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嵌入与脱嵌

  ·  2015-01-27

城南旧事

 ——有关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同一种理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而言,对一种思想的研究不能离开“脉络”来分析“文本”。如果仅作脱离脉络的纯文本分析,由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名称的“家族相似性”,对两个“名称”完全一样、但实质完全不同的“文本”就会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例如,当前的国学热是传统文化复兴的核心内容,而传统文化复兴实质是“文化民族主义”,是为了突出中华文化的“特殊性”,而批判、反对“普适价值”。

然而,胡适在90余年前也主张和提倡“整理国故”,但他的主旨之一,却是要通过整理国故来阐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方法”,为“科学”在中国寻根,并藉此证明“科学”并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容的“泊来品”。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为“科学”在中国寻根,想论证中国传统也有“科学”,证明中国并非自外于世界普适价值,或者说,是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而努力。同为“国学”,二者指向正相反,“能指”(sigifier)相同,但“所指”(signified)完全相反。

“国学”的能指相同、所指相反的现象说明,一种思想,尤其是社会性思想从来都是与社会、和历史紧密纠结、缠搅在一起,同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会被不同地“使用”。在近代中国与日本,儒学被不同地“使用”,其作用与结果自然大不相同。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船坚炮利、电报铁路,是国人对“现代”最早、最直观的感受,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此主张及其后引进大机器生产、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兴办新式企业的洋务运动,却被所谓儒学正统以“夷夏之辨”斥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儒学正统还以“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为理由,将“技术”贬为“奇技淫巧”。

李鸿章提出军务紧迫,要架设电报,儒学正统却以“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为由横加干涉。

在经济政策上,“儒学正统”以《论语》为据,坚决反对此时刚刚出现的“重商富民”的思想,反对兴建铁路,论说机器生产是“末富”,传统劳作才是“本富”;现代工商业是“末富”,传统农业耕织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绝机器生产和工商业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是舍本逐末,认为如果铁路推广开来,“势必驱良懦尽化为奸黠,是足坏天下之风气”。

洋务运动时,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中,顽固派掌握了儒学正统的话语霸权,总是从“礼义纲常”、“夷夏之辨”的高度来否定新器物的合法性。当位高权重的洋务大员们在这种“儒学正统”前都大叹其难、大摇其头时,近代中国的“反传统”不说是“理所当然”,至少是“势所必至”了。

与近代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儒学在近代日本并未成为接受新事物、发展工商的障碍,反被阐释成一套促进工商的话语体系,其“开山之作”便是有日本“实业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所著《“论语”与算盘》,这本书1996年有了中译本。

1840年出生的涩泽荣一,1867年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两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曾升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辞职“下海”,投身实业。他创立了银行、造纸厂后逐步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业务遍及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确是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

《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当然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利”的象征。涩泽荣一认为,传统人们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手段有关,以致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有极大的害处。因此,他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德底线;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因此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于道德有亏。

他写道:“我始终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论语”与算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他强调,“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同上)

涩泽荣一还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有关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一番论证和说明。他对《论语》和《大学》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论语·泰伯》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对孔子“义利观”误解最严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程朱理学。他们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结果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

他认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必须认识到,仁义道德搞不好也会导致亡国。”

但是,利己主义也会亡国,《大学》中有一句话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说,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动乱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也是不能忽视的。“总之,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反复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是一致的,所以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也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的不同阐释和实践中,同一部《论语》便具有了不同的“实在意义”。日本对《论语》阐释拉近了它与“算盘”的距离,因此,进入“近代”的日本无需批儒。而近代中国语境中对《论语》的阐释不说进一步扩大了它与“算盘”距离,至少是使二者的距离更加僵化固化,更难接近;而这种种阐释却是作为“真理”、“圣道”而传达、散播的,其后果自然是成为大机器与新式工商的阻碍者。恕我重复,恰恰是对《论语》如此阐释,埋下了进入“近代”的中国的启蒙者们不得不、也不能不“批儒”“反儒”的伏笔。

传统、经典的“实在意义”是在权威阐释和社会、历史的实践中形成的。与语言一样,“社会思想”是在使用中才产生意义,如儒学这种千百年来对社会一直发生影响的思想尤其如此。其“原本”不可能如某种“标本”那样一直在“真空”中生存,不可能被冷藏、冷冻起来一直保鲜、保持其纯真。如果真是这样,它就只是一个毫无生命的标本。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必然要被“发展”(肯定性修辞)或被“污染”(否定性修辞)。研究、探寻一种思想“原本”的真义当然有意义,但更有意义的是由此展开对它在历史、社会、政治脉络中是如何被运用(无论是“发展”或“污染”)的研究、探讨。所以,研究孔子思想的“本意”确有意义,但研究其“本意”在千百年历史中是如何被“使用”的更有意义。

思想史研究应将观念嵌入具体的历史脉络中进行分析,而不是将思想、观念“脱嵌”,将其脱离具体的历史、社会脉络后再作“纯文本”解读;更不应当再反过来,将文本、经典的“脱嵌式解读”当作真实的历史来论述。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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