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盲流奇遇记

  ·  2018-02-05

逢年过节,朋友说不想谈沉重的话题,那就来点轻松有趣的,说说放假吧。

初中三年正好碰上文革乱世,“一进校,就停课;毕业前,刚停火”,也就久违了放假一说。1969年以后在农村9年多,只有农忙农闲出工不出工,没有城里的法定节假日之说。后来读研3年,在高校教书几十年,那都是不坐班的,所以尽管学校有节假日,当教师的节假日感并不强。想想还是当年务农时的“农闲”比较有感觉。不过对我们知青而言,有个时段倒是类似于“长假”的,那就是回城探家。

我们插队的平塘公社是广西田林县的高寒山区,刚下乡那会知青们大多只有十五六七岁,远离父母和故乡城市来到地老天荒的农村,艰苦劳作数月后,想家是很自然的。所以下乡后1970年初第一个春节时,这一拨知青几乎都回城过年了,只有我们坝关村的三个男生在村里过了个“半革命化”的春节(没有回城,但也不是在工地,而是在村子里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

我们三人之所以过年不回家,除了下乡之初“革命化”的热情外,其实也是由于家庭的情况:我们都是自治区教育厅的子弟,在我们下乡后不久,教育厅就被“斗批撤”了。除了特别红的一些人可以干原来的工作乃至升官外,其余人等都被“下放”,而且基本都被赶到了外地。当时我们三人的家长都在被赶之列。三个小伙伴中,罗克家算是最幸运,被下放到了比较富裕、交通也比较方便的玉林县(今天的玉林市),我和黄志先家则都被下放到广西最穷的河池地区。我父母被赶到了河池地区最穷县之一的凤山。

家里“下放”迁徙是在1969年底,直到1970年夏天,这时家里才度过了下放之初的适应期开始安顿下来,离别快一年了,这时我们才开始考虑给自己“放长假”回家探亲。

但回到父母“流放”之地也不那么简单,凤山与田林直线距离其实不算太远,但当时的公路要绕一个大圈,经百色、巴马两次换车,路上要走三四天。于是我想,还不如绕得更远一点,走一趟贵州吧。志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决定两人同行。

“盲流”的缘起

田林县与贵州册亨县隔南盘江交界,我们外出必经的公路上车点旧州,离界江不过10公里。1970年正是“遵义会议”35周年,当时宣传得很火,我们那时还是一脑袋意识形态,也想去“瞻仰圣地”。于是计划过江去贵州,到贵阳、遵义走一回,再经黔桂线回到同样相邻贵州的河池地区探家。

旧州到贵州本来有条滇黔桂公路,那是抗战时李宗仁修的著名大后方交通线。它从百色经田林过南盘江入黔,由东向西穿过整个兴义地区(今黔西南自治州)入云南,直抵滇东的罗平。一直到我们插队的当时,它都是田林县境内唯一的全天候公路。但是很倒霉,就在我们筹划此行时,贵州境内一场暴雨,过江后的公路中断了,而且得到的消息说水毁严重,一时半会无法修好。遇雨断路,在那时的中国是家常便饭。即便是滇黔桂公路这样的“全天候”干线,乃至山区铁路,也是小雨尚可,大雨就悬乎了。不过,那时的我们年轻气盛,“万水千山只等闲”,虽然行前已经听说路断了,仍然决心走过去!没想到,这一走我们就成了“盲流”,乃至“流窜犯”,经历了好些天的“牢狱之灾”。

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人只要走出“户口所在地”,原则上都需要政府开具证明。否则你连住店都不可能。知青探亲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也在公社开了探亲证明。当时平塘公社党委书记杨福宗是个“四野”南下干部,对我们几个过年都没有回家的知青比较欣赏,正打算给志先评“先进”呢,听说我们夏天要回家,他也一口同意了。但是听说我们要去贵州,他还是觉得很诧异,说贵州近来“很乱”,你们回家就回家,还是不要乱跑吧。而且公路都断了,你们也走不了呀!

但他的口气并不严厉,我们只当是关心,并没有往心里去。而且开出来的证明就是“兹有我公社知青某某前往探亲”——也许是当时我们这批知青父母下放各地的很多,公社开证明的人知道这些人未必回的是南宁,也就不一一写明目的地和路经。我们觉得这样的证明可以到处走,不会影响我们去贵州。于是8月初的一天,我们就上路了。知道旧州已经没了班车,我们也就没赶夜路,这是我们很少的几次白天出山到旧州过夜。

在旧州简陋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就沿着滇黔桂公路出发了。贵州境内山大沟深,比广西这边的路段要险峻得多。旧州到册亨,直线距离不到40公里,但当时的公路里程却长达85公里,而且基本全部是峡谷公路和盘山公路,很多地段就如今天抗战照片中著名的“滇缅公路二十四道拐”,甚至犹有过之——顺便提一下:其实这二十四道拐并不在真正的滇缅公路上,而是在滇缅路再往东同为抗战通道的旧滇黔路晴隆县境内,而晴隆与我们此时走的册亨都属于兴义地区,地形是差不多的。

而当年我们就走在这百曲千弯的山道上,一过江就开始爬山,从海拔370米的南盘江边,直到这段路的最高点,一千多米海拔的尾兰垭口,一路上到坡顶又下深沟,艰险无比。

下午2点左右,我们翻过尾兰垭口来到乃言。这里是个公社所在地,但只相当于广西的大队,就是个村寨而已,这个寨子现在以“布依戏”发源地闻名,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寨子离公路也有点距离,我们没有进村。

但是公路边的乃言道班(当时称185道班)却是当地公路系统的先进单位,小有名气。我们一早出发,走到这里已是饥渴难耐,于是进道班讨水喝,吃干粮,休息打尖,还和道班的人聊了一会。这个先进道班果然政治气氛浓郁,在这崇山峻岭之地居然还有许多大字报。

沦为“流窜”人员

离开乃言继续前行,不久我们就看到了水毁的路段:在乃言与宜哨之间的几条沟口,桥梁与涵洞都被山洪冲毁,还有多处塌方。绕过这一片狼藉之处,我们又开始爬坡。天黑时才到了一处寨子,只得投宿村中。

我们上路口一间农屋探问,原来这里是秧坝区板用公社的上板用村,而且我们问到的正好是这里的知青小组。“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两个广西知青在此受到了贵州知青的热情接待。 晚饭之后,他们安排我们在条件较好的女知青屋住宿,主人则挤住到其他同学那里去了。我们两个半大小子住在大姐姐腾出来的闺房里,不知志先感觉如何,如今我可以说,当时16岁的我在受宠若惊之余,还不免有点青春萌动想入非非呢……

次日早起,再三道谢之后我们就动身上路了。下午5点左右,我们到了册亨县城者楼镇,徒步旅行应该到这里结束,我们应该在次日坐上通往望谟县的班车向贵阳进发了。当时的者楼镇比我们田林县城乐里镇似乎还要大些。这使得我们这两个在深山里待了将近一年的“乡巴佬”兴奋不已。现在想来,假如我们到县城后先持证明去住店安顿下来,买好次日的车票再去逛街吃饭,后来的事可能就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当时都很穷,到了县城就先逛起街来,想到处看看后选个最便宜的住处,还心存侥幸,说不定能找个已经放暑假的学校,获准进到教室拼起课桌睡在上面过一宿呢。

逛了一会肚子饿了,我们就进了个饭店吃碗粉。没想到这下子大意失荆州,我们的厄运来了。

吃完后我们出来,志先突然想到随身的挎包忘了带,返回去寻找已经不翼而飞。我们急得团团转:这包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志先的探亲证明在里面呀!没了证明,我们可就走投无路了。我们一再问饭店的人,毫无所获,到外面各处找了一会,又回来看看是否有失物招领,结果仍是失望。

这时已经是晚上,我们找了一家旅店,出示了我的证明,希望可以让我们两人投宿。店里说不行,必须两人都有证明。这可怎么办?店里人说:你们去找军管会(指“公检法军管会”,蓝亦农时代贵州唯一的治安机构,从派出所、法院到监狱无所不管)吧,他们如果同意,给你们开个介绍信,我们才能让你们住。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找到军管会。值班的人义正词严:不行,任何人没有证明私自外出就是“流窜”,一律要收容审查!这可把我们吓得不轻。我急忙说我有证明呀,我来为他证明行不行?谁知他看了我的证明,脸拉得更长了:你一个广西知青怎么跑到贵州来探亲?证明上为什么不写探亲目的地?我只好絮絮叨叨地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了一遍,并说:要不先让我们住下,你们给田林县我们公社打个长途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们探亲这事,给遵义二院打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二姨?如果没问题,你们给我们开个临时介绍信,让我们继续旅行好吗?志先也说:丢了证明的是我,他有证明,你们让他住旅店吧,把我放进收容所还不行吗? 但他毫不客气,一挥手叫来人,把我们两个都带到“收容所”关了起来。

懊丧之余,我们初时还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我们确实不是“流窜”,他们打打电话问清楚就是了。公社书记对我们印象不错,还要评我们“先进”哩,他能不为我们解释吗?于是每天我们都问看守的:弄清楚了吗?我们说的不错吧?什么时候让我们继续走呀?甚至问:到望谟方向的班车一天有几趟?有直接开贵阳的班车吗……。但是一起被关押的“狱友”们却很不乐观,而且觉得我们可笑:进了这里的人,有茬可抓的“流窜犯”就抓起来送监狱了,没茬可抓的“盲流”至少也得劳动一段时间再强制押解遣返,哪里有轻易放掉的?你还要他们补个证明让你们继续旅行?没见过这么傻的!

后来我们得知,册亨的电话经县里转到平塘公社,杨福宗书记知道后很光火:告诉了他们不要去贵州,他们还要去,还闯下漏子让人抓起来了!不像话!让贵州把他们押回来!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铩羽而归

我们一直被关了大约一个礼拜。收容所条件恶劣,伙食极差,一大堆人睡地铺,晚上亮着灯,白天还要被押着干活。如果是现在,那真是受不了。可是那时我们这些知青都是吃尽了苦的人。收容所住得差,能比寒冬腊月里四面透风的集体工棚差吗?伙食无所谓好不好,只有解不解饿的问题。16岁的半大小子“年少不知愁滋味”,晚上亮灯我们照样睡得呼呼的,至于收容所里那点劳动与野外修公路相比更不值一提。我只是懊悔浪费了时间,见不着家人又不能看书,辛苦一年熬下来个“长假”,居然就这么一天天在囹圄中打发了,真是倒霉呀!

终于有一天,“牢门”打开,军管会的人宣布:“你们两人的问题弄清楚了。”我高兴地说:是吗?我就说没有什么问题嘛,我们可以继续旅行了吧,今天望谟的班车还能赶得上吗?那人打断我的话说:你想什么呢你!现在决定把你们强制押解回田林!你们老实点!

我的天!我们从平塘到这里,三天里跋山涉水徒步走了230里路,过了水毁路段马上就要坐上车了,却莫名其妙进了班房,现在又要丢人现眼地一路被押回去,怎么这么背时呀!毕竟当时才16岁,不知好歹的我还要争辩几句,那人发怒了:进来这几天了还天天想去望谟?想逃走是不是?我看你不老实,把他铐起来!

我们吃惊不小,志先带着哭音嚷道:“不要铐他,证明是我弄丢的,要铐你们就铐我吧!”这时一个小领导模样的人劝道:好了好了,两个孩子嘛,不用铐了,你们听话点,赶快走吧!

我们再不敢吭声,收拾一下就乖乖走了出去。一个全副武装的公安站在我们面前,他负责一路把我们押解回田林,移交给田林县公安局。这位公安名叫刘先礼,47年后我还居然与他取得了联系。现在的他早已从册亨县公安局退休多年了。旅游、写字,在当地的“退休界”很活跃,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才联系上的。

而当年的大老刘还是个30多岁的精壮汉子。他初时对我们一脸严肃,俨然就是“押解”人犯的样子。在以后的几天里很快混熟了,知道我们不过是两个本分的小知青,有点幼稚可笑而已。于是一路与我们有说有笑,甚至走路走热了,把手枪和武装带都放在我们的行李上让我们轮换挑着。在公路上有时一前一后几个人拉的很远。后来志先回忆道:有几次老刘与我们中的一个聊天,另一个挑着行李只管走,在山道拐弯处都看不见人了。我想假如我们真是坏人,拿枪跑掉了他怎么办?

来时走路,原路返回自然还是靠两条腿。来时乘兴,旧州—者楼85公里只走了两天,回程泄气,同样的路走了三天。一路上我都怕见人——那时我们脸皮薄,尤其生怕碰上来时曾经热情接待过我们的人,他们看见我们被公安“押解”回来会怎么想呢?

说实话,当时我们真的觉得“盲流”是件可耻的事,甚至似乎真与“流窜犯”有什么瓜葛。我们只是懊丧自己明明不是“盲流”,只是不慎丢了证明,落得灰头土脸地被“押解”回来,太窝囊了,要是小心点,不丢证明该多好!我们却没有想过:一个人外出个几十里都要开证明,这正常吗?没有“证明”的“外地人”就可以不管青红皂白地抓起来还罚作劳役,这合理吗?

那时的确没有“暂住证”,人们外出办任何事都要一事一开“证明”,时间地点事由都要严格写明,我们想在一江之隔的邻县旅店“暂住”一晚都不可能,哪有让你跑到北京“暂住”一年或更久,“北漂”着找工作的可能呢?我们在农村那时年年出“民工”,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农民工欠薪”的问题,因为那时的“民工”都是被征调无偿服劳役的,就像孟姜女她老公去修长城,哪里会有什么“薪”可欠?当然这不是说“暂住证”和歧视“农民工”就没有问题。只是我们的改革要向前走,而决不能向后倒退。

两天后我们回到旧州,我以为就可以回平塘去了。但老刘说我们还得到县城,因为册亨县公检法只能向田林县公检法办移交,不能交给下面的公社,更不能擅自“释放”我们。于是我们在旧州坐班车到了县城(总算不用走路了)。县里早就与平塘公社取得联系,一见面就当着老刘的面“释放”了我们,还对他说:公社说这两个知青表现不错,感谢你们把他们送回来。临别时老刘还与我们吃了顿饭,也算是“不抓不相识”了。

县知青办的人还告诉我们,杨福宗的气消了,说是你们还可以照旧评“先进”,回去再给你们补个证明,回家探亲去吧,只是再别去“盲流”了。

我们后来还是各自回了家,只是这“长假”已经在跋山涉水和囹圄中耗去了大半。回想这一路,我们往返跋涉近500里,被关押一周,前后花去两个礼拜,吃够了苦头,乘兴而去,铩羽而归,怨谁呢?我们一路上可以说没有碰上一个恶人,无论是发了脾气的杨书记,扣押我们的军管会,还是押解我们的大老刘,都是公事公办,对我们并无恶意。就是收容所里那些“盲流”和“流窜犯”嫌疑们,对我们也还可以,起码没有像孙志刚收容所里那些人那样揍扁了我们。

那么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过错吗?我们没偷没抢,丢了证明是倒霉,但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罪过不是?黔桂边界上的广西人,办了“签证”入境贵州,不慎失落“签证”就成了“非法入境”,作为“偷渡客”被押解遣返——这是同一个国家内应该发生的事吗?如果这些环节中有一个环节碰上个坏人我们又会落得如何结果呢?

其实这一路上,贵州基层社会给我的感觉是治安并不坏,民风也淳朴,像板用知青接待素不相识的我们投宿,现在人际间也难有这样的信任。反过来看,广西当时政坛倒是高压之下铁板一块,但基层无论经济、百姓生活还是治安也不比贵州好到哪里。我们这边的知青屋还不如他们那边的好。后来我们同村知青还有招工去了贵州谋生的呢。

就强制收容而言,那是全国的现象,我们如果外出在广西什么地方丢了“证明”,也同样会被当成盲流抓起来,与“贵州很乱”与否并无关系。如今有些小青年听父辈讲文革时“大串联”眉飞色舞,很羡慕当时的学生凭个红袖章就能走南闯北,甚至上百万人涌进北京也不用“进京证”,就跟庚子年老佛爷招几十万义和团进京似的。其实文革时盛行的就是强力推动两个极端:上面号召的出行就是“革命大串联”,不仅全国游逛车船食宿一切免费,甚至正常生产运输都要让路。而一旦上面不号召,你自己出行就成为“盲流”、“流窜”,乃至有牢狱之灾。所以,那个时候可以畅游天下,那个时候也是寸步难行。那个时候非常“言论自由”,那个时候却也钳口禁言道路以目。说实话,我们当时之所以公路中断后还要徒步“盲流”,一部分原因也是几年前曾有过徒步“长征”串联的经历,直到下乡后尚有余勇可贾。却不知那时“奉旨而流”与此时的无旨盲流完全不同。

不过另一方面,现在回想,那次铩羽而归其实也并非一无所获,壮族与布依的关系、黔桂两地的文革异同,乃至一路山水民风都使我长了见识。我们这些知青在南盘江南岸待了那么些年,去过江北的没有几个人,我们也可以此自夸了。而亲历“盲流”的强制收容,更对我如今的一些研究有益。人生不论顺逆,其实都是大课堂啊。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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