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远东国际关系与中日关系

  ·  2017-10-05

作者:茅海建

甲午战后,日本展开了日中修好攻势,清朝许多重要人士在“以夷制夷”的主观设想下,不到三年时间,就从极端仇日变为亲日甚至主张联日,以牵制俄、德国、法三国,防止中国被瓜分。他们并不知道,各国外交官都在进行秘密交易,根本不考虑中国的意见。“以夷制夷”的主观设想,很可能变成他国交易的棋子。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学校里的同事,得知我是历史系的,经常向我提问:为何中日关系处于今天的状况?为何战败的日本与德国不一样?为何日本能通过新安保法案?……我不是研究这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却以为历史学家是什么都懂的。于是,我就不停地进行说明与解释;本文即是这些解释的结果,旨在说明历史学家考虑现实问题的习惯方法:从最远端开始,由最宽处放眼。

甲午战争与“三国干涉还辽”

1894—1895年,中国与日本之间发生了战争。该年是中国的甲午年,又称甲午战争。战争的起因是朝鲜王国的内部政务,即东学党起义。清朝与朝鲜王国之间有着传统的宗藩关系,应朝鲜王国的请求,清朝作为宗主国派兵入朝;日本也根据相关条约派兵进入。朝鲜的内乱很快平息了,中国要求日本军队同时撤退,日本却提出了共同改革朝鲜政治的要求,其核心是不撤兵。

此时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准备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都进行了研究,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地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中国的军事要地绘制了比较准确的地图;日本海军的主要假想敌就是北洋海军,其装备与训练都有针对性;日本陆军也仿效德国制度,建立军校,成立师团,组建指挥与参谋机构。由此,日本在朝鲜牙山、黄海丰岛挑起了战争。而中国当时并没有完成针对日本的战争准备,清军去朝鲜前尚不知将与日本军队开战,仓促应敌,陆战与海战俱败,只能与日本在马关进行和谈。

《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是四项:一、中国承认朝鲜为自主国(放弃宗藩关系);二、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三、中国赔款白银两亿两;四、中国与日本重新签订通商条约,给日本与英国、美国等国相当的不平等权益。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二条,割地,尤其是割让辽东半岛,对清朝的国家命运会有很大的影响。

俄、德、法三国对此做出了反应。

俄国正与英国进行全球竞争,相当重视发展其远东势力,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使俄国成为真正的太平洋国家,并在图们江口与朝鲜相连,此时正在修建联接远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日本若占领辽东,将对其在远东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利益产生威胁。德国此时大体完成民族统一,正在崛起,发现世界已由英、法、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占领完毕,甚至欧洲的弱国或小国,如意大利、比利时都有其海外殖民地。德国也开始其世界性的扩张,挤进非洲,直入太平洋,遥望亚洲,对远东事务表现出兴趣。法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帝国,在亚洲占据越南、柬埔寨、老挝,建立法属印度支那,并在中国上海、天津、汉口等地也有其租界。日本占领台湾,对法国有一定的威胁。法国与俄国有同盟关系。这样,由俄国发起,德国和法国参加,对日本割占辽东半岛进行干涉。俄国远东舰队开始集结,德国与法国在远东也有军事力量的存在。

日本已与清朝签订了条约,处在条约批准与互换的阶段。日本没有能力立即与俄、德、法三国开战,对此只能让步。然而,日本表示,他们是向三国让步,而不是向中国让步,并向中国提出了新增赔款白银3000万两的要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

“三国干涉还辽”使获得战争胜利的日本,对国际事务有了警觉,开始了他们“卧薪尝胆”的新历程。

中俄密约与青岛、旅大等权益的丧失

“三国干涉还辽”,使战败的中国看到了希望,即通过他国的力量来制约敌手。这与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的谋略似乎是相通的。然而,清朝对于国际关系缺乏相应的知识,对国际关系的格局与历史缺乏相应的研究,不知道弱国在国际交往中的真实处境和应变对策。从表面上看,清朝有俄、德、法三大国撑腰,共同对付日本;实际上是俄国、德国、法国有意在远东进行大规模的扩张,不了解整个国际态势和远东国际关系的中国,在外交上越来越被动。

1896年,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清朝派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为头等出使大臣访问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该约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俄国远东地区、中国和朝鲜若受到日本的威胁,另一国将全力援助。李鸿章认为,该约能给中国带来二十年的和平。然而,《中俄密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允许俄国建造经过中国东北而到达海参崴的铁路(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史称“中东路”,即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段。俄国的势力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中国东北。

中国在甲午战败之后完全退出了朝鲜半岛,然而日本并没有立即占据上风。日本对朝鲜施加了种种压力,闵妃(明成皇后)被日军杀害,朝鲜国王高宗于1896年2月11日从日军控制的王宫逃往俄国公使馆,住了一年多,史称“俄馆播迁”,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由此超过了日本。日本为了防止与俄国直接发生冲突,签订了第一次日俄协定书,以能使日本势力继续留在半岛;后来也趁着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由山县有朋与俄国签订第二次日俄议定书,以保持其在半岛的势力与俄国相对平衡。

俄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与其对英国的全球战略有关。英国力图将俄国封锁为内陆国家——在波罗的海,俄国面对着不那么友好的芬兰和瑞典,经过丹麦进入大西洋,立即遇到英国;在黑海,俄国面对着其宿敌奥斯曼帝国(今土耳其),出了海峡进入地中海,立即遇到了英国;在高加索,英国控制了波斯(伊朗);在中亚,英国控制了印度(今巴基斯坦),不让俄国进入阿拉伯海及印度洋。俄国虽在远东有出海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冬季封冻。俄国希望得到朝鲜半岛的一个港口,目标一度放在釜山一带。

德国此时在非洲(今坦桑尼亚、喀麦隆、纳米比亚、博茨瓦那)和太平洋(今巴布亚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有了一些殖民地,但都是非常落后的地方,也不在主要航道上,经济上没有获益之处。他们的视野开始注视到远东,尤其是中国。德国以“三国干涉还辽”的功绩,要求中国给予一个海军加煤站。他们看中了两个地方,一是福建的三都澳,另一个是山东的胶州湾。清朝政府以国际平衡为由,拒绝了德国的要求。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出动其远东舰队占领了胶州湾(青岛),迫使清政府于次年签订租借条约,租期99年,并准许德国修建胶济(胶州湾到济南)铁路。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在德国占领青岛时,清朝因中俄密约的关系,希望俄国进行干涉。俄国宣称要派军舰入旅顺、大连,进行保护,然后劝说德国。1897年12月,俄国军舰进入旅顺、大连,随后要求租借。清朝于次年被迫签订租借条约,租期25年,并准许俄国修建中东路支线,即从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旅顺的铁路。这样,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中东路支线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旅顺军港、大连民港,连在了一起,使俄国不仅有了远东的不冻港,而且有了与本土相连的完整的交通系统。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远东有着最大的影响力,在中国有香港、上海公共租界和天津、汉口等处租界,并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英国见俄国、德国在中国北方势力日见强盛,也立即下手。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占据山东威海,根据条约,清朝在偿清赔款后,日本应将之归还。英国此时提出了租借威海的要求,清朝只能与英国签订条约,租期25年。由此,在德国占青岛、俄国占旅顺大连的中间,英国占据了威海卫;在德有胶济铁路、俄有中东路、中东路支线的中间,英国也获得了榆关到奉天(今沈阳)的“关内外铁路”的贷款权,在中国的北方形成对峙的势力。此后,英国又提出了租借新界的要求,租期99年,使香港的面积扩大了10倍。

法国见此也不甘心,1898年进占广州湾(今湛江),提出了租借要求,租期25年,后将该地并入其法属印度支那。它也获得了修建广西铁路的权益。

其他国家呢?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国家,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已花费其大量的时间。他们此时的主要方向还是加勒比海,主要敌手是西班牙。未久,美国发动了美西战争,得到了古巴与菲律宾,此时还来不及向中国动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在亚洲的地位已经下降,西班牙在美西战争失败后基本离开了亚洲。意大利、奥匈帝国的力量不足。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向中国提出要求。

“三国干涉还辽”后的远东国际形势,至此已经一大变。

日本的修好工作与“化敌为友”的效果

日本此时要消化甲午战争的战果(主要是台湾),同时在朝鲜半岛与俄国相争,它还没有力量继续向中国动手,以免再度引出与列强的矛盾,只是强调了福建不得割让。

俄国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势力强盛,使日本认清了下一个敌人。日本利用俄国、德国的侵略行动,到中国进行宣传,主张日中修好,以拆散中俄同盟。他们认为,中国的海军将是日本的敌手,所以不能发展,中国的陆军很可能是日本对抗俄国的助手,日本应当主导中国陆军的发展。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派官员神尾光臣等人进行游说活动,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等人也进行了相关的活动。有史料证明,日本还给天津等地的中国报馆以特别的津贴,以影响中国舆论。不过在外交上,日本没有与俄国直接相争,而是达成了第三次日俄协定书,其基本精神是满朝互换,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大韩帝国)的特殊性。三次日俄协定书,日本虽然没有吃亏,但一直是“三国干涉还辽”以后进行“卧薪尝胆”的持续动力。

日本的日中修好工作虽然动作很小,却收到了极大的效果——在俄、德、法、英的极度压力下,相对温和的日本让人感到希望。清朝的内部发生了变动,从甲午战败后的极度仇日,不到三年,许多重要人士就变为亲日甚至主张联日:这些人中有光绪皇帝、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海道台蔡钧以及康有为、谭嗣同、杨深秀、唐才常、梁启超等变法维新人士,这些重要的人物又影响了更多的人。他们试图联日联英,以牵制俄国、德国、法国,防止中国被瓜分。他们并不知道,在伦敦、柏林、圣彼得堡、东京,各国外交官都在进行秘密交易,根本不考虑中国的意见。“以夷制夷”的主观设想,很可能变成他国交易的棋子。就在远东国际关系大变动的态势下,日本在中国完成了“从敌到友”的角色转换。

1898年的戊戌变法,康有为等维新人士试图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他们了解的只是表象),过去的敌人,现在成了朋友,成了老师。到了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甲午战争期间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因国内政潮而下野,到北京进行私人访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清朝总理衙门正式接待他,光绪帝召见他,康有为也与他有过私人的交往。清朝众多官员(包括康有为一派的官员)上奏,请光绪帝留下他,作为指导维新运动的顾问。昔日的敌酋,今日的上宾,还有可能成为导师,这戏剧性的一幕也引出一些官员的紧张。他们上书慈禧太后,要求干预此事,成为后来戊戌政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帮助梁启超等人逃亡日本,资助康有为从香港赴日本;又根据清政府中张之洞等人的要求,礼送康有为出日本,避免与清朝决裂。中国与日本依旧保持较好的国家关系。

日俄战争的后果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朝政府犯下决定性错误,英、法、德、美、俄、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八国组成联军侵华,占领了北京。由于地理条件和英国陷于布尔战争等因,日军的数量在八国中是比较大的,是进攻北京的一路主力。与此同时,俄国以保护中东路及其支线为名,出动13万军队,占领了东北要地。《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军队陆续撤出北京等地,而俄国军队却赖在东北不走。英、美、日本皆对此表示不满,而日本感到对自己的威胁最大——俄国在海参崴和中国东北的双重存在,不仅使日本将无法控制朝鲜半岛,且无法进入大陆。

由此,日本加速了英日同盟的进程,以争取国际援助,避免“三国干涉还辽”时的孤立;并频频与中国政府及地方大员商量抗俄对策,使之在对俄政策上态度强硬,拒绝签订承认俄国占领东北现状的条约。日本的这一做法,在中国引起许多好感。当时中国学生大量赴日本留学,在此鼓动下,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即将完工,日本感到军事压力增大,于1904年2月中止谈判,发动了对俄国战争。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其主战场在中国东北,最为血腥的战事发生在旅顺与沈阳。清朝虽有与俄国军事同盟的密约,但在俄国占领东北的情况下,同盟已不存在。清朝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宣布局外中立。至此,日本的外交目标完全达到了。1905年,战败的俄国与日本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俄国让出南库页岛,承认朝鲜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将其获得的长春以南到旅顺的中东路支线和旅顺、大连两港转让给日本。日本成了东北亚的主人。

从1895年的《马关条约》,到1905年的《朴茨茅斯和约》,这十年中发生了什么?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辽东半岛因三国干涉而失去,此次再次夺回,并得到了朝鲜与南库页岛。

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希望依靠俄、德、法三国来对抗日本,结果失去了青岛、旅顺、大连、湛江,而胶济路、中东路及其支线的开辟,更是使山东、东三省完全处于危险之中;想依靠英国、日本来对抗俄国,仍是一无所获,对英国是失去了威海与新界,日本战胜俄国后,东三省的南部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北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的灾难是大大增加了。

1895-1905年,是中国外交大失败的十年,也是日本外交和军事大胜利的十年。一位美国学者认为,1898-1908年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两国没有战争,日本对中国的改革事业充满同情等等。我个人认为,这只能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1905年,日本对大韩帝国进行“统监”,1910年,日本与韩国“合并”。

1917年,日本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占领了青岛与胶济路,1922年,因美国等国的反对,日本撤出青岛并允许中国“赎回”胶济路,但保持其在山东的影响力。

1928年,日本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1932年,日本扶植成立伪满洲国,苏俄随后将中东路北部的权益以1.4亿日元出售给伪满洲国。

以上所有这些,似乎都可以看成是1895-1905年日本应对远东国际关系变化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合乎逻辑的后果。

历史的重复

以上如此详细地对1895-1905年远东国际关系与中日关系进行叙述与思考,目的是重新审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乃至到今天的远东国际关系与中日关系。

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历史在重复,有其相似性。当战争结束时,在战争中吃够苦头的美国人,决定最严厉地惩罚日本——不主张日本发展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警惕神道教在社会思想的影响,限制日本的极端言论,按美国的方式来改组日本的大学与研究机构——1946年,美国为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其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也就是说,日本没有宣战权,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交战权。

当战争结束时,在战争中蒙受最大灾难的中国,蒋中正委员长“以德报怨”,除了收回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废置伪满洲国外,没有主动地对日本采取管制手段,并将琉球交给美国进行托管。蒋委员长此时考虑的不是战后中日关系,而是如何与中共作战。

当战争结束时,已经在战争中获得利益的苏联,报了前次日俄战争之仇,重新占领了南库页岛,并与美国分界管治朝鲜半岛,恢复了其在中国东北的中东路、中东路支线及大连、旅顺等权益。这不仅恢复到日俄战争之前的最大利益态势,且有所超越。

此时的欧洲,两大阵营已经形成,冷战已经开始。完全由美国占领的日本,在阵营上属于西方,与德国的处境不同。

此时的中国,国共合作已经破裂,随后发展为内战。战争中的双方完全没有意识到清理日本在中国的战争罪行问题。1949年,共产党在军事上获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准备解放台湾。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与俄国再次结成军事同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美国对日本实行新政策:从敌对改为扶植。1951年9月,美国主导对日本和约《旧金山和约》签字(中国与苏联在外),并与日本签订了《安保条约》,实际上允许日本再武装。1952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日华和约》。

又是朝鲜半岛。中国军队再次进入,与美国等国的军队作战,苏联亦卷入其中。

又是“化敌为友”。日本此时不再是美国的敌人,不再是台湾的敌人;甚至在冷战的背景下,日本躲身于美国之后,也不再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

以后的历史为人们所熟悉。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1954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越南的停战协定,而日本已度过了战后最艰难的10年,开始重新崛起……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在中国与苏联政治与军事严重对立的背景下,进入了“中日友好”时期……

从历史中可以看出,中日关系不是单独的两国关系。就甲午战争而言,战争因朝鲜而起,就结局而言,与整个远东国际关系相关;就二战结束后的局势而言,冷战改变了世界格局,朝鲜战争又一次区别了敌我阵营,日本躲开了一切战争惩罚,战时的许多政治家又活跃在日本政治舞台上。

今天的中日关系是历史形成的,有着多国的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变数是朝鲜半岛,参与的各国到今天,都是“六方会谈”的成员;另一个重要变数是结盟,中俄同盟、英日同盟、门户开放、冷战格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美日同盟与安保体制等等。今日的中日关系是历史形成的,也有着两国国内的因素:尤其是中国,清流党人、伪“满洲国”、国共分裂等等,都影响着中日关系的走向。日本之所以不会成为德国,是因其国内环境,它与四大国共同占领、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德国不一样;1972年美国将冲绳交给日本,1990年两德合并,时间上相差了18年,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很大的区别。今日日本之所以能突破“和平宪法”,通过新安保法案,除了本国的各种势力的活动外,也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由此,从最远端开始,由最宽处放眼,是历史学家对待现实问题的习惯性思路。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本原,才能看清多重且交错的关系。历史学家不能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但历史知识却能提供考察与处理现实问题的智慧——对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指望某个智慧超常的政治家一下子解决,而是需要一个具有历史知识的职业团队,共同研究,平衡利害,以能找到对己方利益损失最小的解决通道。

从最远端开始,由最宽处放眼,是一个观察和思考的方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原来不在视野之中的现象,想到许许多多原来不在思虑之中的线索。中日关系再复杂,也是可以看明白和想明白的:中日两国的道路如此不同,从各自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皆有其胜算与败着;但不可忽视的是,两国在职业外交官的素质养成和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关系史的学术研究方面,仍有着高下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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