内遭逮捕的台籍人士李友邦,躺在担架上,从台北三军总医院抬了出来,被押赴刑场。

黎明曙光尚未来临的黑暗中,子弹穿过他的心脏。次日,执行死刑的布告张贴在台北车站。但是没有人知道,身居高位的他缘何死于非命,谜团继续在白色恐怖的五十年代上空飘浮。

即使数十年后的今天,诸多历史事件真相渐渐呈露,但李友邦的死因,依旧扑朔迷离。

台北市中山堂对面的“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

被岁月遗忘的“叛乱犯”

近五十载春秋的激荡风云,一页页地在李友邦的生命历程中显影,没有一个台籍的政治人物这么深地卷入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台湾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之中。

为什么枪决李友邦?公开的名义是“李友邦叛乱案”,但没有同案的共犯或是牵连的手下。当时及事后,大部分人不相信这一“叛乱案”能够成立,因为李友邦是当年台籍人士中少见的拥有中将军阶的黄埔二期毕业生——一九四九年前后,有多少黄埔一期、二期来台高级将领,与他是交往密切的同学?比如时任台湾“国防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的陆军二级上将袁守谦,就是其中之一。

李友邦若真的是因叛乱失败而“伏法”,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幸免?

除了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外,李友邦身兼《台湾新生报》董事长、“中国旅行社”董事长及台湾电影公司董事长等多项职务。他并非争权夺利之人,1948年底陈诚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时,几度找人请李友邦当“主委”,并保证“你做事,我负责”,李才答应接过“副主委”一职,“主委”仍由陈诚兼任。堂堂“副主委”带头“叛乱”,谁敢相信?

对于李友邦的真实死因,有各种揣测和解释,最普遍的说法是:由于受蒋介石之命入台主持政务的陈诚势力正在发展,而李友邦具有台籍身份,与台湾本地的抗日志士及政界、文化界相熟,声望甚高,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然而又有传言称:陈诚曾为了李友邦叛乱案一事向蒋介石说情,反被痛骂了一顿,陈诚也毫无办法。

还有一种说法:李友邦从黄埔军校时期起就倾向国民党内左派, 即认同以廖仲恺为主的“扶助农工”路线,他的“左倾”色彩加上在台广泛人脉关系,将形成对蒋氏政权的威胁,这才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受到妻子严秀峰“通匪”案的牵连。严秀峰以“匪谍”罪嫌比李友邦早一年被逮捕,据说蒋介石认为:丈夫加入地下党活动,妻子可能不知情,但妻子加入地下党而丈夫不知情者, 是不可能的!

然而,事实何在,仍如一团迷雾。

甚至连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也有两说,即“死一次”和“死两次”。所谓“死一次”,指李友邦被逮捕时身患高血压,不耐刑求与侦讯,病情恶化,陷入昏迷,负责侦讯的宪兵司令部与保安司令部请示上级后,干脆执行“立即枪决”。至于“死两次”,则是指李友邦在刑讯过程中已死去,“执行枪决”云云,只是形式上对外界及家属作个交代,其证据是他遭“枪决”后身体上缠着许多绷带。

近五十载春秋的激荡风云,一页页地在李友邦的生命历程中显影,没有一个台籍的政治人物这么深地卷入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台湾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之中。

然而,他的名字,已被岁月尘封,已被人们遗忘。

袭击日警的热血青年

一九二四年,李友邦又联手后来的台共创始人林木顺、林添进再次夜袭派出所,由于行动太大胆,与警察发生正面冲突,双方互有受伤。事件曝光,轰动全台湾。

台北县芦洲在日据时期名为“和尚洲”,现列为三级古迹的“芦洲李宅”,即是李友邦的出生地。那时候,李家已是素孚众望的地方名门。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一九○六年四月十日生。七岁入小学后,他经历了几乎每个身处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孩子必然体验过的心路历程:因教育上受歧视而反日。

有一天,他与日本孩童戏谑吵嘴,被对方骂为“清国奴”,他大怒道:“如果这时是在中国,你跟我就不是这样!”这时一个日籍教师恰好从旁边经过,立刻走过来,不由分说朝李友邦脸颊上掴了个大巴掌,喝令道:“住嘴,以后不许再这样说!”

这个巴掌的奇耻大辱,自此永远烙印在李友邦的心上,直至近四十岁时,他还在《台湾革命运动》一书中提及这段童年记忆。日台儿童之间的争执,其实只是延续成人世界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抗的关系,虽然幼稚却更为直接。成年的台湾人眷念唐山(祖国大陆),日人却要强行将台湾殖民化,禁止提及唐山。殖民者的禁忌与压制,阻止不了台湾民众珍藏家国深情,在家人族人之间时时流露表达,孩子们耳濡目染,自然萌生信念。
“这是我所以终身从事台湾革命事业的一个细因,今日回忆,往事历历,犹在目前……”李友邦如是写道。

十四岁的李友邦以优异成绩进入台北师范就读,这是走向平顺人生道路的基础,如果好好读书毕业,他也许会成为一位教师,身佩长剑、戴着大盘帽,备受众人尊敬。日本将教师视同文官,故有此装束。日人歧视政策之下,台湾人无出路,教师为稀有之上升机会。

然而,反日思想在年轻的心灵中郁积,终而演变为非行动就不能找到出口的苦闷。他加入校内学生的秘密反日小团体,暗中散发传单。李友邦十五岁时,台湾文化协会(以“文化抗日”为主要宗旨的进步组织,下称文协)在台北成立,他随即加入,李家的“浮水莲花”大宅院成了文协举行演讲及开会的场所。
李家大宅院约建于一八九五年,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迫割让的那一年,它土地面积近四千平方米,是最佳的演讲聚会场所。每逢文协在李宅召开演讲会,日本警探就站在门外监视,一旦听到演讲中有批评殖民地政策、讽刺日本政府的内容,即举牌警告, 或者出面阻止。但文协采取接力方式,换另一人上台,继续陈述相近的内容。如果又被阻挠,则再换人继续,直到警探强力喊停为止。

这一段时期,台湾文协的重要干部如蒋渭水、王敏川、赖和、连温卿等,时常往来李宅。

然而,文化活动与启蒙演讲,似乎无法满足热血青年李友邦必欲行动而后快的意志。一九二二年,十六岁的李友邦和胞弟李成基一起,与几名激进学生共同筹划,趁夜去袭击海山郡新起日警派出所(今台北市延平北路一带),由于破坏有限,事情并未闹大,人也未被查获。

一九二四年,李友邦又联手后来的台共创始人林木顺、林添进再次夜袭派出所,此次行动更为大胆,与警察发生了正面冲突,双方均有人受伤。事件曝光,轰动全台湾。

台北师范接到派出所通报,查明李友邦参与其事,立即勒令其退学,并让警方派人来逮捕。所幸有热心同学通风报信,李友邦连夜翻墙逃走。他不敢回家,在得到一位同学的父亲资助一百元旅费后,与林木顺、谢雪红三人一齐逃到高雄,并在高雄搭上渡轮,亡命出走大陆。

“开罪”孙中山  “拜师”廖仲恺

有一次,孙中山到黄埔军校演讲,党的领导人莅校是何等严肃重大之事,黄埔校长蒋介石率领全体师生一齐聆听。可是半途中,李友邦却打起瞌睡来。

李友邦等三人亡命偷渡的第一站是上海。三个只能讲闽南话和日语的台湾人,如何在上海生存呢?李友邦的妻子严秀峰追忆说:丈夫曾提及,因为不会讲上海话,去买菜得比手画脚,比如要买鱼的话要画个图,买活鱼就在鱼下面画一些水,买咸鱼则画上一些盐,如此凑合着过日子。台湾人回到祖国大陆,连日常沟通都如此困难,恐怕是这三位一心向往自由和革命的年轻人始料未及的吧。

因为一心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李友邦与两位同伴分道扬镳,独自一人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二期学生。林木顺、谢雪红则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远赴苏联求学,经过苏共训练,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员,之后回台创立台湾共产党。

才回到大陆几个月的李友邦入黄埔军校后,言语交流依旧是一道难题,这次不再是吴侬软语的上海话,而是更加听不懂的广东话和国语,上课都很费劲。有一次,孙中山到黄埔军校演讲,党的领导人莅校是何等严肃重大之事,校长蒋介石率领全体师生一齐聆听。可是半途中,李友邦却打起瞌睡来,军校值星教官赶紧过来捏大腿叫醒他。但这个学生公然不敬的行为,孙中山已看在眼里。

事后,孙中山特地找到他加以训诫,但李友邦依旧一脸茫然,浑然不知羞愧。值星教官赶紧趋前解释道:“这是从台湾来的革命青年,入学不久,您说的粤语和国语他听不懂,他只会闽南话和日语。”孙中山即改以日语与他交谈,双方才误会全消。孙中山很赞赏这位台湾青年的革命热情,让他每周一次到廖仲恺家中学习国语。“老师”廖仲恺也是广东人,故李友邦终其一生所讲的国语,都带着广东口音,一如今天的香港普通话那样。

入读黄埔军校,偶遇孙中山,跟随廖仲恺,这一连串事件,是李友邦生命中的转折点。

廖仲恺生于美国旧金山,后又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从此成为其坚定支持者,更是孙中山晚年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切实执行者,实为国民党左派领袖。

李友邦到黄埔时,廖仲恺身兼国民党中央及广东革命政府十三项要职,包括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等。李友邦以台湾抗日革命青年的身份,每周出入廖家,自然与廖夫人何香凝及其子廖承志(他比李友邦小两岁)等熟识。可以推想,这个最有名的国民党左派家庭,肯定会深深地影响到李友邦的思想转变。

而“联俄联共”时期的黄埔军校,周恩来、叶剑英、林祖涵(林伯渠)等中共骨干均在其中担任要角,李友邦所受的理论与思想训练,不言而喻。后来他在所写的书和文章中,屡有“扶助农工”“农工为台湾反抗帝国主义革命力量”的观点,是顺理成章之事。

据说孙中山在世时对他也颇为信任,曾派遣他秘密携带巨款北上从事革命活动,立过功。

一门三杰  壮志未酬

李友邦的两个弟弟为参加抗日活动,先后遭日本特务的毒手,而他自己也在监狱中受到国民党的严刑拷打而致伤。

黄埔二期毕业后,李友邦负责主持国民党两广地区工作委员会所领导的“台湾地区工委会”。一九二六年,在国民党的支持下,李友邦发起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

依当时之情势,曾寄希望于祖国强大以拯救台湾的李友邦,在目睹各地军阀割据与内战之纷乱,了解国内实际情况后,转而谋求“独立自决”之路。理由很简单,既然祖国大陆暂无统一全国力量,以打败日本、收复台湾的可能,则台湾唯有“独立自决”,摆脱殖民统治后,才有机会重归祖国。这与今日所谓“台湾独立”的喧嚣,有着时势与理论上的本质差别。

那一年,李友邦重返台湾,秘密募集抗日基金,并与当时逐渐走向激进的台湾文化协会时相往来,文协中坚分子蒋渭水、王敏川、连温卿等,都是他经常联系的朋友。

然而,李友邦两年前在台袭警事件留下案底,又因在粤期间参加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及“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等组织,再次被台警方通缉。他一度以就读早稻田大学为由,赴日本联络台籍抗日青年。但是,以读书为名、行抗日之实的计划,旋即为日本官方发觉,他只得又一次回到上海。

此时,恰逢一九二七年血腥的“四一二事件”发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几乎将党内左翼势力清除一空,曾追随廖仲恺(他本人两年前已遭国民党右派刺杀)的左派人士岌岌可危,李友邦当然也不例外。身为台籍人士,而直接卷入当年风云诡谲的国民党内斗风暴中,李友邦或许是第一个吧!无奈之下,李友邦只能四处流离,后得黄埔同期同学介绍,转赴杭州国民革命军某军部工作。

一九二九年,李友邦到杭州“西湖艺专”任教。三年后,却突然因“通共”嫌疑被国民政府逮捕。侦讯人员审问他:“西湖艺专学生沈复文与你是什么关系?”李友邦答:“他是给我转台湾家信的人,我的问题与他无关,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但对方不相信,一定要他交代杭州有无共产党领导人,他本人与共产党有没有组织关系。侦讯过程中,还对李友邦动用了诸种重刑。

经过三年的牢狱之灾,国民党当局未能在李友邦身上查获任何可以定罪的证据,只得于一九三五年将其释放。有人看见出狱后的李友邦身着破旧又不合身的棉袄,在杭州以教授日语勉强维生。他本可再向那时已有权有势的黄埔同学谋求出路,但他宁肯贫困度日,也决意维持自尊。

据见过李友邦的人忆述,牢狱生涯中所受重刑,在他肉体上留下了深深的烙痕:他右小腿被老虎凳折磨致残,比左小腿细很多,走路时一跛一跛;他头颈中有一条神经被打伤,平时与人讲话时,头部常不由自主地摇摆。

一九三二年,就在李友邦身陷国民党的囹圄之际,他的二弟李友先(原名李成基)因仰慕兄长在大陆抗日,从基隆私渡辗转来到厦门,在当地亲戚家中临时寄宿。

台湾的日本特务得知这个消息,决定谋杀李友先。他们特地派李家兄弟的同乡、芦洲蔡姓大流氓绰号“黑翘”者,携枪前往厦门李友先住处。“黑翘”认识李友先,在清晨大家都未醒时,潜入房内,以枪指吓与李同住的两位友人,说:“你们别动,事情与你们无关,别找死!”他径直走到李友先面前连开三枪,确定倒在血泊中的李死亡后才离去。其嚣张恶毒,一至于此。

当年日人派台籍流氓在厦门一带兴风作浪,包娼、包赌、卖毒品,并为其提供庇护,以至台湾人在大陆百姓中形象非常不好,人称“台湾歹狗”。正是“黑翘”之类的“台湾歹狗”,为虎作伥,竟下狠手杀害自己的台湾同胞。

身在狱中的李友邦更不可能知道,他的另一个弟弟,同样死于日本特务手中。一九三四年,长得清秀白皙的三弟李友烈(原名李丕基)也欲潜赴大陆投奔李友邦,加入抗日行列。不料他在基隆港藏身于运煤船中准备私渡时,被日本特务发现,在严刑拷打下死去。

芦洲李家这一房三兄弟,终于只剩下李友邦了。形单影只,穷途末路,李友邦还有哪里可以去呢?

自己人的“集中营”

抗战爆发后,李友邦开始筹组“台湾义勇队”,第一步行动是救援被迫迁徙到闽北崇安垦荒的台胞。

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局势形成。长期背负“通匪”罪名的李友邦,总算因祸得福,人生迎来第二次转机。

作为最早沦陷的省份之一,浙江很快成为抗日组织蓬勃发展的地区,金华、丽水等地集聚着来自上海、杭州的文化界人士与青年学生。 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热心抗日运动,发起组织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全省七十五个县里,大部分都建立了政工分队。黄在战时省府所在地浙中山区永康县集训政工队员,李友邦受邀前往主讲“日文宣传”一课。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流亡中国的朝鲜人为反日成立“朝鲜义勇队”,李友邦受到启发,有了组织“台湾义勇队”的构想。当年十二月,李友邦南下桂林,与日本反法西斯作家鹿地亘、朝鲜义勇队代表陈阅斌一道,共同成立“反法西斯大同盟”,李友邦负责大同盟闽浙办事处的工作。

得知李友邦筹组“台湾义勇队”,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骆耕模(他与李友邦是狱中难友)派人前往协助。义勇队的第一项任务是,救援战时被迫迁徙到闽北崇安垦荒的台胞。

原来,抗战爆发前,在厦门、福州一带,因不满日本殖民统治而回到祖籍地的台湾人相当多。他们大多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医生、教师、商人,携家带眷,重回“唐山”。他们大多奉公守法,跟那些得到日人撑腰,在福建一带为非作歹的台湾浪人,有天壤之别。

抗战期间活跃于东南沿海的台湾义勇队中,医生人数甚多。在战时的浙江,“台湾医生”是荣誉与赞赏的代名词。

抗战开始后,国人抗日情绪高涨,但福建省政府不敢轻易去抓捕那些有日籍身份的“台湾歹狗”,反而以“日本特务嫌疑身份”,将所有在闽台籍人士逮捕集中。许多家庭全家男女老少全被关押,一些与福建本地人结合的家庭,被迫妻离子散。他们先被押解到省会福州(许多老弱妇孺不得不从厦门徒步走到五百多里外的福州),然后集体送往闽北荒山峻岭中的小县崇安,进行所谓“垦荒”。

“集中营”,是当时尚属年幼的台籍人士日后回忆起崇安“垦荒”之行的唯一印象。

虽然说是“集中营”,但崇安并无居处或规划好的营舍,大家像难民一样,集体寄居在破庙里。荒山之中难得见到食物,省府供应又少,营养不良、饥寒交迫,再加上荒山蚊虫带来的疟疾,半数以上大人病倒,不少小孩衣不蔽体地在草丛间与毒蛇虫蚁为伍,病死、被毒蛇咬死者不在少数。

没有人能看到自己的前途,也没有人知道这“特务嫌疑”的“集中营”生涯何时结束。那些医生、商人们辛苦半辈子挣来的家产,忽然被没收,一家人还成了阶下囚,真是有苦说不出。一些绝望的老人和妇女,干脆半夜爬起来,假装上厕所,偷偷上吊在黑黝黝的某个角落里。

正当三四百名台湾人在闽北深山的“集中营”中度日如年之际,李友邦和他的“台湾义勇队”队员们,来到了崇安。

(下)

上回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迎来第二次合作,出狱后一度在杭州以教授日文勉强谋生的李友邦,决心发动身在大陆的台籍抗日志士,筹组“台湾义勇队”。

李友邦此举,得到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支持,又获他的狱中难友、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骆耕模具体协助。义勇队的第一项任务,是救援战时因“日特嫌疑身份”被迫迁徙到闽北山区小县崇安垦荒,处境极为艰难的数百名台胞。

刚刚抵达崇安“台民垦殖所”,李友邦便一家一户去察看,发现台胞们大多只能在当地孔庙及旁边临时搭建的寮子里安身,根本无法称之为“家”。一些人患了疟疾,躺在床上,盖着厚重的棉被,全身还在发抖;原本住在福州、厦门这样的大城市,生活优裕的医生,不得不上山“垦荒”,干砍柴、搬石头的粗活,营养不良,自身难保;有些人想私自逃走,却被看管的军人抓回来,用扁担打得流血不起;而极度绝望试图偷偷自杀了结者,不在少数。

创业艰难义勇队

筹组“台湾义勇队”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李友邦只能不断动用黄埔军校的旧关系,到处请人帮忙,希望国民政府同意立案,提供财政上的补助。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年参加过“台湾义勇队”下属组织“台湾少年团”的王正南与高仲明,回忆起五十多年前李友邦在“台民垦殖所”广场上召集他们发表演讲那一夜的情景,仍难免心潮起伏。

李友邦对濒临绝境的台湾同乡们说:“你们再住在这里,即使不饿死也会病死,活不下去啊!与其这样死了,不如起来一齐抗日吧!要死也要战斗而死,不能默默死在这里!”

有人问他:“要怎么抗日呢?”

李友邦回答说:“大人可以扛起枪上前线,用日语对日本人做宣传,让他们反战。”

“那小孩子怎么办?”有个当父亲的情绪激动地问道。

“小孩子一起来,我们一齐宣传抗战。”李友邦答道。他说,小孩们都懂日语,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台湾变成殖民地的悲哀,大家如果不起来抗战,下场会像台湾一样凄惨。

当即就有七八家台胞受到鼓动,全家报名加入义勇队,有些家庭因为要照顾妇孺老弱,无法参加,只能流着眼泪留下。

那一年,少年王正南十一岁,高仲明才九岁。同样才九岁的小女孩黄莘,也难过地辞别父母,哭得眼睛都肿了,她父亲是医生,要参加义勇队。

大人们也在流泪,没有人敢想分别之后有没有再见的可能,唯有盼望义勇队和中国的抗战能够成功,彻底改变大家的不幸命运。

那一年李友邦三十三岁,早已到了当父亲的年纪,却依然单身。他安慰孩子们说:“你们不要难过,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会照顾你们。”李友邦身边的友人都知道,那时候每次有人为他介绍女朋友时,他总是拒绝:“我许过愿,台湾没有光复我就不会结婚。”

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眼中这位抗日英雄和亲切体贴的叔叔,自身处境其实也非常艰难。

筹组“台湾义勇队”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李友邦只能不断动用黄埔军校的旧关系,到处请人帮忙,希望国民政府同意立案,提供财政上的补助。就连奔赴崇安去拯救受难台胞,动员他们加入义勇队一事,也是通过黄绍    写介绍信,找到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才得以办成。陈仪乐得卖这个顺水人情,因为被拘押流放的这三四百名台胞,杀之并无真正的日本特务罪证,放了又与当初以此名义逮捕的做法不符,正是进退两难呢。李友邦的到来,无形中倒替他找到了一条退路。

因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数十年,那时候的台湾人,理论上都是日本“国籍”,而大陆上从官方到民众,对“汉奸走狗”深恶痛绝,台湾人的尴尬身份确实非常不利——无论你怎样积极抗日,都免不了被别人怀疑为日本特务。

李友邦所做的一切因此也有着双重意义:就大局而言,台胞共同参与抗日,可以扭转台湾屈辱的殖民地命运;从切身利益出发,也唯有借此才能洗清“台湾歹狗”的恶劣形象。

只要抗日 来者不拒

尽管李友邦明知有些台籍人士是打着“革命”旗号,图谋个人私利名位,但大敌当前,只能求同存异。

由于李友邦以往与国民党左派渊源太深,国民政府对他牵头发起的“台湾义勇队”,并不是全心全意支持的,义勇队虽宣告成立,但申请公文迟迟未获官方批复。

义勇队经费无着落,一开始全靠李友邦自掏腰包,自行设法。最穷困时,每日两餐,早餐稀饭,下午干饭,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只好几个人就着一块豆腐乳下饭。少年团的孩子们正在发育期,特别容易饿,却总是吃不饱。有一次队部转移到乡下,孩子们在一个水塘里抓到些泥鳅、小鱼,都兴奋得跳起来。几十年后,这些“老小孩”回忆起此事,无不视为当年最快乐的时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因为我们小孩子也可以生产、可以做贡献了,最重要的是可以加菜,吃上荤菜了!”

从一九三八年秋天到一九三九年,李友邦几度往返于桂林与战时首都重庆,多方托关系,特别是找有地位和实权的黄埔同学帮忙,加上台湾义勇队的实际抗日行动逐渐获得各界肯定(详见本期E2版相关文章《“台湾义勇队”抗战往事》),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终于通过立案,很快批复申请并拨下经费,供义勇队使用。

尽管困难重重,李友邦仍依靠招募到的台湾同胞,根据各人的能力和特长,设法开展工作。应募加入义勇队的台胞,大多为医生、 文化工作者和教师,精通医术与日语,成了“台湾义勇队”的标志。

借着开设战时医院,队员们闲时又开荒种地种菜等方法,义勇队总算生存了下来。一切大小开销由队部掌握,队员们基本上没有薪饷,每人只按月领取零用金。

为了尽可能增强抗日力量,李友邦认为在大陆的台籍人士应联合起来,捐弃彼此过去的派别成见,成立共同团体。一九四○年,他与报人出身的台湾彰化人谢南光(编按:谢氏时任国民党调查统计局设计委员及《大陆报》编辑等职,1949年后留居大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共同组织“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

尽管李友邦明知有些台籍人士是打着“革命”旗号,图谋个人私利名位,但大敌当前,只能求同存异。他的宗旨是:只要是真心诚意,有助于抗日,不管任何党派,一律欢迎!因此共产党、国民党和无党派台胞,他都来者不拒。

“台湾义勇队”规模得以扩充,台湾嘉义人刘启光(编按:1940年起,刘氏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秘书、台湾工作团主任等职)从重庆派两名干部到义勇队总部驻地浙江金华,谢南光也从上海动员二十多名干部前来加盟。

岂料曾是台湾抗日同志的刘启光,竟试图收买两名义勇队员,准备暗杀李友邦,以便取代他的地位。幸而那两人良心发现,最终一五一十向李友邦透露实情,并交出了刘为他们准备的行刺武器——钢笔手枪。

刘启光本名侯朝宗,是台湾岛上活跃的农运团体“台湾农民组合”的重要干部,后赴大陆参加抗战,并投靠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返台,当了新竹县长,在县长任内接手日据时期留下的金融机构华南银行,加以改组,自任董事长,很快成为一方财阀,可谓飞黄腾达。而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老同志,经历国民党迁台后的白色恐怖时代,不是被枪杀就是长期蹲大狱,故他们中有些人一直无法原谅刘的所作所为。

据李友邦的妻子严秀峰回忆,光复之初刘启光返台“接收”,因两手空空,还求过李友邦帮忙呢。人心如此叵测,真是让人不胜唏嘘。

“我们胜利了!”

在胜利的时刻,李友邦当然比谁都更想重返家乡,可他还有公务在身,于是委派义勇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为代表。李友邦还特地要他带一面国旗回台湾。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召开的开罗会议,是一个确立二战后世界新秩序,同时也决定台湾命运的转折点。各同盟国在会上达成共识,台湾、澎湖、东四省(编按:即奉天、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部分地区)等遭受日本侵占的土地必须归还中国,朝鲜独立建国。至此,台湾的未来已相当明确:如果中国打赢对日抗战,台湾就可以摆脱殖民地的角色,不必再受日本人的欺侮。

开罗会议公报内容传回国内,台湾义勇队上下闻讯士气为之大振,各界对他们的期望也不断升高。国民政府顺势而为,将台湾义勇队升格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任总队长,他的官阶从原来的少将升格为中将,人事任命由第三战区(对日作战所辖范围主要为江苏、浙江、福建数省)发布。李友邦因此更受瞩目,俨然是未来担当台湾省政的不二人选。

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台湾义勇队多次在福建沿海参加对日抵抗行动。

比如潜入日人占据的厦门市内张贴反日传单,虎口拔牙,既从政治上给日本侵略者直接心理威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在日占区随时可以来去自如,同时也鼓舞当地百姓,为他们带来希望。

他们又利用队员通晓日语的优势,担任情报工作,突击鼓浪屿上的日本海军军火库。还曾配合国民党一个师的部队,对厦门进行武装突击,强有力地震慑打击敌人。

抗战胜利前夕,美军提出了一个轰炸日本军事基地的大规模计划,台湾义勇队奉命参与其中,发挥谙熟日语的优势,负责刺探日方情报,供盟军参考。

随着台湾义勇队在一次次实际作战行动中民间声望不断壮大,不仅身在大陆的台湾人纷纷前来投奔,也吸引厦门、泉州一带的抗日民众纷纷加入,加上潜伏敌后的地下工作者,最多时达七百余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黄昏,闽西龙岩县县城,天下着小雨,忙完一天公务的李友邦照例回家吃饭。一家人刚刚在二楼走廊的饭桌前坐定,楼下突然传来一阵阵叫喊声:“投降了!投降了!”随后一位本地报纸的记者跑上楼来,赤着双脚,高举双手,脸上湿淋淋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他扯着嗓子欢呼道:“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李友邦一家连饭也顾不得吃了,一起跑上了街头。龙岩县城不大,主要街道就那么几条,一时间被闻讯而来欢庆的人群塞满。所有人,无论互相认识不认识,无论男女老少,每一张脸上,都是泪水混合着雨水, 互相拥抱,如同亲人。特别是对李友邦他们这样被迫背井离乡,为生存和尊严而苦苦抗争的台湾人来说,这一阵及时的雨水,洗刷着多年来大家内心最沉重的压抑,也洗净了长期流离失所的悲伤。

大概过了半个月,九月二日夜里十二点多,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寇英上将造访台湾义勇总队队部,事先没接到通知的李友邦非常惊讶,赶紧起来接待。这才知道,第二天太平洋舰队有飞机要去台湾,接受侵台日军投降。这位美国将军问李友邦,要不要派人同行。

在胜利的时刻,李友邦当然比谁都更想重返家乡,可他还有公务在身,于是委派义勇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为代表。李友邦还特地要他带一面国旗回台湾。

九月三日,搭载中美受降代表的太平洋舰队飞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九月四日上午,张士德由太平洋舰队军官陪同,在台北宾馆升起了五十年来飘扬在台湾土地上的第一面中国国旗。

从十几岁时怀着一腔热血袭击台北的日警派出所而被迫流亡,到年近不惑时以国民政府中将身份重回故土,李友邦朝思暮想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的心愿,终于变成现实。此时此刻,他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大了。他要带着台湾义勇总队的六七百名战士回到故乡,为战后重返祖国怀抱然而百废待举的台湾,筹划一个美好的未来。

衣“褐”还乡

国民党政府赴台高官里应外合、集体腐败的现象,不仅让李友邦等人寒心,也越来越让台湾普通民众深恶痛绝。

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意味着被迫与祖国大陆分隔半个世纪的台湾,必然要面对一轮重大的权力转换和社会重组。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之前,李友邦就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台湾区团部主任。原来早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台湾义勇队移驻浙闽赣交界的闽北南平县时,接到国民党上级指示,必须在队中成立“三青团”,李友邦奉命照办。没想到,“三青团”台湾区团部日后成了台湾光复之初安定岛内局势最重要的一块招牌。

光复接收后,李友邦领导下的这个“团部”,几乎囊括抗日精英及左、右各派的所有重要台籍领导人和骨干。当日本殖民统治失效、国民政府接收机构和干部尚未到位之际,他们填补了台湾管治“真空”,维护了岛上的社会秩序,功莫大焉。

相形之下,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却是以少数“半山”(编按:“半个唐山人”之谓,指原籍台湾,日据时期旅居俗称“唐山”的中国内地,抗战胜利后返台者)及大陆籍官员为主,缺乏本地根基和经验。 蒋介石委任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前来接收时,对李友邦即心存疑虑,在基本建设、政务推动、组织合作等方面,有意处处防范抵制。

不仅陈仪如此,赴台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军统也联手封杀李友邦,有些重要的会议不让他参加,还刻意封锁不少关键信息。

李友邦政治上受到冷落,固然与他不属于国民党嫡系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及“三青团”台湾区团部成员,大部分是经过长期抗日的知识分子,更多偏向台湾民众的立场,让趾高气扬的接收大员们非常不放心。当时岛内接收过程混乱,频频传出各种贪污腐败事件,李友邦接到部下报告,立即就转达给陈仪,请他赶紧整顿。但陈仪一概置之不理,反而怀疑李在故意找麻烦。

比如有一次,台湾西南部嘉义县一位干部向李友邦汇报,当地走私集团相当活跃,严重破坏经济秩序。李友邦随即向陈仪反映,陈让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陈本人兼任总司令)参谋长柯远芬办理。不料柯非但不管,还把通风报信者的名字泄露给走私集团。结果,没过几天,那位尽忠职守的嘉义县干部,竟遭到了人身安全的威胁。

这类政府高官里应外合、集体腐败的现象,不仅让李友邦等人寒心,也越来越让台湾普通民众深恶痛绝。那时候,台北有名的新中华、蓬莱阁等餐厅门外,一到夜晚,霓虹灯亮起,必定停满成排的轿车,车主是成群结队而来的政府官员,他们到这儿不用说都是花天酒地,左拥右抱。而台北市区主干道延平北路上有一家“延平阁”酒家,特意推出一道名菜叫“炒猪肝”,暗将国民党接收大员中的贪官比喻成猪,老百姓们恨不得吃他们的心,啃他们的肝。

当日,国民党的接收干部,倚仗手中权势,常常是“条子一贴”,就将老百姓的私宅、财产一网打尽。以至于台湾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国民政府,于公,有专卖局、贸易公司;于私,假借各种名义征收民间物资据为己有。”

一九四七年初震动全台的“二二八事件”,就是失望的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怨恨心态的大爆发。

再陷政争 英雄气短

李友邦在政治上东山再起、重施抱负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饱经风雨的一生中最大的厄运,正悄悄逼近。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湾岛内局势动荡,李友邦领导的“三青团”台湾区团部许多干部卷入其中,一些人甚至加入了台北民众发起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尝试与政府交涉。

面对民众愈演愈烈的反抗,陈仪指责“三青团”方面不与政府合作,有煽动“二二八事件”之嫌。到了三月二日,陈仪一面急电南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一面想让李友邦通过电台广播发表讲话,希望借他在台湾民众中的声望和影响力平息事变。但李友邦予以拒绝,答复称“局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无法以三言两语讲清楚”。不用说,此举彻底得罪了陈仪。

“二二八事件”经国民党军队武力平息后,李友邦遭远芬逮捕关押,移送上海。后来全凭妻子严秀峰赶赴上海面见蒋经国,一一细述台湾的实际情况,以及李友邦在整个事件中的真实态度,才将他营救出来。而在整个事件中备受非议的陈仪,则被撤职赋闲。

一九四八年底,蒋介石的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力邀同为黄埔系的李友邦出山,接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陈自任主委)。

可是李友邦在政治上东山再起、重施抱负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饱经风雨的一生中最大的厄运,正在悄悄逼近。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败局已定,大批军政人员撤退来台,而岛上的反共、清共整肃,风声也一日紧似一日。当年年底至次年二月,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被破获,牵连出台湾共产党的几乎全部组织机构。中共台湾省工委张志忠的妻子季云因与严秀峰认识,在特务的诱使下,打电话给严,约她出来见面,后者立即遭到逮捕。

身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高层的李友邦,他的妻子如何与“共谍”之妻季云有来往?严秀峰本人到底是否亦为潜伏的“共谍”?个中情节复杂传奇,有如大陆热播电视剧 《潜伏》的续篇,值得另书一笔,暂且按下不表。

表面上看,李友邦暂时平安无事,但特务早已在他家附近的巷子口布哨,实行严密监视。这段难熬的日子里,他偶尔会煮了鸡汤,装在保温瓶里带到监狱给严秀峰喝。妻子刚生下第五个孩子才八九个月,不久前发现又怀孕了,偏偏突遇牢狱之灾,不幸小产,血流不止。他很担心妻子的健康,可事已至此,纵使他再不甘心,也只能一切听天由命。

李友邦与妻子严秀峰。台湾一代抗日志士,胜利后却蒙受不白之冤,令人扼腕。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李友邦独自带着孩子们在台北市郊北投的《新生报》宿舍中居住。十一月十八日早晨,一群宪兵突然闯入将他逮捕。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奄奄一息的他躺在担架上被押赴刑场枪决。

但国民党官方自始至终没有交代一句话:这位黄埔二期出身的义勇队中将总队长,这位深受台湾民众拥戴的本土抗日志士,这位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第二号人物,到底犯了什么罪?

临刑前不到半个月,李友邦才刚刚度过他的四十六周岁生日。

本文及图片均选作者新著《在台湾发现历史:岛屿的另一种凝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8月出版),文字略有改动,感谢作者授权刊发。

 

* 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阅想网立场。 * 转载请注明来源及网址,并署名作者。阅想网感谢您对独立网站的支持,以及对作者版权的尊重。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