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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思想者的景观

作者:  2017-10-09添加评论  阅读71次

到台湾,先声明不去景点。若论自然风景,无论多样性,还是山川之壮丽,台湾都没法与大陆比。但是,论到思想的风景,对台湾还是有几分景仰的。那景仰,来自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有几位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因了历史的变迁跑到台湾来了,其中殷海光、胡适和钱穆三位先生在这里构成了三道有趣的思想文化上的景观。殷海光先生是彻底的个体自由者,胡适先生秉持着自由主义的中庸之道,而钱穆先生则怀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坚守着他的文化保守主义。

殷海光:自由的中国气质

在黑夜即将到来之际,轻轻推开一扇淡蓝漆的小木门。迎面罩棚下的微弱灯光,很合适“自由中国的气质”,足够让局促幽暗的黄昏温暖如春。

下午在台大校区打问,几乎都摇头致歉,问了一大圈,谁也不知殷海光先生的故居在哪里。想着要到对面的温州街去淘书,便一头扎进唐山书店。大包小兜地出来时,正遇黄昏的最后一抹。

心愿未遂,总有不甘,抓住个机会再问,居然说不远处就是先生的故居,但是否闭馆就不知了。都到了自由之门跟前了,无论如何都要去参谒,如果通往“自由”的大门已经关闭,那就对着“自由”之门作几个揖都是好的。

与自由有缘,与思想有缘,与独立精神有缘。

那扇蓝色的自由之门被叩开了,温馨的灯光,洒满了木格窗,从里面透出的柔和的光线,正好打在镶嵌在窗上的那张画像上,那沉思而坚定的面庞,那怀疑而忧郁的眼神——这就是殷海光先生了。

日式屋居,被木格门分隔成了四间,分别展示了殷海光先生在台湾二十年各式手迹、书籍,涂抹圈点,红笔黑字满纸,夏夜里的汗渍,阴雨天的霉点,已被时间盐渍成自由精神的底蕴,似张贴在黄昏中的思想笔记,如逍遥于天地间的自由羽翼,充盈宇宙。

在我眼里,这小院就是自由精神的小宇宙,绿植不遮不蔽,参差扶疏,枝叶支离了缝隙,斑驳让黑暗起了凹凸,于是自由的碎影摇曳着晚风的浪漫,逼退后花园的幽暗;还有先生亲手开着的小溪,环绕土坡上的夫子读书台,一块完整的曲尺型石凳,外加两块小方石凳,簇拥着一个小石桌。这一定是自由思想的论坛,独立精神的基石,当年殷海光先生就坐在这儿,为他的自由主义确定了款式:批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用白话文;而能进入他的自由尺度的学者,则有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吴稚辉。

什么是思想永恒?什么是精神永在?殷海光先生如是。

1949年,殷海光先生随国民党《中央日报》撤退至台湾。那漂浮在蓝色大海上的绿岛,命中注定要成为自由的基石。这一年他整30岁,而立之年,他将自己的命运以及承载命运的肉体就立在了这块基石上。人马纷至,立足未稳,千头万绪,从何下手?作为总主笔,他在报上发表《设防的基础在人心》的社论,称国民党撤台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触怒了当局,自己则被扫地出门。

先生曾在西南联大求学,可以说,那七年,是中国大学教育最好的年成,整个西南都有一种预感,自由民主的中国,经百年孕育,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中,即将破壳而出。殷海光将所有的梦想和热情都投注到国民政府身上,但内战的结果,使自由民主再次难产。他无怨无悔,充满信心,决定在岛上,为中国重拾自由民主的落花。可新闻无自由,蒋公刚入台,即以一党独裁,稳定压倒一切,对本土反对派和自由主义者实行坚决钳制。

殷海光作为台岛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当他作为扰乱人心的“异议分子”,被扫到台北大学那兼容并包的大箩筐里时,他终于与曾给予厚望和真挚情感的国民党决裂。虽痛苦,却坚守了自由者的底线,他在讲授逻辑学、哲学、历史学时,从来没有停止对自由民主的常识普及。

恰好,这一年远在国外的胡适,委托雷震在岛内创刊《自由中国》杂志。

胡适难释的情怀,殷海光担当起来,以其坚毅的自由信念,开启了台湾的《自由中国》时代。《自由中国》就像一只自由的灯笼,照亮了台湾阴郁的上空。他批判政权,但从不骂个人;他承担着对每一个字的责任,写出生命的自由款式,以其高贵品质,感召了一代台湾人,成为今日台湾的民主先生。

1960年雷震被捕,《自由中国》殉难,殷海光先生则被以“伪自由主义者”、“文字卖国者”、“煽动颠覆政府”等罪名软禁;1966年党化教育进入大学,国民党用尽一切手段,迫使台大不再续聘殷海光先生,并禁版他的著作,使他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所有经济来源。命运如此,他坦然面对:罹患癌症,在凄凉、恐惧中,他的老师金岳霖、哈耶克、波普尔、罗素的影子都在陪伴着他。1969年,他终于离开了那个还未获得自由的世界。

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他用逻辑学的力量,证明了我们依旧生活在“天朝模型的世界观”里。人生而自由,是一条公理,可经验告诉我们,人是历史的产物。人必生于某个历史时期,长于某种文明样式,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我们如何实现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天赋人权作为绝对理念,必定要获得历史的形式,并转化为文明样式,为社会提供一种生活方式。

自由不孤,殷海光是坚信的,他宣称“历史站到自由一边”。他瞪着那双知识分子的“时代的眼睛”,一边紧盯着国民党的独裁,一边又发现了与民主制度相应的自由的款式。他说民主制度比较接近自由,民主制度“数头而不必砍头”,无独有偶,晚年遭遇文革肆虐的陈寅恪却在低吟着:“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胡适的花与坟

专程来中研院拜访胡适故居,居然大门上锁。难拜胡子堂,便顺着石板,趟过温暖的小草,来到依偎在胡适故居脚边的荷塘,坐在可亲近的胡公馆边上,格物致知,“格”荷塘花草之“物,”“致”胡公自由思想之“知”。

一个速写的身影,颠着脚尖在莲叶上忙碌,寻找自由的平衡点,即将失重之际,一颗民主的莲蓬头撑住了他的腰肢。于是,那身影在水中央,舞之蹈之,水花纷溅,给思想带来透明的欢乐。青蛙跃新池,扑通一声响,胡适的灵魂复归于水。这恐怕就是胡公当年居蒋公上座时的姿态。

一池荷塘,思想是有色彩的。紫罗兰趋于淡泊,粉红色向往纯真,白色则自有无色的主张,唯独没有常常越界的红色。池塘中央的那朵白莲,就该是胡适了,就叫它胡适花吧。

色彩缤纷中,白色是承载一切绚烂的底色,沉静一方,提供一览无余的审美视野。孔子说“绘事后素”,那是一眼看透本质的老实话,艺术家以色彩叙事,思想家也可以,胡适有这个力量。

在他不远旁,紫罗兰和粉色,恪守着思想者的边界美德,多元、宽容、自守,秉承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都是胡适的老友,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晚风吹来,池塘上摇曳着思想者的盛宴。

在水一方,金钱草伸展着自由主义的曼妙身姿,纤细悠长,婉转曲折,几朵钱叶,带着禅意伏在如丝的梗蔓儿上,宣谕着纠缠的秩序。水生植物,在南国的水里美轮美奂,百折不挠,俯仰屈伸之间,呈现的是旺盛的生之欲。民主制度可以保护思想的池塘、自由的土壤,胡适终其一生,都在为自由的美好、为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而努力,如今这几颗思想者的头颅正摇曳在自由民主的池塘里。

眼前这自由的风水,朦胧如印象主义的自由表达,自由主义在水墨印象里徘徊,多少会让人产生东方式的伤感联想,为身后的不自由而腕叹,那片广柔的陆路,精神深处,自由的款式仍然只能是驻足于宣纸上的乡愁。

相比之下,十一月的台北是幸运的。坐在胡适身边,问题和主义的思索依然会在深秋里徘徊,春夏如锦如绣的光阴,就像选民与政党的蜜月,转眼被卷走了,初冬将近之际,一切即将裸露出本质。

只有在一个恍若隔世的睡莲池边,才会凸显计算民主程式的分外喧嚣,那样的喧嚣总不能给人以文化上的淡定与自由的分寸,比如台湾新闻台的时事评论员们,总是声嘶力竭,吵吵嚷嚷。他们真该来这儿坐坐,与诸位思想者的头颅交流交流,看看那一片莲叶,坦然、优雅、宽容、绅士,气质如水,平平淡淡。水无法承受尖锐,但它的浮力可以托起宽容的美德。就像民主制度,它不仅仅是骂人、调侃、打算盘,它更是一种秩序,以规约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同时,还要有养润民主制度的民主文化,具有引导人心向上的理想主义情怀。给力点并非来自力学,而是来自人类寻找同伴心理的相互支撑。

胡适说,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问题是务实,主义是务虚,务实是解决问题,务虚是深陷形而上的沼泽。因此,在这里看不出睡莲端着圣人的架子,摆足了道德品格的姿态。其实,自然界里,美很具体,具体得就像每一个问题,无须永恒,当下即是,但它不会让思想下沉。这里没有寒冬,在草木花滋的气象里,思想永远不会冻僵。

胡适墓冢就在中研院对面的胡适公园里,公园入口,用不锈钢栅栏错落横阻,人可以侧身而过,与大陆的很多大门相像。公园不大,进门左向,便可见一座园雕,三根10米左右的水泥板束身相拥,高腰处箍一腰带状水泥横板,横板中间凹一圆圈,很像三民主义高腰裤,青天白日党旗做束胸,哑然,这样的文化似孪生。

胡适墓坐于一小土坡下,白色水泥四方围廊,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简陋蔽狭;再往下是石砌围墙,中间安卧石棺冢,周围铺垫鹅卵石,冢脚下方,有一盆常新鲜花,冢头对着蒋公送给胡适的四个道貌岸然的镀金大字:“智德兼隆”。

面对四金字,气场顿然威严,桎梏紧迫,明摆着党国压着自由者头颅的架势。胡适逝于1962年,蒋公逝于1975年,有一种党国笑到最后,自由夭折之感;胡适寿七十有一年,蒋公则延年八十七岁,蒋公为胡适善后,再无需与胡公斗智斗勇,当然慷慨大送若谷之虚怀,反正逝者长已矣。

不过,在这里转引自一段他人摘录的蒋公日记,别有意味儿,蒋公也只能在日记里骂骂胡适,日记说:“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份,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胡适与蒋公真是一副好对子,一个是中国自由之父,一个是一党独裁之父。

胡适也有“主义”的时候,他支持雷震、殷海光创办《自有中国》杂志,还乘着“自由中国不能没有言论自由”的勇气,在纽约与蒋廷黼筹划组织反对党以推进台湾民主政治,但均因蒋公反对而受阻。殷海光遭受了不自由的待遇,雷震则因再次组织反对党而入狱,胡适多方营救,无果。“这是胡适先生的墓”,中研院的同道们为他立的墓志铭,就斜躺在通往石棺冢的阶梯上,围了一周不锈钢栏杆,竟有1米左右之高,似乎是自由的门槛,有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之感。斜躺的姿态表明,自由的丰碑在党化和体制化中一时难以站立起来。

拾级而上,给自由一个攀登的角度,又似蒋公之风,抛出一个自由的暧昧眼神,于是便在“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的鼻子上拴了缰绳、套牢了笼头——这便是一个画地为牢的自由者的墓志铭。

在整个胡适墓冢的设计中,唯有那尊不大的半身雕像在博士服中还他学者的身份与自由者的尊严。几滴细雨飘过,自由退了火气,主义便随风逝去,空气顿时生动起来,惊喜亦接踵而至。

钱穆:谒“素”的文化?

光,给足了朱门内外,温暖着主人地盘,内敛的红配绿,持守着古典主义的淡雅,凛然屋主的不俗。朱门上缀着一块小黑牌,金书“素书楼”,是故主人钱穆的手书。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就在这个“素”字上了。

据说宅第落成之际,先生思念先慈,遥忆当年太湖之滨“素书堂”的弦歌盛景,那可是无锡七房桥一带的文华渊薮,是母亲把他教养成读书的种子。待老大鬓衰,浪子归心无所托,只好名此为“素书楼”。

拜访钱穆先生,每走一步,似乎都会伴着从历史走来的儒家的影子。

“素”是儒学的底色,中国文化爱吃“素”,孔子被奉为“素王”,安之若“素”二千余年,而帝王一家一姓在家天下里走马灯、跑龙套,最多不过两三百年,所以,帝王要向“素王”看齐。

“素王”非虚,而是为王立道,为国制礼,虽非王权之王,却是王道之王,是关于王的理念之王,是关于王权的标准之王。总之,为道统之王,理论上高于政统之王。

孔子本人也很喜欢“素”,他说“绘事后素”,绚烂的绘画,要在一款素帛上展开,与老子所言“见素抱朴”,一起打造中国人精神结构的底子。圣人是人民的老师,要教化百姓,就是要在百姓们如一张白纸的头脑里绘出圣人之道。绘与纹通,纹与文通,“文而化之”,先要以“素”打底子才行。

有一《素书》,由黄石公传授张良,张良到死也没找到可传之人,便带到棺材里当枕了。西晋时,被盗墓的挖出来,才见了天光。一千多字,讲的还是“道、德、仁、义、礼”。如果就这么点人云亦云的东西,还不至于找不到传人吧?也许“素”的奥妙不在字面,而在字里行间。

《素书》要从无字处读,如读中国画,不仅要读线条和色彩,还要于空白处读留白。明乎此,霍去病才对汉武帝说“何必学兵法”,因为他已见兵法之“素”,就不必再求“绘事”;汉宣帝称“汉家自有法度”,自命“霸王道杂之”。意思是王道写在字面上,如《素书》所言仁义礼道德,是“绘事”,而非“素”也;霸道在无字处,要从字面以外求。

其实,《素书》并非没有传人,张良传刘邦,潜移默化。张良不以帝师自居,说“沛公殆天授也”,正是得素之本。鸿门宴上,两人的唱和,可谓天作之合。刘邦我行我“素”,出其不意地逃了。兵法是“绘事”,《素书》之本在“素”,“书”与张良陪葬,而那“素”字,早在鸿门宴上就被刘邦带走了,从此,张良再无传人。

近代康有为,自号“长素”,意思是比孔子还高。可他的抱负,略一施展,就连累了光绪帝。敢以“长素”自命,还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之新帝王学“绘事”,在“素王”那“一张白纸上”变法,画出他心中“最新最美的图画”,可见,他还不知“素”的底蕴。但他已开了新儒学的先河,儒家内圣外王的分寸,还真的不好把握。

1966年,钱穆先生携夫人从香港到台北,蒋公礼贤下士,安顿了他的“素王”怀抱,蒋经国还亲自促成了“素书楼”从图纸到施工,而钱穆也就受之无愧,安之若“素”了。

宅院里,梅花遍植,那是一个儒者的寄托,在梅的朵瓣上,他看到了儒者的君子风骨,还看到了儒学复兴的希望,于现代儒学即将衰落之际,他看到如梅花重新绽放的儒学命运之光。他把儒学比喻为“雪后老梅”,虽不免有凋落之时,但凋落之后,必有繁花似锦、开满枝头一日。于是他自命为“拾起地下坠花,来揣测枝头新葩”的园丁,“发愿将中国二千年来儒家思想之内蕴”开显出来。他要坚守这份道统园丁的职业,在春天来临之际,披德风,化道雨,润民生。对于复兴儒学,他可许了大愿。

一座躲藏在绿植里的双层小别墅,端庄,淡雅,悠然。看起来,隐约是一种姿态,它暗示了主人的谦谨,又营造了参天地的儒学抱负,人的联想在给予自然美的秩序中,获得了一种含蓄美的形式感。

顺势移步,又是另一番景致,一条小径呈V字形,不长却弯曲有致,是时间观赏空间的步廊,漫步趿着时间之屐,流连在枫木、梅树、藤架、丛竹、草坪的每一片叶脉上,那是绿植的生命线,也是人的心灵线,不时传递心灵被触摸的美妙。

一向以为,庄学才是中国美学的主旋律,儒学不提供审美的经验。儒者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在最后,当“艺”经历了“道”、“德”、“仁”的洗礼之后,还是“艺”吗?是的,它以顽强的道德美学的冲动,在天人感应中保持了自然本性,并以老庄美学为儒学道德化的天地山川定格,依旧散发了它的美学力量。

这正是钱穆道德美学的展示:“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

无论现实的竟遇如何,从自然中总能获得美善的抚慰,农业文明也许得到的更多,因此,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艺术精神,大概指的就这是这种得意于自然之抚慰而感恩的态度吧。因此,他要报答,这种报答就是“和”,是人之素与自然之素的“和”。

素书楼是钱穆夫妇晚年的桃花源了,这里是他们身心的放逐地。栽植心灵与精神的花园,必有一份细心的体贴、优雅的教养以及栖据自然的谦恭态度,这是素书楼的魂。

一进朱门,正对的是坡体立面,台阶式错层,被绿植线分割为“之”字形的浪漫,在减缓坡度的体贴中,“格物”梅枫竹松的不同,想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应该比“之”曲折得多,格物走“之”字形,不过是刚刚起步,也许是钱穆先生的暗喻吧。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绝非专制,而是中国式民主制。西方民主政府像一家商铺,中国式民主政府则更像一所学校;西方民主制下国家首脑像商铺经理,必须听命于股东,受制于民众,而中国式的民主制,却使其政府官员如教师一般,教诲护导民众。所以,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就在中国传统政治和儒家思想中,只是表现形式同西方不一样。

要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这是先生劝导青年的名言,他说不要去追求什么平等、自由、独立、权利,而是应该“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子,青年之楷模;论语,青年之宝典”。复兴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出路。这种温情与敬意,还是停留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樊篱中。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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