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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不该被遗忘的晚清历史人物袁昶

作者:  2017-11-05添加评论  阅读34次

袁昶何许人也,当代人除史学界外,可能知者不多。他是庚子事变时,由于力谏朝廷不可纵容义和团滥杀洋人与外国开衅,而被处死的五大臣之一。(另四人是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尚书联元和内阁大学士力山)。后世治史者称:“袁昶名臣也,以忠谏至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

本人曾写过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事迹,袁昶正是袁同礼夫人的祖父,袁同礼之子袁澄是我清华同学,因此我对袁昶有所关注。另外,袁昶曾师从晚清浙江名儒刘熙载,近年来我见到了我外祖父的《遗言》,发现他也曾从学于刘熙载,就更增加了对袁昶的兴趣。这些都是个人偶然因素,重要的是,袁昶其人是近代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从他的事迹可以见到,直到清末,仍然有一批这样对国家忠贞不二,有胆、有识,有血性的士大夫,同时从他被害的背景也可见当时朝廷之荒唐与昏聩。

袁昶(1846年-1900年),浙江桐庐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殿试二甲。从此一路为官,既有京官,也有外官。外放时,他曾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台,在任六年,兴利除弊,有多项改革,政绩斐然。他与张之洞交好,也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安徽时引进西学,扩办芜湖“中江书院”,增加了舆算、格致等科学课程,这也是受其师刘熙载办龙门书院的影响。他博学多才,是同光体诗的代表之一,与很多名士都有唱和,其中知名的有刘熙载、黄遵宪、王闿运、沈曾植等。一生著作很多,还将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等书编成一部《渐西村舍丛刻》。

1998年,袁调任京官,在朝堂议事中一直秉承直言敢谏的作风。起初很受重用,两年内一路擢升,在被杀前,官至太常寺卿(正三品)。先是1897年发生曹州教案,德国借机出兵强占胶州湾,光绪征求大臣意见。袁昶上了二万言的条陈,分析当时的形势,做了详细论证,认为德国占胶州湾“祸急事小”,而“俄国自西北至东北,与我壤地相错”,“其祸纡而大”。也就是说,德国一案看似紧急,但是小事,从长远看,俄国才是大患。接着借此机会系统地陈述时弊,说诸臣“相率为乡愿,而举国之人才靡矣!”。他举金田之例,说,连洪杨这样的小民都能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何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他大声疾呼帝国外患之忧,提出改革措施之纲要。光绪亲自写在册子中,下发大臣们议行。到那时为止,他还是受到重视的。

庚子之变清廷向十一国宣战

1899年开始从山东发生义和拳暴乱,起初是反抗当地德国教会的专横作为,主要针对中国教民,烧杀抢掠,同时也闯入了教堂杀戮外国传教士,这就是曹州教案。中国朝廷对于民间社团一向是敌视,以镇压为主的。当地官府起初对义和拳也予以镇压。但是后来事态扩大,外国卷入,官府又想利用其对抗洋人,既“剿”又“抚”。后来义和拳被招安,改“反清复明”的口号为“扶清灭洋”,在朝廷支持下,改称“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由山东而直隶,蔓延至内蒙、东北,最后获准进入北京。在北京大肆烧教堂、摧毁一切与洋人、洋货有关之店铺,包括西药铺,滥杀无辜,连支持义和团的贵戚家(例如徐桐)也有被闯入遭抢劫的。清军有的也加入,一起肆虐。军匪混杂,京师大乱。期间发生了一名日本外交人员被杀,并剖腹挖心之事,引起各国震动。清廷拒绝各使馆要求保护之请求,各国开始调军队进京保护使馆。又发生德国公使柯林德到总理衙门议事,途中被清军伏击杀死(清军的说法是因为此人先杀过义和团,杀他是复仇)。这样,事态扩大,联军占领了大沽口炮台,形势紧急,战事一触即发。朝中亲贵如端王载漪、军机处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主张借义和团之力与外国斗,还主张围攻外国使馆。袁昶等几位大臣则从一开始就主张镇压“拳匪”,与外国的纠纷按照以前的“教案”处理,避免事态扩大,消弭战祸。主战派认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慈禧经过来回摇摆,最终支持主战派。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同时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然后是八国联军占领天津,继而攻破京城,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率随从“西狩”,逃亡西安……不必赘述。

关于这段历史细节有各种说法,专著已林林总总,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只是粗略概述袁昶被害的背景。

且不论国力如何,一国单独向十一国同时宣战,其“气魄”可谓独步中外古今。但是十一国中只来了八国,军队合起来一共只有三万人(各种资料说法不一,姑取其中),当时在北京周围的清军连同义和团有十五万人之多,却不能阻挡侵略军长驱直入,太后与皇帝弃宗庙与百姓于不顾,仓皇出逃了!如果原来真的准备打一仗,怎么不做任何调兵部署呢?真如袁昶所说“以天下为戏”!这样的朝廷居然还维持了十年才亡!

遇害经过

从5月到7月袁昶被杀之前的两个月内,形势越来越危急,袁昶单独或会同许景澄连上三道奏折:《请急剿拳匪书》、《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和《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提出:“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外衅不可开”。并在慈禧几次召开的御前会议慷慨陈词。同时,徐用仪、联元、力山联名支持袁昶的意见。最终未被采纳。

联军占领天津之后,有步军统领衙门弁役到袁昶家,说诸大臣在总署相候议事,请他过去。那时情势危机,议事频繁,所以并未引起袁怀疑。实际上却把他送到刑部,不加审讯,第二天就在菜市口与许景澄同时被杀,据说是腰斩,十分惨烈。袁、许二人从容就义。诱杀之后才上报慈禧,是名副其实的“先斩后奏”。第二天,慈禧下诏追述其“罪状”称:“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实属大不敬”,这是以“妄奏”、“不敬”罪判死刑。徐用仪当时被慈禧派往外国使馆谈判退兵之事,主战派称之为“勾结洋人”。袁昶遇害后,家人已星散,无人收尸。徐用仪为其收尸,也遭忌恨。徐给友人朱彭寿写信,最后一句提到此事“惊心动魄,千古奇冤”。朱怕惹祸,把信的最后一行撕下烧掉,可见当时的恐怖气氛。这是杀人以堵天下之口。情势进一步危急,朝廷再召开会议,无人再敢说话。不久,徐用仪与另外两位曾支持袁昶意见的联元和力山也被砍头,是朱彭寿为徐收尸,并重贿刽子手把身首缝在一起。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也算够朋友了。

“力谏”的内容

以下选登一些袁昶等诸大臣的说辞,道理明白,文字浅显易懂,就不翻译加注了。

6月初,身在外地的张之洞致袁昶信,表示为时局担忧,他概括局势,言简意赅:“拳匪大乱,外兵乘机,邪术岂能御敌?大局危矣!”要求袁昶告诉他“政府主见,都下议论”。

事态紧急时,太后召九卿六部议事,人数众多,一直跪到殿外,大家都匍匐不敢言,许景澄首先发言谓:“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唯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许景澄还力陈:“兵衅不可启,春秋之大义不杀来使,围攻使馆背公法”。他说:况甲午一战,中国对手是一弹丸小国日本,结果丧师辱国,如今再与众国为敌,只怕国力不足,重蹈甲午的覆辙。徐用仪、立山、联元皆说:与世界各国宣战,外侮一入,内乱随发,后患不堪设想,恳求皇太后、皇帝圣明裁断。

袁昶跪在殿外,膝行而前,大声说: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又说:“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

袁昶还说:当下之急“莫急于献自治乱民,以示各夷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办法”。对于慈禧以为要顺民心(她认为义和团代表民心)。袁昶说:“变者惟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扑杀为首要匪二三十人,乱党乌合之众,必可望风解散。我自办乱民,免致夷人调兵代办,交哄辇觳之下,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总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惩办了肇事的匪徒,堵塞外人进军的借口,然后再谈判。有书载其声震屋宇,太后“怒目视之”。

袁的上疏中还有“千古奇事,必酿千古之灾”语。他说:“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于千古奇事,必酿千古之灾!而今之拳匪,竞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乱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不逞之徒,乌合肇事……

今朝廷与各国讲修睦,忽创灭洋,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大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五洲各国则洋人多于华人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内逼,诚恐几日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之,悲来填膺。”

最后一道袁、许二人的奏折要求惩办那些肇事大臣:“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应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 ,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这里,他们已经孤注一掷,甚至表示只要办了这些人,达到“宗社无恙”,自己准备把命赔给他们,在所不惜,真是此心可对日月!这道奏折还没有到达慈禧、光绪手中,他俩就被那几个政敌诱杀了。

平反、追谥、立祠

一场灾祸过去后,根据联军提出的议和提纲中的要求,光绪发布上谕,宣布为袁昶等人平反,“开复原官”。离被害约半年,这应该算是冤案平反最快的,却是在洋人压力之下。平反的诏书曰:(五人)“于垂询时,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应即加恩,……均著开复原官”。明明袁昶等人是强烈、急切地反对开衅之举措,甚至以死相谏,却说他们“词意均涉两可”,当然责任全在“首祸诸臣”,“今上”没有责任,现在平反是“加恩”。那几个“首祸”是外国要求严办的,正好应了当初袁、许等人的主张。经过一再讨价还价,刚毅已经死在西逃途中,只予革职,不再追究,载漪免死,发配新疆。其余有自杀的、处死的、流放的,不再赘述。到宣统元年(1909年)又追谥五大臣:袁-忠节,许-文肃,徐-忠愍,立山-忠贞,联元-文直。并下诏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此时离清朝被推翻只有两年了。

为权位,还是为社稷生灵,是分歧的核心

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这可算是“始乱终弃”!袁昶本来只主张惩办几个头目,而慈禧下令铲除的是广大的团员。义和团多数就是无知农民和流民,原来在朝廷鼓励之下依附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有不少是未成年的少年跟着起哄。结果在朝廷“抚”“剿”之间,都做了牺牲品。慈禧未必真相信义和团的“法术”。但是牵扯到内部“帝党”、“后党”之争。当年康梁戊戌变法受到洋人支持,慈禧认为洋人企图以光绪取代自己,怀恨在心。那些主战派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们自己各怀鬼胎。特别是载漪的一个儿子已经被慈禧封为“大阿哥”,原本就有取代光绪之意。他更加不遗余力企图借义和团之力推翻光绪。他们还曾率义和团企图冲杀光绪,被慈禧制止,但未予惩罚。而主和派是被认为属于“帝党”的。其实光绪在此事件中完全是傀儡,并未有支持主和派的表态,那些后来被称作“乱命”的诏书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布的。义和团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大,朝廷也不无忌惮,甚至于有人异想天开,企图让他们在前面与洋人战斗,两败俱伤,清廷收渔翁之利。总之,从皇家到贵戚想的首先是争自己的权位,国家安危是从属的,至于生灵涂炭,对他们说来更不在考虑之列。当然还有无知、昏聩,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导致判断错误,进退失据。而袁昶、许景澄等人处处想的是“宗社”、“兆民”、“生灵”。这就是区别所在。

“东南互保”之议与李鸿章的鞠躬尽瘁

朝廷逃亡后,还只能召李鸿章进京与洋人议和。李鸿章原任两广总督,朝廷向十一国宣战时曾召他进京,他以“乱命”不从,从广州到了上海,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一批封疆大吏发起“东南互保”,不承认朝廷的“乱命”,称其为奸人的“矫诏”(假传圣旨)。参加者有当时的两广、两江、湖广、闽浙总督和山东、四川巡抚,还有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他们与洋人达成协议,外国不进犯他们划定的地区,他们负责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他们还暗中议定,一旦京师不保,由李鸿章暂时主政。这一大片疆土,都是中国人口密集,最富庶、经济最发达之地,就这样保了下来,未遭蹂躏。如今,太后和皇帝都逃走了,李鸿章只得奉诏进京与洋人谈判退兵。他充分发挥其外交手段,首先援“东南互保”同样的理由,说那个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宣战诏书不算数,是在“拳匪”逼迫下的“乱命”,所以根据国际法,中国并没有与外国开战,各国是进来协助中国剿匪的。这样,根本没有交战,就不是战败国,避免了割地和出让其他权益,只需赔款补偿洋人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协助剿匪”的费用。还有就是开外国以保卫使馆为名派军长驻中国的先例,后来卢沟桥事变就是以驻华日军为导火线。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只是一个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善后议定书”(Settlement Protocol),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Treaties)。这是在最不利的形势下为中国保全主权,争得了一点面子,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列强各自有打算,英美并不想占领中国领土,而是旨在商业利益。德国已经占领青岛。正如袁昶所预言的,有领土野心的是俄罗斯。俄国除了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乘人之危,另外从南北两路派大军进占中国东北,到10月占据了东北全境,以后再单独与清廷谈判,取得大量特权。另一有野心的是日本,日本在此役中掠夺财物最多,得到赔款也最多。几年后日俄战争,日本取代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赔款数目巨大,成为中国多年的沉重负担。不过实际并未付那么多。后来有美国带头退还一半办学,在中国外交官力争下,其他各国跟上。一战后形势又有变化。在惩办祸首方面“上谕”与洋人要求距离最大。慈禧镇压“拳匪”毫不手软,但是对真正的祸首——那些皇族贵戚,却竭力庇护,成为李鸿章奉旨与洋人讨价还价最棘手的部分。这是李最后一次为朝廷效劳,在这场交涉中心力交瘁,到了生命最后时刻。各国还是看他的面子,不再坚持更高要求。刚签了协议,李鸿章就去世了。联军退兵后,“御驾”又回到紫禁城内,暂时苟安了几年,虽说有所觉悟,决心启动革新,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举,但为时已晚,而且改革方案还是不能放弃亲贵的特权。慈禧和光绪都未亲见皇朝被推翻。

即便从保住自己的权位出发,杀谏臣、倚暴民,不自量力,开启外衅,除了自取败亡,还能有别的结果?而真正受害最深的还是千百万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辜百姓,先大规模惨死于本国土匪与官兵之手,后又成为外人报复的对象,横遭暴行蹂躏。至于财产损失、妻离子散,更无法计算。

中国士大夫的悲剧

最近常见到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之说,意思似乎是说自从南宋陆秀夫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投海后,中国“士”的传统气节已丧失殆尽。姑且不论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愚忠是否值得发扬,单以忠于旧皇朝为标准,此说也不符合史实。晚明、晚清忠贞死难之士史不绝书。只是到了晚清,情况发生变化,面对的是以前没有的外洋列强。朝廷昏聩至此,仍然有以袁昶为代表的死谏之士,以家国、黎民为念,视死如归;在19世纪下半叶,国门有限的开放之后,出现一大批有眼光的“能吏”,包括提出“东南互保”那些封疆大吏,可以说人才济济。但是挽救不了已经摧枯拉朽的皇朝。当时有一位同情袁昶的朋友说他有点傻,前两道奏折慈禧恼怒之情已经非常明显,他还要逆其意坚持己见。实际上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第三道奏折不但傻,而且迂,点了一连串权力炙手可热的亲贵之名,要求朝廷惩办,而且表示,只要宗社安稳,自己愿意陪他们死。明知这份奏折会先落入这些人之手。主要是当时的确形势紧迫,社稷“糜烂”“兆民涂炭”,危在旦夕,他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有以命相博。

从今天回望历史,袁昶的思想在当时还不能算最前沿的。有一些同代的知识分子已经超越他的观念。康梁变法他曾是反对派,因此曾获得慈禧好感。他没有超出把爱国和忠君合为一体的观念。“宗社”一词经常出现在他的奏折中,直到临刑时,口占绝命诗有“正统已添新岁月,大清重整旧山河”句,而且自比吕望和张良。不知道如果他再活十年,遇到推翻清皇朝的革命时将持何态度。

自屈原以降,“忠而见疑”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悲剧。自从开始与外洋列强打交道,出现了在中外之间的“忠”与“奸”的衡量。于是多了一个罪名,就是“汉奸”或“二毛子”。明明是保一己之私利、权位,只要祭起仇外旗帜,把对立面说成“汉奸”,就很容易动员愚民、暴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袁、许等人是汉人,被主战派诬为“汉奸”,而载漪、刚毅等是满人。在明清易代之际,降满清的汉人被认为是“汉奸”,袁昶如此保大清江山,却被满清贵戚扣上“汉奸”的帽子,那么那些满清贵戚自己已经认同汉族了?袁被骂“汉奸“还因一事,就是德国公使被杀后,他着人予以棺敛。有人要开棺戮尸,把人头割下来,挂在东安门示众,袁反对,引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人上告到端王那里,说“汉奸”袁昶居然棺敛洋人,竟表同情于上国仇敌,是“大奇事”。不能小看这种污名化对群众的影响。直到徐用仪平反几年后,他的灵柩回乡,重新举行大殓仪式时,围观的路人还有人说,那么看来他不是“二毛子”了?

有年轻人问我,像袁昶那样明知必死,而且无用,还要坚持,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日本,谭嗣同可以逃而不逃,主动付出流血的代价,留下千古英名,但是客观上对革命的帮助如何,如果他不死,以后是否还会有更大的贡献,很难衡量。当时袁昶等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后人难以尽知。我粗浅的解释是:他们继承了中国士大夫“武死战、文死谏”的传统。君主虽然掌握生杀之权,但是还有朝臣议政的机制,是有可能听从建言的。至少当时还有“御前会议”,大臣们可以有机会发表意见。从慈禧在危急中频繁地召开会议来看,可以认为她尚未做出最后决断。在那种制度下,天下安危系于一人的一念之间,主和派的意见实际上都是常识,正如他们所说,“不待智者而知之”,他们可能还抱有一线希望,能晓以利害,说动慈禧做出正确决断。既然召开会议,诸大臣是有发言的机会的,假设(只是假设)敢言之士多一些,造成声势,未始不可能有另一种结果。袁、许是被主战派诱杀的。若是慈禧被激怒而直接处置,也可能有多种贬黜的选择,不一定非死不可。另一方面,袁、许等人对危机的估计十分严重,他们预料,十一国发兵入侵中国,中国必亡,其后果必然是生灵涂炭,不堪设想。袁昶临行刑时说,我今天死在中国人手中,你们他日都要死在洋人手中。他设想的是列强攻进来比义和团更乱、更惨烈的大屠杀,大概没有料到最后议和、退兵的结果。作为京官,又不可能去参加那些地方官员的“东南互保”。他们的信念是与国家共存亡,在这种危急关头,不可能为个人安全而不作声,除了“死谏”,别无他法。

谁爱国,谁卖国、祸国,历史已有公论。只是付出的代价太大。这段历史已经过去百余年,是非应该很清楚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但是似乎载漪、刚毅等人的思维和论调仍然阴魂不散,把“反洋”与爱国等同起来,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再现。在某些人心目中,义和团暴行仍是“反帝爱国运动”,“汉奸”的帽子满天飞。如果这样一而再的惨痛历史教训尚不能使我同胞醒悟,还要牺牲多少真正爱国忠贞之士,中华民族还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根据反馈,又做了增补、修改,重发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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