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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觉杭州梦:你牛逼,你来弄!

作者:  2017-12-01添加评论  阅读108次

作者:江大桥

前北京市长陈希同有个外号,叫陈喜亭,因为他喜欢叫人在高楼顶上加盖小亭子。

1986年,陈希同提出了个口号:维护古都风貌。1993年,这个口号变成了夺回古都风貌。

“古都风貌今何在?多是‘豆腐块’‘麻将牌’,如果再不抓就不行了,新建筑要尽量体现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为了解决“豆腐块”、“麻将牌”,有关部门特地组织了“建筑顶部设计效果研究小组”。根据研究,要想体现民族传统地方特色,高楼顶上就得加盖小亭子。一时间北京的建筑全部“戴帽子”,比如城乡贸易中心、妇联大楼、交通部大楼、三里河银行大楼、中粮大厦。

高楼流行戴帽子,街边商店流行用琉璃瓦顶的垂花门装饰门面,所以当时北京流行一句话:举头遥望小亭子,低头又见垂花门。

1989年,北京西站建设工作正式开展,总设计师是朱嘉禄。陈希同要求设计方案必须体现“民族气息”,朱嘉禄不得不在西站两侧各加了一座钟楼。陈希同对方案不满意,朱嘉禄就在楼顶加了个小亭子。陈希同还是不满意,最后这个亭子变成了一个高达30米,重达1800吨的大屋顶。造价8000万,占西站总投资的4%。

其实早在北京西站设计之初,建筑大师张开济就给陈希同写了封信,劝他放弃小亭子,

“人们普遍认为,小亭子是市长的爱好,有小亭子的设计方案就比较容易得到市长的赞赏”。

后来陈希同住进了苏式民族风格,大门和围墙都“戴帽子”的秦城监狱,在小战士陪同下还可以打打网球下下棋,也算是“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了。

陈希同在北京的遗产不只有帽子,北京曾有两处景点是摄影师跟 Cosplay 爱好者口中的圣地,因为那里非常适合拍出“荒芜感”的照片,一处是八达岭高速旁的沃德兰乐园;一处就是玉泉建材市场后面的世界风情园。

从北京地铁一号线玉泉路出来,往南走1000米,玉泉建材市场后面,曾经有一片荒废了13年,占地面积680亩的废墟。这片废墟上有希腊宫殿、泰国佛塔、江南庭院、欧洲城堡、日式小楼等世界各地建筑,所以叫世界风情园。

1990年陈希同脑袋一拍,就掀起了一场城市人造景观建设热潮。世界风情园号称是北京最大的人造景观项目,投资预算3个亿。96年陈希同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处,这个园子也因为资金问题停工,沦为了烂尾楼。

在这场人造景点大跃进活动中,“明皇蜡像宫”、“老北京”、“世界公园”等40家人造景点陆续在北京建成,投资额都在一个亿以上,全部血本无归。

其实城市规划对于所有的市长来说都是一份沉甸甸考卷,陈希同显然在考试时犯了审题不清的毛病。

而五月份蔡奇成为新一任的北京市委书记,上任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领导“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著名的西单横二条小吃街就在这个行动中被拆除了。

横二条小吃街旁有道红墙,红墙内就是中南海。横二条的社区大妈聊天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中央的领导都是我们的老街坊。

“老街坊”记挂着北京的胡同,这次拆除横二条小吃街,也是为了保护紧挨着的横二条胡同。

跟陈希同拍脑袋搞大跃进不同,围绕这次的疏解整治运动,相关的调研已经进行了三年。

三年前的春天,“老街坊”在北京南锣鼓巷雨儿胡同考察时说,我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小时候就在这附近长大,冬天常常放学后从雨儿胡同去什刹海溜冰。

“老街坊”对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视由来已久。蔡奇也一定是经过慎重考虑,领导首都综合治理的不二人选。

蔡奇在进京之前,在杭州做了三年多的市委副书记,搭档的是杭州人至今还挂在嘴边的王国平。

01

王国平从2000年到2010年,当了整整十年的杭州市委书记。

王国平任内一共跟四位市长搭档,先后是仇保兴、茅临生、孙忠焕、蔡奇。除仇保兴跟蔡奇外,其余两位市长几乎默默无闻,以致于当地有个说法:“杭州只有市委书记,没有市长”,而且仇保兴、茅临生两任市长,在杭州的任期都不到3年。

仇保兴上任杭州市长后的头功就是保护河坊街。1999年,河坊街拓宽工程启动,按照规划,原本位于杭州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河坊街将彻底消失。杭州市民黄晓杭给杭州市委写了封信,呼吁保护这条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古街。仇保兴见信后批示保护河坊街,这才有了后来为期两年的河坊街抢救行动。

后来仇保兴还请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团队给钱塘江做未来景观规划,确定了以钱塘江为中轴的城市规划原则。当时,钱塘江边上正在建设一座望江门电厂,建成后煤烟污染不可避免。为了城市景观建设,仇保兴拍板赔了电厂4个多亿。

仇保兴抢救下来河坊街,保护钱塘江只是搭个台,唱戏的是王国平力主修建的南宋御街,以及后来的拥江发展大战略。

仇保兴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博士、高级城市规划师,他多年以后接受媒体采访,批评王国平定下的大钱塘江战略“操之过急”,应该为未来发展留下空间。

王国平是个“大炼钢铁”的出身,合肥工业大学稀冶专业毕业,掉书袋自然是比不过仇保兴,为了堵住悠悠之口,他重用了同样是同济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的王澍。

王澍是北方人,当年在东南大学建筑系读研究生,有次到杭州学习考察,就去西湖上划船,划着划着下雨了,西湖烟雨的景象一下子就把王澍镇住了,当时他就决定,今后一定要待在杭州。

在去杭州之前,王澍视体制如粪土。

王澍读大一时,整个学校有九个系,刚进校每个系要派一个学生代表去听校长训话,王澍被选为建筑系的学生代表。当时的校长是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韩,钱钟韩对王澍说,“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没有备课,你要认真准备的话,你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在台上下不来的。”

王澍把钱钟韩的话听进去了,大二的时候他就对所有的老师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到大三的时候,王澍带领四个同学跟老师谈判,拒绝在作业中画商业效果图。在王澍看来,商业效果图就是用来博取甲方喜好的玩意儿。

1988年,王澍硕士毕业,论文题目叫《死屋手记》,把整个东南大学建筑系跟中国建筑界都批判了一通,最后学位委员会没有给他学位证。

没拿到学位证的王澍去了杭州,到中国美术学院改造大礼堂。两年后王国平上任杭州市委书记,再过一年,王澍遇到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改造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从03年开始施工,04年的时候杭州人都在说,如果要在杭州找最难看的房子就去象山看。07年象山校区施工完毕,杭州人说,这楼还挺好看的,就是离杭州太远了。

但是仇保兴当年保护下来的河坊街有个南宋御街,属于杭州市中心。象山校区一战成名之后,王国平就找来王澍,希望他主持南宋御街的保护与更新。王澍不想接这个项目,嫌触及的利益关系太复杂,就提了六个要求,想着王国平应该知难而退了吧。

没想到,王国平一口答应王澍的要求,王澍开始主持南宋御街的改造工程。

王国平不是轻许轻诺,他是信许江,中国美院的院长。在王国平任内,许江频频进入市府以备咨询,而美院相关院系也在杭州城市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江院长那时候是把中国美院做大做强,恢复民国时期国立艺专风采的大功臣。当然学校一旦恢复民国风采,就难免不安定不团结,2015年美院某评不上职称副教授质疑许江花钱大手大脚,要他公开学校账目,还在网上“约架”,要和院长比试一下学术水平。

王澍当年肯定比这位副教授更刺头,但是他和许江的关系就很好。当初象山校区的设计项目,是许江扛着压力交托给王澍的,王澍也很争气,让许江挺直了腰板。有了这么一层关系在,王国平放心地把南宋御街项目委托给了王澍。

许江还写过三首诗赠给王澍。王澍在同济大学读博士,许江为他写推荐信。博士毕业论文大家都说看不懂,许江为他写鉴定。王澍读博到二年级时,许江就邀请他回美院,要专为他建一个建筑系,后来王澍出任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首任院长。

王国平在任的十年,正是美院大发展的十年。但是讲到王国平的美院的渊源,不能不提文革的一段故事。

文革伊始,杭州的红卫兵就形成了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造反派分子、当时美院的学生张永生创建的“红三司”,一个是干部子弟组成的“红一司”。

那时候杭州还没有外国语中学,“红一司”成员主要来自省府子弟扎堆的杭一中以及市府子弟扎堆的杭二中。

王国平作为市委书记家的公子,自然是就读于杭二。他在“红一司”有一个来自杭一的同学,就是浙江省委副书记陈伟达的儿子,后来闻名遐迩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

北京的“红三司”取缔了西纠,杭州的“红三司”打倒了“红一司”。王国平和陈同海都成了黑五类分子。王国平被送到东北大兴安岭插队,他的父亲王平夷同志,没等到1973年毛主席在西湖刘庄别墅发出的指示,“没想到老同志们受了这么多苦”,1970年就含冤去世了。

王平夷从53年开始当杭州市委副书记,到1962正式成为市委书记。杭州市委书记这个工作,王国平算是子承父业。

王平夷任内的业绩,最让杭州百姓念念不忘的是保护灵隐寺,红卫兵打算砸掉灵隐寺,王平夷一边通知浙大组织学子保护灵隐寺,一边顶着压力向周恩来汇报要求中央介入。

他被迫害致死的重要诱因也是这次保护行动。

2009年,王国平已经是政声日隆,西溪和西湖成为国内旅游的两张名片,杭州市房价领跑全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城市论》,专门阐述城市规划建设问题。这本书引得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从北京跑来杭州,请王国平担任央美的客座教授、客座博士生导师,讲授科目是城市学。

当然坏事也有,也是在2009年,王国平的搭档,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被调查。这位萧山县戴村农民的儿子,在疏浚西溪的工程中一路升迁,兼任西溪湿地公园管委会主任,他的根据地西湖区正是王国平任内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

许迈永因钱多权多女人多,被杭州人戏称许三多,是个丁义珍式的人物,借着城市改造大聚敛财。这样看来,王国平就成了达康书记,成了背锅侠。

许三多出事一年后,王国平年届60,到站下车,改任人大主任,2012年更是辞去了一切党政职务,成了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的院长。

而经过最高法院核准,许三多被执行死刑,他是打虎运动之前官员贪污金额纪录的保持者,认定的贪污受贿金额1.98亿元。而被许三多刷新纪录的,正是前文提到的那位杭州老乡,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贪污受贿1.95亿元。

王国平眼见老发小与老部下纷纷走上不归路,一定是非常心痛的。

不过值得他宽慰的是,2012年王澍得了建筑领域的诺贝尔——普利兹克奖,成为该奖项的首位中国籍得主。他得奖的主要作品,都产生于王国平主政杭州的这十年。

可以说,王澍跟王国平共同成就了今天的杭州。

02

二十五年前“老街坊”任河北正定县县委副书记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打算把《红楼梦》拍成电视剧,选择在正定县搭建“荣国府”。这个“荣国府”是临时外景拍摄基地,等电视剧拍摄完就作废。

不过“老街坊”看得更长远,觉察到这是一次发展旅游经济的好机会,他想把“荣国府”搞成永久建筑,“这样既可以增加画面真实感,又能为正定县增添新的景观”。

想法很好,但是正定县没钱,当时建造“荣国府”要花费300多万。为了不增加正定县干部群众的负担,“老街坊”先是向北京的一个朋友求助,这个朋友路子广,跑去跟中央电视台协商,说服央视投资了38万。

接着“老街坊”又找了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的贾然,“老街坊”对贾然说,正定县归石家庄管是早晚的事,修建“荣国府”对石家庄也有好处,请贾书记支援20万。贾书记一想,说的有道理,批了20万下来。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找市长不如找市场”,“老街坊”也顺势瞄上了企业,他找上了石家庄红星机械厂,说服人家投资了40多万。经过多方筹集,1985年,“荣国府”开工建设,工期一年零八个月,耗资350多万,总面积35000平方米。

1987年央视《红楼梦》开播,“买了门票排队等待参观的人群,把门口检票的木桌子都挤坏了”,当年的旅游收入就有1761万元。后来“荣国府”又拍摄了《雪山飞狐》、《包青天》等两百多部影视剧,开创了旅游业的“正定模式”。

跟“老街坊”比,王国平对《红楼梦》的热爱不遑多让。

王国平是主持过“杭州与红楼梦”研讨会的人,不仅熟读《红楼梦》,还把全国各地的红学家请来杭州,试图利用《红楼梦》为杭州增加一点文脉气韵。

可惜杭州和红楼梦真的没什么关系,曹雪芹写的正经是金陵爱情故事。最后考证来考证去,就找到一个线索,晚明上林署丞顾友白之女,钱塘女诗人顾若璞可能是贾母的原型。

最后王国平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大观园。他强力推进西湖周边违章建筑的拆除,打开了西湖的围墙,重修当年被红卫兵破坏过的西湖十景,并试图在西湖景区实行免票制。

当时开会讨论免票制问题,有人不同意,说不如改成水上乐园,收更贵的门票,王国平当场脱口而出一句国骂。这是他的习惯,他对下属布置工作,平均五分钟一句国骂。

王国平还有一句口头禅,“白加黑,5 2,星期六一定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一定”。

不知道多年以后阿里巴巴上市前的时候,马云推行的996制度,是不是从这儿发端的。

在阿里巴巴内部的视频文件里,可以找到王国平和马云最初的交集。王国平陪同浙江当时的老书记视察民营企业,老书记问马云:“你希望这个公司将来做到多大?”

那时候阿里巴巴是个毛线也没有的公司,别说淘宝支付宝,连中国供应商这个祖师爷级别的产品,也是在两年后才诞生的。但是马云很敢说,

“我希望它会是一家市值五亿到五十亿美元的公司。”

一向是敢想敢干的王国平也没想到马云放这么大一个卫星,赶紧出来打圆场:“张书记,小马可能说的是他要把公司做成五亿到五十亿人民币的公司。”

马云是个情商很高的人,他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忍不住纠正了王国平,“不是人民币,我说的是五亿到五十亿美元的公司。”

之后的十年,阿里巴巴和杭州可谓是同呼吸共命运。

西湖免票之后的第二年,减少的600万门票收入已经通过租金增值打平。而马云正是在这一年的4月份,拉着10名阿里巴巴早期员工,开始做一个免费的C2C购物网站,淘宝网。2005年西湖全面免费,杭州减少了3000万门票收入,但是旅游收入立竿见影实现翻番,这一年淘宝网总经理孙彤宇宣布将继续免费,将对手易趣远远甩在了身后。

就在进入发展快车道的2005年,阿里巴巴主办的西湖论剑迎来了其影响力的最高峰。之前的几届西湖论剑虽然热闹,但是主要是马化腾、丁磊、周鸿祎这些网瘾少年的自娱自乐。这一届不同,马云获得了雅虎的10亿美元投资,成了中美互联网的中间人,他邀请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参会,作为市委书记的王国平也第一次参加马云的西湖论剑。

也是在这一年,马云第一次被评为“十大风云浙商”,这次政府主导的评选还为马云设立了一个单独的奖项。马云领奖时,在台下首排居中坐着的,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敏尔。

五年之后,阿里巴巴成立小贷公司,向淘宝卖家提供完全基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时候,已经是副省长的陈敏尔同志再次在媒体上接受采访称,“希望阿里巴巴帮助更多的小企业和个人创业者”,要监管部门用开放、前瞻的角度看待这一新生事物。

彼时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领导还并不清楚互联网金融为何物。

浙江省的干部得风气之先不是没有原因的。“老街坊”02年调到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03年2月25日的《浙江日报》就多出了一个叫“之江新语”专栏,署名“哲欣”。“哲欣”是“老街坊”的笔名,取的是“浙江创新”的意思。

当时浙江日报上还有一个专栏,叫“钱江浪花”,这个专栏是陈敏尔在浙江老书记的关怀下设立的,用于报道浙江发展民营经济和推动改革开放的优秀人物事迹。陈敏尔亲自撰写了这个专栏的第二篇文章。

所以千万不要惊讶浙江怎么出了蔡奇这样一位千万粉丝的大V市长。其实早在微博出现十年之前,“老街坊”、陈敏尔和蔡市长们,就通过浙江日报的专栏称为大V,实现了杭州的官民互动的一个窗口。

2011年底到2012年是阿里巴巴的多事之秋,B2B欺诈案、淘宝十月围城、支付宝股权,三个惊心动魄的负面事件在一年之内发生。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此时,微博粉丝千万的大V市长蔡奇表示了对阿里巴巴和马云的支持。

阿里巴巴没有辜负浙江和杭州各位领导的信任,2013年西溪园区建设完成后不久,阿里巴巴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融资超过200亿美元的IPO。再过三年之后,阿里巴巴集团的各个分支,支付宝新大楼,菜鸟物流新总部,以及各种政府主导的产业小镇,已经在西溪周边,余杭区和西湖区四处开花。

此时已经远调贵州的陈敏尔,也再度接见了马云,将阿里巴巴的大数据中心放到了这里。这对后来的中国电信、苹果icloud国内服务器落户贵州形成了示范效应,有力地地支撑了省领导班子提出的“云上贵州”的设想。

如此看来,阿里巴巴的发展离不开浙江和杭州几任领导的关心和帮助。和马云把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称为,“和政府要只谈恋爱不结婚”。

阿里巴巴的成功引起了上海市一位老书记的感叹,他五年前就发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上海为什么没有留住阿里巴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马云”。

很多人在回答中把责任归咎于政府对创新不够重视,沉迷于跨国公司的总部经济。

其实上海注意到互联网产业比王国平、蔡奇、陈敏尔们更早。在马云办西湖论剑和获得十大风云浙商头衔的前两年,上海政府就组织了第一届“IT青年十大新锐”颁奖,上海市的老老书记亲自到场,向陈天桥、邵亦波和梁建章等人颁发这个奖项。

只是这位老老书记的事情,后来不怎么提了。

03

虽然省府和市府的领导们高瞻远瞩,但是杭州市下面的大大小小官员打得好一手计算器。

如今的阿里巴巴平均每天纳税一个亿,是余杭区政府的超级印钞机。如果换做今天,阿里巴巴想从西湖区的华星广场搬到余杭区的淘宝城,西湖区招商局和国税地税的领导,恐怕要像当年十月围城的中小卖家一样,到马云的办公室静坐抗议。

但是2007年首次上市的时候,阿里巴巴在在全省107家上市公司里并不显山露水。对于财大气粗的西湖区政府来说,这样的公司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三年收的税还比不上绿城一个楼盘的土地出让金。

白菜价给阿里巴巴500亩地?大概是脑子进水了吧。所以他们就眼睁睁看着阿里巴巴响应王国平市长的西溪规划和跨江发展战略,把B2B搬到滨江,把淘宝搬到余杭。

08年之前,杭州大小官员们的心头好是宋卫平。宋卫平是浙江绍兴嵊县人。浙江省内有个说法:诸暨木柁、绍兴师爷、嵊县强盗。嵊县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自古以来就是起义军的大本营。宋卫平就是一个典型的嵊县人,他小学三年级读遍《说岳全传》跟《三国志》后,就老想着上梁山当好汉。

1977年,在浙江美术地毯厂干活的宋卫平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凭借小学时打下的古文功底,他顺利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结识了后来的创业伙伴寿柏年。大二那年,他读到邹韬奋的著作,决定效仿前人,就办了一份只有四个版面的报纸《思考》,其中三个版面由他一个人撰稿,主要探讨中国如何走上民主、法制和现代化之路。

毕业后,宋卫平被分配到舟山地委党校给干部们上历史课。这是个闲差,每周只有两节课,宋卫平上午教书,下午钓鱼,晚上打牌。为了打发时间,宋卫平又办了份报纸《冲浪》,在这份报纸里,宋卫平集中火力批判体制弊病社会陋习。

宋卫平给党政干部上历史课的时候说:在一个人品比我差、学问比我差的人手下工作,是我人生的奇耻大辱。1987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警惕,从中央逐级传导到地方,舟山党校领导对《冲浪》和宋卫平提出严厉批评,他一气之下辞职跑到珠海的一家电脑公司当文员。

从文员当到公司一把手,宋卫平花了七年。刷够经验值后,宋卫平在1994年回到杭州,跟妻子夏一波、校友寿柏年一同创办了绿城,启动资金15万。虽然宋卫平的老丈人是当时舟山财政厅副厅长,但宋卫平第一笔买地的钱,还是向朋友借的300万。

宋卫平在94年选择进入房地产行业,算是赶上了好时候。1994年,国务院宣布房改,房地产业迎来春天。95年马云刚刚创立中国黄页,满世界画大饼拉投资。宋卫平已经开发了丹桂花园、金桂花园、银桂花园、月桂花园等楼盘,赚了个盆满钵满。

到2000年王国平当上杭州市委书记的时候,绿城的房产销售额已经连续多年位居浙江省第一。王国平2002年下令重修西湖十景,03年又开始建设西溪湿地,带动了周边房价的上升。

其实早在2000年王国平上任的那一年,宋卫平就“想通了土地与地方财政的利益关系”,开始疯狂买进西湖跟西溪附近的土地。

王国平的父亲当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要把杭州建设成东方日内瓦。到了王国平这里,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所以西溪西湖整治完成后,他的的目标已经不止于东方日内瓦,而是要做东方迪拜。

2008年他亲自带团去迪拜考察,带着浩浩荡荡的党政干部及民营企业老总,在迪拜开设学习班,让他们准备好迎接下一轮思想解放。意思可能就是不换思想就换人。

“老街坊”当年盖正定的荣国府只需要350万元,但是要建设一个新迪拜,需要的人民币可能填满整个西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国平在地图上画了个圈,把余杭萧山并入杭州,卖地换钱。

王国平主政的这10年间,杭州房价狂飙突进涨幅10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更是力压京沪领跑全国。

06年绿城在香港港上市,杭州市政府也推出了个类似杂志的《读地手册》,首发仪式设在香港,目的就是为了面向全世界卖地,内地的地产商还要通过“地下转口贸易”才能知道有哪些地要卖。

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土地广告,制作精良,解说词独具匠心,专门介绍杭州的待售地块。比如09年第三期为了卖“之江新城”地块,用的广告词是“春有和风,夏有浓荫,秋无萧瑟,冬无阴霾”,代表了当时地产文案的最高水平。

2006年之后,王国平又提出了拥江发展大战略,要以钱塘江为发展轴带,以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和奥体博览城为中心搞城市建设。

王国平话一落,宋卫平立马跟葛洲坝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在07年一起拿下了蓝色钱江项目。蓝色钱江正处于钱江新城CBD核心区域,2010年开盘价一平方60836元,成为当年的豪宅标杆,即使历经火灾事件,价格依旧稳定在一平方78000元。

宋卫平紧跟王国平的步伐,王国平都看在眼里。05年的时候,王国平把杭州江干区安置房项目交给了宋卫平。项目完工后,王国平视察的时候说,保障房还是要请绿城这样的公司来造。

绿城做桃花源项目时,一块景观石都要从福建采购,再运到几千公里外的广东打造,光运费就超过石材本身。桃花源项目完工后,宋卫平亲自带队前往视察,他说自己挑不出毛病。只要宋卫平挑出毛病,他就会指着项目总监的鼻子吼,你可以去跳楼了。一边吼一边扔手机砸水杯,足可以跟王国平五分钟一句的国骂相媲美。

所以精益求精的宋卫平看不起粗糙滥造的万科,“那么粗糙的产品,要是我们项目经理造出来的,他应该去跳楼自杀N次”。“要是绿城有业主像他们的那样拉横幅示威,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

浙江的地产商,好像没一个瞧得上带着十八线女演员全世界乱飞的王石,广厦集团的楼忠福,骂万科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率先降价跑路,跑路的凭什么当大哥?这个外号”乡村曾志伟“的房地产大佬还有一句名言,说“老总都是靠抢来了,老子一定能富过四代”。

可惜两位都一语成谶,楼忠福后来因为政商关系接受调查,只富了两代。而开盘八年之后的蓝色钱江,也迎来了一位拉着横幅示威的业主,网上的舆论狂潮,要把绿城二十年积累的口碑一举清零。可惜此时的宋卫平已经无欲无求了。

他的劫数是在2008年,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房价下跌,绿城全年销售额151亿,仅完成年度目标的四分之三,同时各大银行的贷款全部叫停,绿城负债率高达140.1%。据说宋卫平曾对杭州市主要领导表示:杭州市政府如果再不救市,下次开会,就见不到他宋卫平了。

10月14日,杭州推出24条“房地产新政”,火热“救市”,公然和调控政策唱了反调。王国平说,救楼市不是为了救房地产企业,而是为了救经济、救银行、救百姓,“房价下跌最大受害者是老百姓”。

这个表态引来全国人民一片骂声。但是王国平一意孤行的政策拯救了绿城,宋卫平则继续疯狂拿地,09年那一年杭州排名前10的地王宋卫平抢下4个。

宋卫平喜欢穿着红衣参加土地拍卖会,那时候有个说法,宋卫平穿红衣服代表他一定要拿到这块地。09年年初,绿城还欠着一笔高达4亿美金的高息债,濒临破产清算。到了年底公布数据,全年销售额达到510亿元,跃居全国第二,仅比万科的销售额少120亿元。而且绿城的平均售价达到14530元/平方米,比万科高了5000多元。

在那一年的年终答谢会上,青岛绿城的销售冠军手捧着大把现金四处挥洒,宋卫平放言未来将是绿城的天下,3-5年内销售额要突破千亿,并超越万科成为行业霸主。

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超越万科,宋卫平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从小学开始,我就没考过第二名。

然而,绿城在09年的风光是一场回光返照。09年之后,杭州的房价进入了长达六年的滞涨时期,2010年王国平从杭州市委书记的岗位上下来,绿城就永远失去了追赶万科的希望。

2015年,宋卫平希望通过融创的投资重振旗鼓,但是经过一番折腾之后,白衣骑士孙宏斌撒手。一年后,宋卫平的老搭档,绿城的大内管家寿柏年隐退,一直支持宋卫平的大股东九龙仓也离场,留下了一句话,绿城不再是宋卫平的了。

宋卫平回应说,“绿城变成央企中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一件好事”。

枭雄一世的宋卫平如今也许就只剩下爱好了,2012年之后,他开始担任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的顾问。而院长正是王国平,两人是一对多年的棋友,不知道下棋之余,会不会像高育良一样抄一副《好了歌》。

其实宋卫平还有一个爱好。1998年,他组建了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十五年里耗费心血和资金无数,仅仅2001一年宋卫平为俱乐部砸了8500万元,这是绿城当年总赢利的2/3。到了14年,欠下大笔赌债不得不出售绿城的宋卫平已经养不起球队了,他想把俱乐部49%的股份转让给如日中天的马云。

在宋卫平的想法里,这个事情顺理成章。没想到最后马云选择跟许家印合作,而是投资12亿入股恒大,让恒大连续站上了亚洲之巅。宋卫平气得骂马云重利忘义,嫌贫爱富,不爱家乡爱美人。

04

写到这里,大家应该都能看出来浙商的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楼忠福这种,“我有故友屌似卿,如今坟头草盈盈”。

第二重是宋卫平这种,让领导觉得“你办事,我放心”。

第三重境界是马云,和政府谈恋爱不结婚,但是识大体、懂大局,“支付宝随时准备上交国家”。

不过马云跟宋卫平这对好兄弟交情不浅。当年马云搞过一个私人会所,叫江南会,一共只有八个发起人,包括丁磊、沈国军、陈天桥、郭广昌,宋卫平也是其中之一。

江南会在西湖边上的三台山路,一共七座小楼,原来是景点先贤堂。先贤堂建于宋代,毁于元朝,2002年王国平搞西湖保护的时候还主持重建过。后来先贤堂出租,变成江南会会所。

会所内部由艾青之子艾未未设计,江南会三个字由金庸题写。江南会采用会员制,入会费为20万元人民币,主要通过会员内部推荐。通过个人申请的,除了具备一定条件外,还要通过董事会的决定。

2007年12月,江南会试营业,阿里巴巴在江南会摆上市“满月酒”。2002年的时候,王国平力推“还湖于民”,但是上一届政府十年间,虽然三令五申禁止政府兴建楼堂馆所,官员出入高档会所,但是杭州市对这个江南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老街坊”眼里是容不下沙子的,十八大之后,不仅中纪委先后发出了整治“四风”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 “老街坊”还亲自听取环西湖会所整治的工作报告。

于是2015年,江南会关门大吉。

早在03年9月29号,“老街坊”就在专栏里写道,“杭州在去年南线景区改造和今年新湖滨景区、杨公堤景区建设中,挖掘和恢复了不少历史文化景观,进一步丰富了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文化内涵。在今后的开发和建设中,还要始终坚持这一点”。

这个评价给王国平推进西湖免费提供了莫大的支持。

王国平和“老街坊”有着相同的出身,对于城市建设也有着长远的眼光。台湾的媒体人陈文茜就评价王国平是杭州继苏东坡之后一千年一遇的好官。而“老街坊”对雄安新区的设想,也定位于“千年大计”。

但是老街坊对浙江和杭州建设的最后嘱托,王国平没有听进去。2007年在“老街坊”卸任浙江省委书记的那天,他在《浙江日报》发表了最后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追求“慎独”的高境界》。

王国平没有慎独,他急速推进的两个项目,西溪湿地公园三期和一号线地铁都出现了重大问题。前者是许三多落马,后者是湘湖地铁站施工现场出现重大责任事故,21人死亡。

当时作为王国平的副手,蔡奇同志也没有足够的权限去刹住这辆狂奔的城建列车。

但是如今成为两千万首都人民的父母官,又获得了中央的充分授权,蔡奇对城市的规划和综合治理显得得心应手。

蔡奇书记刚刚在北京市党代会上强调了北京市的城市规划,要把“老街坊”关于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的两个重要讲话和重要思想当做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

其实他还有一个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就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出版于1961年的经典著作曾经多次被推荐给杭州的各级官员。

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很多观点都出现在《北京总体城市规划2016-2030》中。比如,应该向部分居民的住房提供补贴,比如老城市和老建筑规划的复杂性多样性,比如街道和区域要拥有两个以上的功能,让不同时间段不同目的活动的人群可以分享空间。

特别是这句,“城市区域的每一个首要用途,不管其形式是标志性建筑或其他什么,都需要城市“庸俗”的基本格局来紧密配合,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

最近很多人对北京严格治理开墙打洞,整治鼓楼和小吃街抱有不理解。蔡奇同志真的应该像王书记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样,把这本书介绍给大家。这样一定能消除很多市民的误解。

不过如果想要更直接理解北京未来的总体城市规划,大家还是要去前门东大街的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 “老街坊”视察的时候,很喜欢去各地的城市规划展览馆。

15年5月,“老街坊”故地重游回浙江调研,参观了杭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对杭州的城市发展做了重要指示,也给予了肯定。等到了11月,“老街坊”就在土耳其盛情邀请G20元首,“明年9月我将在美丽的西湖之畔迎接各位”。

老街坊把G20峰会当做礼物送给杭州,也是把杭州当做礼物送给世界。

那个著名的段子反映出了杭州人对首都级别安保的不适应, “买一盒酸奶回家,要经过四道安检,超市门口舔一口,进地铁站舔一口,出地铁站舔一口,进小区舔一口,到家酸奶没了。”

但是最后G20峰会的效果,除了让杭州的房价时隔7年后再次迎来翻番,也证明了杭州式的城市规划可以承担首都的功能。因此在北京推行杭州式的城市规划也算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后来无论是雄安新区的规划还是北京二环内的综合治理,都能看到当年杭州的影子。

在G20峰会侯的表彰大会上,“老街坊”发出的贺信被当场宣读,表扬杭州峰会落实了“西湖风光、江南韵味、中国气派、世界大同”的理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再次体现出了“老街坊”对浙江,对他工作过的这片热土的关心。

在最近央视的长篇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司法改革这部分就以五四宪法资料陈列馆举行的宪法宣誓仪式开篇,浙江试点的特色小镇、只用跑一趟的市政服务改革,马云在政协双周会上的建言都体现出了浓浓的浙江元素。

05

过去三年,除了G20峰会,临近杭州的乌镇也承担过另外一个首都功能,就是在乌镇连续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乌镇大户人家的少爷木心在家里弹钢琴,看西洋画册,还想不到文革期间会被折断三根手指,入狱后在手绘的黑白琴键上无声弹奏莫扎特艰难度日。

文革后到海外漂泊半生的木心在95年元月独自回了趟乌镇。那时候的乌镇”房屋倾颓零落,形同墓道废墟。”

回到纽约后木心写了散文《乌镇》记录这次行程,发表在台湾《中华时报》上。这次回乡没留给木心啥好印象,他在文章里写,永别了,我不会再来。

幸亏有陈向宏。陈向宏在乌镇出生长大,对乌镇熟悉到连街上的臭味是来自哪个茅坑,还是来自谁家的臭豆腐,他都分得一清二楚。

1999年,陈向宏调任乌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委会主任,开始了他在乌镇的“总设计师”生涯。陈向宏是乌镇北栅子弟,出身清苦,早年在镇工厂做了六年工,学机械制图,比不得乌镇东栅出身的木心。

同一年八月,陈丹青也去了乌镇,他把乌镇形容为“一个炊烟缭绕、鸡鸣水流的地狱”。他跟木心一样,都认为这辈子不会再去乌镇。后来有个叫徐家瑅的乌镇人弄到了这份报纸,把它交给了刚上任的陈向宏,陈向宏到处打听文章作者,那时候是98年,没有人认识木心。上一个因为一篇文章就打听木心的人,是陈丹青。

陈丹青在1983年读到木心的一篇文章,就此跟木心结交三十年。乌镇是茅盾的故乡,99年王安忆因为《长恨歌》获得茅盾文学奖而去乌镇领奖。陈向宏就跟王安忆打听,王安忆说自己的朋友陈丹青认识木心,于是陈向宏给陈丹青打了一通越洋电话。因为这通电话,陈向宏通过陈丹青跟木心搭上了线。

陈向宏给陈丹青写信,请木心考虑回乡,占用故居的厂家已经迁出,只要老先生回话,随时翻新故居。2000年陈丹青回国定居,陈向宏特意派车把陈丹青从上海接到乌镇。在窄小的办公室里,陈向宏再次对陈丹青说,陈老师啊,老先生回来,我们没有任何意图和条件,一切镇上负责。

“京沪中层官员多半是硕士白领,弄条领带挂挂,不土不洋,满口半酸不咸的,照老上海说法是不担肩胛,就是北京话不靠谱”,照陈丹青的说法,他是江湖混大的,所以也把陈向宏当江湖中人。因为“向宏从未试图打动我。我们对面坐下,一二三四,全是谈勾当,不玩兰花指。”

2002年,木心纪念馆开始建造,陈向宏像包工头一样在工地上指挥,后来陈向宏以“包工头”自称。木心故居施工的每一步都是由木心本人画好草图,陈丹青捎给陈向宏,他再让人按图施工,并拍照请木心过目。木心没有意见,施工再进入下一步。反馈了意见,陈向宏就一句话:没问题,我们做吧。

那时候没多少人知道木心是谁,陈向宏始终坚持翻新木心故居,“先生在外漂泊了大半辈子,现在故乡把他请回来,是一种应有的礼仪和姿态。”到2011年木心去世,乌镇都没拿木心的名字宣传过。

跟木心纪念馆同时进行的,是陈向宏对乌镇古建筑的保护与更新。陈向宏在乌镇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拆新房。当时陈向宏拿着百年前乌镇的照片做对比,拆掉了景区里所有的新房子,外迁数家工厂,把高压线、低压线、有线电视线、电话线通通埋到了地下。

有几个老年人看不惯他拆房,天天站桥头骂他,还有人连续三天在他办公室门口泼粪。拆掉新房之后就是修旧房。为了修旧如修,陈向宏在全国各地搜罗木料跟石料。

江浙安徽拆了老街、老桥、老房子,线人第一时间通知,他就派人派车运过来编号,后来全用来修复西栅。长城脚下的古北水镇建造时,陈向宏派专人到山西一带买老房子老材料。

改造古镇需要资金。为了找钱,陈向宏陪杭州一家银行的行长喝酒。陈向宏酒量很好,“我们今天也不欺负你,我喝一瓶,你也喝一瓶,喝掉几瓶我们就贷你几千万。”有次陈向宏身体不太舒服,最后实在喝不下,就问能不能喝半瓶算500万。

他曾邀请古建筑保护专家画出东栅茅盾故居两侧200米范围的改造设计图,因为实在没钱了,剩余的1000多米由他自己来画。后来的古北水镇也是他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东栅建好后,黄磊看上了这个外景地,带着剧组来拍戏。按照双方合同,剧组向景区支付20万场租,先期预付10万。剧组依剧情在东栅河上搭了一座桥,桥上挂了各种形状的白灯笼。陈向宏觉得这座桥跟乌镇整体景观不符,和黄磊大吵一架,“把桥拆了,这里归我管。”

最后他把剧本要过来看才稍作让步:先拍剧后拆桥。几天后他派人捎话给剧组:剩下的10万场租不要了。这部电视剧就是2003年播放后收视率很高的《似水年华》,乌镇以软广植入的方式在人物台词中出现,吸引了大批游客。陈向宏和黄磊自此以大哥、小弟相称。

2004年,乌镇旅游还清了改造工程的所有贷款。东栅修建完毕后,陈向宏又主持修建了西栅。他希望西栅能吸引各大机构公司来这里举办大型会议,互联网光纤、能举办国际会议的场馆和配套接待设施是在这期间布下的。这些都为互联网大会埋下伏笔,也让雷军圈来互联网半壁江山的生日会得以在乌镇实现。

但是因为西栅的开发,陈向宏被一些文化人骂了个够呛,说西栅就是“楚门的世界”,旅游味儿和商业化太浓,陈丹青马上很江湖地反击,说这是文艺界常有的酸话不足为虑,

“乌镇重建的争议是中国所有地区的课题。假如乌镇没做好,固然该批,没事儿,你保留了,做好了,闲话四起。我是闲人,我会对批评者叫道:是的,乌镇糟透了,你懂文化,你牛逼,你来弄!”

“你牛逼,你来弄”这句话陈丹青还帮张艺谋说过。

张艺谋是G20峰会最忆是杭州的总导演,这台文艺演出的班底和底本是完全商业化的实景演出《印象西湖》。陈丹青说,

“张艺谋弄奥运会开幕式,桌面上各种批评,谁都一堆奇思妙想,艺谋绷着脸听,最后手一摊,说:你来弄!结果开幕式弄好了,市面上几位文化人出来说闲话,说是不懂中国文化。那些家伙我认识,九流的混子,装神弄鬼,文句不通,好意思谈中国文化。”

你看,连陈丹青这种政府的积极批评者,也会佩服“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实干家。

其实一部杭州的城市史,就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机过程。十年作为一代,代代有人在改革中成为弄潮儿,这里面有市委书记、有房地产商、有互联网公司、也有建筑设计师、也有文化人。

总结下来,无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做出成绩了一定是因为“撸起袖子加油干”,出了问题一定是因为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老街坊”的话,真的是要当做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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