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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东南互保”之“怪象”

作者: |0  2018-02-03添加评论  阅读75次

戊戌政变之后,本就危机不断的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滔天巨浪一个紧接一个地扑面而来。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关键时刻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不仅安然渡过了一次次的严重危机,其权位反而更重更高。

“小事勇”、“大事怯”

虽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尽废新法,重新临朝,但她与支持她的“顽固派”明白,光绪的存在是巨大威胁和隐患。光绪毕竟比慈禧年轻得多,一旦慈禧去世,光绪重掌大权,一切都将翻过来。因此,慈禧首先就想除掉这心头大患。

慈禧首先放出“帝病重”之风,露出谋害光绪之意。但没想到列强对此反应强烈,严谴任何加害光绪的举措。而且,全国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华侨纷纷发电,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于是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君,但这“废立”之事也遭到了列强的强烈反对,同时,慈禧极为宠信的荣禄也认为兹事体大,还应先征求疆臣意见。慈禧认为此话有理,于是密电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当荣禄秘密征求失势已久的李鸿章的意见时,李鸿章大惊失色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李接着向荣“委曲秘陈”了此事的成败利钝,希望荣禄能尽量促成慈禧、光绪念及“母子天伦”而重新和好。荣禄“闻之悚然若失”,后将李鸿章的话密报慈禧。而各地督抚接电,自然明白慈禧之意,都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这时,只有洋务派重要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挺身而出,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先约张之洞联衔上奏表示反对,张之洞开始表示赞同,但稍后即后悔,并命人中途追回已发出的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即张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独自复电荣禄:?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重臣刘坤一的公开反对,也是慈禧未能废黜光绪的因素之一。

由于各方反对,未能达到立即废黜光绪的目的,于是慈禧采纳荣禄的主意,不顾清王朝不立太子的“祖训”,在1900年元月初以光绪皇帝无子嗣为由,准备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但却宣布是为光绪皇帝的堂兄即同治皇帝立嗣,溥儁是作为同治皇帝的继嗣。谁都明白,慈禧的真实目的仍是为废黜光绪作准备。出乎慈禧意料,立大阿哥也遭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她曾命李鸿章运动外国驻华使节,希望各国公使入宫朝贺以示认可。1月中旬,李鸿章告诉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Baron von Ketteler),称光绪帝精神和身体都已经不行了,朝廷已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1月24日立储上谕颁布后,西方国家驻华公使团即照会总理衙门称,如果光绪皇帝被废,将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并警告说不会有好结果。西方国家公使不仅拒绝入宫对新立的大阿哥表示庆贺,还要求清廷公布光绪帝的病情,而且要求允许外国医生为光绪帝诊断。虽然慈禧太后对列强的这一要求非常反感,但迫于列强威势,不得不允准其请。最后,由一位法国医生入宫诊断光绪皇帝的病情,结果这位医生宣布光绪无?。国内舆论更是一片反对之声,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在1月26日发动各界人士联名通电,反对立储,几天之内,签名者超过千人。同时,他还号召全国各省共同抗争,若得不到朝廷允诺便以罢市相抗。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下令立刻抓捕经元善,经元善及时逃到澳门,才幸免于难。康、梁在海外发动10万华侨,纷纷通电表示反对。

对于立储,张之洞的态度耐人寻味。在1月初“立储”的风声刚刚传出时,由张之洞的前幕僚汪康年兄弟掌控的上海《中外日报》即登出有关消息,但报道并不十分准确,将立大阿哥与废黜光绪混为一谈,虽然立大阿哥的实质是为?废光绪,但毕竟此时形式上还是“立”而不是“废”;而且,还说张之洞赞同此事。张之洞见报后勃然大怒,质问汪康年:“我历年待渠兄弟不薄,何以捏造此等不根之事、悖谬之言,诬我害我,并煽乱大局耶?”他同时致电一位在日本的心腹幕僚,要其向日本政府说明“立嗣”是有根据的,含有“立嗣”并非废黜光绪之意。

显然,他知道臣下如果赞同废黜君王、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毕竟有违君臣大义,所以生怕担此罪名;而“立嗣”起码在形式并上不含废君之意,因此可以承认。不过,如何公开表态赞同“立储”,他与许多地方督抚还是大费一番踌躇?朝廷宣布“立储”,疆臣理应上贺折表示祝贺,尤其在慈禧实际上是以此废黜光绪的严峻情势下,这更是一种政治表态。不表态或表态过迟,会得罪慈禧。积极表态又会引起国人的不满和抨击,有损自己的政声,张之洞深知“立储”遭举国痛责;再说,万一未能废黜光绪,以后光绪掌权,不能不考虑表态过于积极的后果。所以,是否就“立储”上贺表,因通权达变、治术过人而在官场一直一帆风顺的张之洞,竟也一时举棋不定。于是,他致电闽浙总督许应骙,询问何时发送贺表。但许也与他一样,不敢过早表态,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想等到接到朝廷对各地的正式通知?再发。依然拿不定主意的张之洞又分别电询两江总督鹿传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和护理陕西巡抚端方。湖南巡抚是他的下属,陕西巡抚职级比他低,如此“不耻下问”,足见他此时的谨小慎微、首鼠两端。鹿传霖持观望态度,并以自己只是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之职推脱说,“鄙人”只是权兼此职,所以“不敢遽定办何事”。俞廉三和端方二人则认为“立储”已是既成事实,主张及早发送。经过与众督抚一番来往磋商后,张之洞决定不单独发贺折,而是与自己的属下、湖北巡抚于荫霖一起发了一个贺折。一方面表示了忠于慈禧之态,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只是例行公事?并非“积极表态”,不致引起各方反感。

在专制制度下,当最高层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并且斗争激烈时,各级官员难免会为如何“表态”而煞费苦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对自己在“废立”、“立储”中的所作所为,张之洞解释说,因为“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在忠于太后与忠于皇上这种“天大之事”的“两难选择”中,向以“勇于任事”著称的张之洞的表现却是含糊怯懦。刘坤一笑评其“小事勇”、“大事怯”,的确是对他为官之道的总结。

东南互保

清廷颁布“立储”诏书后,载漪入值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此前平庸无闻的端亲王顿时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一些王公大臣竞相向他献媚,以期?后得到这位皇上父亲的恩宠,一些顽固派大臣更是积极向其靠拢,因此他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这样,朝廷中一个以载漪为中心的极端保守的政治集团迅速形成。载漪急于将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因此更加不择手段,完全不计后果,甚至不顾大清王朝的安危。他们的观点、利益和立场与慈禧完全一致,自然得到慈禧的强力支持。这样,清廷的内外政策便完全由慈禧、载漪集团决定。

由于各方反对,慈禧未能废黜光绪,隐患仍在。在各种反对声中,她最忌惮的还是列强的态度和干涉,因此对洋人极端仇视,载漪集团对洋人也是恨之入骨。但他们又知道自?无力打败洋人,便将目光转向民间兴起的义和团。

对义和团,张之洞一直主剿,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都坚决主剿。较早时,张曾致电一位京官,说“扶清灭洋”的口号是会匪的一贯策略,“若因此姑息,大误矣”!义和团“能避枪弹,更是谣言”,如果因此而害怕义和团,则“更大误矣”!

5月末,义和团在朝廷的支持下向直隶、京津发展,行为更加过激,烧北京一些店铺,并拆毁铁路,焚烧车站,张之洞立即致电荣禄:“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设?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他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则“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他希望朝廷能改变政策,对义和团由抚改剿。6月15日,张之洞、刘坤一联衔电奏朝廷,力促朝廷改变政策。他们提醒朝廷:对义和团“如果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并表明自己心迹:“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所以恳请朝廷明降谕旨,立即镇压义和团。由于此奏意见与朝廷方针正好相反,所以张、刘事先曾反复电报磋商,字斟句酌。刘坤一起草的电稿原有劝朝廷对义和团“一意痛剿”之句,后改为张之洞提出的“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既加,胁从乃散”。虽然实质仍是剿灭义和团,但语气缓和了许多,“后抚”之说照应了朝廷的政策,并未完全否定朝廷支持义和团之举,不使朝廷产生臣下忤逆的感觉,可能更易为朝廷接受。此奏铿锵有力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张之洞专门电刘,要其加上的:“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乱,悔不可追。”他们强调:“机变甚速,间不容发。”

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虽然朝廷在6月17日收到张、刘电奏,得到主和派官员的强烈响应,但最?仍无法改变慈禧向列强开战的决心。6月19日,清廷正式决定“向各国开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两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得此消息,张之洞、刘坤一认为大祸临头,但还想作最后努力,于是联络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湖北巡抚、江西巡抚及长江巡阅水师大臣联衔电奏朝廷,他们认为义和团是“邪教”、“土匪”、“劫盗”,滥杀中外无辜、“华洋均受其害”,所以“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保护各国商侨、教士和使馆,向各国政府致歉,对6月11日被清军杀害的原日本使馆参赞杉山彬“优加抚恤”。最后,他们几乎是哭求朝廷:“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局决裂,悔无及矣。”

然而,众多封疆大吏的哀求依然无济于事,慈禧于6月21日发布对外宣战上谕。为了自己的权力,慈禧向来不惜一切代价,因此在权争中总能获胜。而且,她把“中国”、“大清”和自己的权力分得清清楚楚。对她来说,有中国而无大清,中国便无意义;有大清而她不掌权,大清便无意义。因此,为了一己之权,她故技重演,以为仍可获胜,把中国乃至清王朝都作为赌注,押在了一场明眼人皆知必输无疑的赌局上。

在朝廷与各国正式宣战之前,以张之洞、刘坤一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督抚感到大局已难挽回,于是开始大胆筹划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东南互保”。张之洞、刘坤一多次与外国驻汉、驻沪领事馆和有关洋人联络,一再表示决不愿与洋人开战,坚决保护洋人生命财产安全,维持一方平安的主张。英国担心他们无力保持局势稳定,提出可以派军舰进入长江协助,但被张、刘拒绝,表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保持长江流域稳定。同时,张之洞还致电一些驻美、驻日大臣,要其劝说两国仿效英国,不对中国东南动武,“共保东南大局”。在张之洞、刘坤一的指示下,早有此意的盛宣怀在东南官员之间和中外之间四方联络,积极奔走,成为“东南互保”的穿针引线者。李鸿章、袁世凯也对“东南互保”表示坚决支持。这时,京城义和团在载漪、刚毅等顽固派大臣的唆使下正在加紧围攻各国使馆。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张之洞闻讯大惊,知道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时间紧迫,他来不及与刘坤一商量就自作主张,以与刘联衔的名义给荣禄发电,请求荣禄?法保护各国使馆,将使馆人员安全转移到天津,如此以后还有议和、谈判的可能。他强调,能救使馆一个人即“减祸一分”。他还数次与其他督抚联衔电奏,恳请慈禧太后极力保护各国使馆。

就在东南各督抚开始与列强谈判的关键时刻,慈禧于6月21日向各国“宣战”的消息传来,同时,朝廷还在20日、21日先后下达了命令各省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的谕旨。张之洞、刘坤一知道事关逆旨抗上,非常担忧。而盛宣怀也担心宣战上谕一旦公开,谈判将功败垂成,于是立即建议张、刘令各电报局不准公开宣扬此谕,只能“密呈督抚”。盛还电告张、刘,劝他们在未正式接到朝廷宣战上谕之前,赶快与各国领事订约,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为打消张、刘的担忧,盛宣怀还说:“北事不久必大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不能不有所变通,“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经张之洞、刘坤一指派,以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盛宣怀为帮办,于6月26日在上海正式就“东南互保”与上海各国领事谈判,签订了互不“侵犯”、保证东南和平的《中外互保章程》。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参加“互保”。

“东南互保”与朝廷的“宣战”谕旨显然相悖,所以张之洞、刘坤一在签约的同一天就联衔电奏慈禧,沥陈苦衷,有理有据,希望使朝廷接受他们的所作所为。?奏由张起草,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赞同朝廷向各国“宣战”和招募义和团民的政策,并劝朝廷改变政策:“此次大患在与各强国一齐开衅”,“拳会仅持邪术”,根本不可能以血肉之躯战胜列强的炮火。“以京师之重地,作孤注之一掷,危迫甚矣”。“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结果必然是“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宗社乘舆何堪设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亟思变计者也”。而且,长江沿岸只有抢劫偷盗的“会匪”、“拳匪”,“并无拳会之党可招”。在论证了朝廷面临的可怕局?后,他们自然得出为全国计、为朝廷计应实行“东南互保”的结论:“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由于列强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矛盾严重,“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他们坦承,在长江流域如果只与一国开战,有可能支撑半年,但如果说可以抵抗多国,则“臣等诚不敢故作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张之洞抓住谕旨?有“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字句,尽量将“东南互保”说成是符合圣旨的“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之举。当然,他们不能不表示:“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最后,他们特别强调朝廷不要将驻外使臣召回,“若使臣下旗回国,即是明言决裂,自认攻毁各国人命物产,以后更难转圜,似宜仍令暂驻各国为宜”。尽量为朝廷日后议和留下后路。

6月28日,即“东南互保”的《章程》签订两天后,朝廷的“宣战”谕旨才在上海公布,张之洞、刘坤一向盛宣怀等保证,一切责任都由他们两人承担。但慈禧在“宣战”后给他们的上谕中,对他们的违旨不但没有责备,反而称赞他们的“互保”是“老成谋国之道”,并且朝廷“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经过一番串联,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省份也先后参加“互保”。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张之洞、刘坤一在8月17日忙致电各国驻上海总领事,为慈禧开脱,说“东南互保”“各督抚均系奉旨办理”,所以请求联军“万万不可震惊我皇太后、皇上”。引电虽短,却用意殊深。慈禧此时最怕被列强作为“祸首”严惩,为其开脱正中下怀;为其开脱而将“东南互保”说成是按照慈禧旨意办理,慈禧根本不敢也不愿否认。所以,此电在讨好慈禧的同时,又使她不能否认“东南互保”是“奉旨办理”,因此更具“合法性”。

于是,中国大地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华北地区清军和义和团奉旨与八国联军浴血奋战,烽火连天、血雨腥风、生灵涂炭,东南地区却与“敌国”签约两不侵犯,互保平安。如此“怪象”充分说明,清政府中央控制力已迅速减弱,因此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地方大臣竟敢并且能够联手抗衡朝廷。然而,正因为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抗衡朝廷几近疯狂的决策而“东南互保”,才使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地、为数不多的新式工商业最集中之区局面大体稳定,免于被战火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同时也阻止了列强势力在长江流域更迅速、更强烈的深入。从清廷的角度来看,“东南互保”的确为朝廷后来“转圜”、与列强议和、慈禧被免于惩罚作了重要铺垫。所以,当朝廷与列强“议和”成功,当初强烈主战的顽固派大臣如载漪、毓贤等受到严惩,而“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张之洞、刘坤一大受表彰。张赏加太子少保衔,刘赏加太子太保衔。1909年张之洞病故,清廷在褒奖上谕中还不忘提此一笔:“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

来源:《历史,何以至此》(雷颐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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