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中国由富转贫的分水岭?

  ·  2018-03-17

以《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一书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曾经说过:

1800年以前,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及出口能力,这是全球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由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力量,所以中国的出口也占据世界上领先的地位。

换言之,在19世纪以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到1820年为止,中国经济呈现富裕繁荣的景象。而在那之后,这个传统财富大国的衰落和动荡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1979年以来新一轮经济奇迹的爆发。

西方画家笔下1786年左右的广州商馆区风貌。二三百年前,中国一度在早期全球化经济浪潮中笑傲群伦。

三百年前 “世界工厂”

棉布是清代中期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但国产棉花产量不足,于是从印度进口,先运至广东织成布,再卖到英国和美国去。

根据贡德·弗兰克的研究,在1800年以前的国际瓷器贸易中,中国垄断了世界市场。大约占全国瓷器输出总量八成多的中低档产品输往亚洲各地,占16%的高档产品输往欧洲,因为欧洲人比较富有,买得起高档货。

几年前,我曾邀请一位研究瓷器的德国学者莫克莉到清华大学做讲演,她讲得非常有意思。她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一旦中国有内乱或其他特殊变故,欧洲的瓷器制造业马上就发展起来;等中国恢复平静后,欧洲瓷业又很快衰退了,因为欧洲瓷器竞争不过中国的瓷器。换言之,尽管中国的瓷器得绕过半个地球运到欧洲,卖得并不便宜,可正常情况下,欧洲瓷器厂商还是难以挑战强大的中国对手。

那丝绸贸易呢?欧洲的法国、意大利,都是有名的丝绸生产国;亚洲也有日本及波斯、孟加拉等国出产丝绸。但中国丝织品在国际上仍然几乎没有对手。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在呈递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说,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都可以看见价廉质优的中国丝绸,其价钱只是本地丝绸厂产品的1/3,敌不过中国丝绸。殖民当局曾经想禁止中国的丝绸进口,但本地消费者不干,最后只好继续放开,因此美洲的丝绸市场亦为中国货垄断。法国也屡次下达中国丝绸入口禁令,试图保护它国内的丝绸产业,可始终未能奏效。

即便普通消费品,情况也是如此。比如棉布,印度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棉布输出国,18世纪后期为中国所取代。棉布是清代中期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但国产棉花产量不足,于是从印度进口,先运至广东织成布,再卖到英国和美国去。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候中国一边输入棉花,一边输出棉布,已经有点“世界工厂”的味道了。

1762年,英国发明家阿克莱特设计出第一架水力纺纱机时,英国全国棉花的消耗数量,只是同期广东省从印度进口棉花的1/6。到了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已进行了半个世纪,但印度棉花分别输出到广东和英国的数量,还差不多相等。严格来说,此时英国棉纺织业的规模仍不及广东,因为广东棉布厂商还能得到一些中国国内的棉花供应。

在重工业品方面,中国同样据有重要地位。19世纪初期,广东是整个东亚最大的铁器生产地。北至日本,南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诸岛,东亚各地都要购买广东铁器,连自认工业技术领先东方人一筹的欧洲殖民者也不例外。

从十三行到广交会

有外国学者戏称,“广交会”就是两百年前清代“公行制度”的再版。

由于贸易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到18世纪中叶,中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朝基本沿袭前代制度,曾分设广州、泉州、宁波三大市舶司,管控海外朝贡和贸易事务。到了清代,旧有体制逐渐跟不上形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下令在广州设立公行,即政府指定特许的商人管理外贸。此后近百年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直至鸦片战争爆发。

后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对“公行制度”批评很厉害,可比起过去的市舶司,那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从专业化的角度来说,“公行制度”之下,外贸由一批有经验的商人(通称广州十三行,又称行商)主持,可以适应更大规模贸易活动的需求,故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到了19世纪,积极进行全球扩张的西方人鼓吹“自由贸易”,说公行是在搞“垄断”,他们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朝取消了这个制度。

但“公行制度”的影子,直到20世纪后半期还隐约可见。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只有政府指定的厂商,才能跟同样得到特定许可的外国商家,一起在“广交会”(全称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1957年起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行)上进行贸易,一切完全在中国官方管制之下。因此有外国学者戏称,“广交会”就是两百年前清代“公行制度”的再版。

清代对外贸易规模之大,由从事外贸的公行行商坐拥的惊人财富也可见一斑。

广州十三行中,同文行及同孚行的潘家,与怡和行的伍家,都是公认的头面人物。我们不妨做个比较:19世纪初期西方最富有的人,一般认为是著名的英国犹太金融家内森·罗斯柴尔德(1836 年去世),1828年时其财产价值530万美元。而差不多同时代的怡和行行主伍秉鉴的财产,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时估计达2600万银元,折合约5600万美元,足足是前者的十倍以上。

据说伍秉鉴晚年时,忍受不了官府的苛索,三番两次想要退休,都得不到朝廷许可。1826年,他提出以90万元(或90万两银子)的代价,将在官府注册的怡和行,改由其儿子接手,但清廷仍然坚持要求他本人担保所有行商的经营责任。甚至还有说法称,他愿意把名下十分之八的财产(约2000万银元)捐给政府,以换取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以便安享余下的十分之二财产(约600万银元)。

最后,伍秉鉴写信给美国的友人,说如果不是年纪太老了,他真想移民到美国。

四海之内 皆为利来

朝鲜贡使每年在中国采买的绸缎,价值达白银七八万两,有时多至十万两。

明代中国贸易来往最密切的,是东亚的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地,然后是新近来自西洋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总的来说,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日本。到了清代,中日、中朝贸易如故,而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量远远超过了明代,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量中国人移居到了东南亚。当时一些来自东南亚的朝贡和贸易使团,实际上主要由华人组成。

更重要的是,英国、法国及稍后的美国等西方新兴强国,相继到达东亚和东南亚,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这些国家,经济实力比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强得多了。同时,中国北方内陆边贸也有重大的变化,持续向亚洲东扩的俄罗斯,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在明代,中国和朝鲜之间通常还是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按照明廷规定,朝鲜贡使三年来北京一次,顺带做生意。清承明制,而朝鲜贡使几乎每年来一次,使团规模也越来越大。朝鲜贡使每年在中国采买的绸缎,价值达白银七八万两,有时多至十万两。官方贸易之外,还有民间贸易,如河北所产棉布,朝鲜就是重要的顾客。中朝过去一千多年文化交流很多,政治关系也相当密切,但经济上真正频繁往来却是在清代。

前面说过,明朝时期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到了清代,尽管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一度实行长达二百余年的锁国政策(1633~1854年),但依然特许日商在长崎与中国人及荷兰人做生意。康熙二十九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以后,下令开放海禁。很快,日本因大量购买中国货,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产品卖给中国,出现大幅贸易逆差。日本只好用黄金和白银(该国盛产白银)支付,导致国内黄金、白银大量流出。德川幕府对此深感忧虑,一限再限。

中国输往日本的多为生丝、瓷器等制成品,而日本出口到中国的,虽有一部分是制成品(如刀剑等)以及海产品,但最重要的是铜。日本是亚洲最大产铜国之一,中国正好缺铜,中日贸易因互补而变得越来越红火。1688年,长崎设立了“唐人坊”,成为日本最繁忙的对外贸易区,那里的进出口生意,基本上控制在中国商人手里。直到一百八十年后的明治维新时期,情况才发生改变。

明清之间,中国与北边邻邦的贸易情况大不相同。明朝跟蒙古彼此始终怀有敌意和戒心,仅有一些政府控制下的边境贸易(即“互市”),规模不大。到了清代,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商业流通变得十分频繁。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也在迅速增长,中国商人向俄罗斯输出陶瓷、丝绸、茶叶等制成品,输入商品以皮毛和人参为大宗。起初,清朝统治者并不视俄罗斯人为欧洲人,仍把他们当成类似蒙古人那样的北方草原民族,照例给予一些贸易上的优惠。

“马”失前蹄 “牛”气冲天

在乾隆皇帝眼中,英吉利不过是个僻处海外一角的蛮夷之国,怎么可能与堂堂天朝上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贸易逐渐兴盛,起初年贸易额不过一万卢布,后来增长到一百万卢布,到19世纪初更激增至一千万卢布。恰克图买卖城中有众多商号,几乎都是山西商人经营。他们不光从事中俄边贸,生意还遍布俄罗斯,远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从俄罗斯向中国进口货物。

当年山西的“羌货庄”就专卖俄罗斯货,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俄罗斯人是何方神圣,觉得跟自古以来游移西北的羌人差不多,便把俄国商品称为“羌货”。

这里要提一下对蒙贸易最著名的商号大盛魁。鼎盛时期,它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覆盖今蒙古国大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各盟旗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库车、伊犁,还有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等地。大盛魁资本有多雄厚?当时有人说,它可以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道路。

在清代,中国与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国的贸易扩展得很快,但增长最显著的,还是与西方人的海上贸易。

18世纪中叶以前,跟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国家很多,但没有哪国商人能占绝对优势。1736年,有十来艘欧洲商船抵达广州,其中英国五艘、法国三艘、荷兰两艘,瑞典、丹麦各一艘,最多的英国也没能占到一半以上。而到了18世纪后期,中英贸易迅速增加,很快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1775年抵达广州的欧洲商船38艘,英国商船差不多占了2/3。

英国为什么能在对华贸易中后来居上呢?原因大家都知道,自18世纪六十年代起,英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一跃成为西方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国家。18世纪初期,中英每年贸易额不过白银50万两左右,到了18世纪末,激增到1000万两以上,占了同期广州外贸总量近八成。进入19世纪,英国顺理成章坐上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交椅。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爵士率领一个50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到访中国,他带着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迫切希望中英两国正式建交,清廷向英商开放更多港口。但在乾隆皇帝眼中,英吉利不过是个僻处海外一角的蛮夷之国,怎么可能与堂堂天朝上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马嘎尔尼设法贿赂乾隆帝的宠臣和    ,说他们是特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并在双方争议最激烈的是否行“三跪九叩”礼问题上作出让步,老皇帝才终于点了头。但他没在北京紫禁城接见英使,而是让他们到承德热河行宫去。

那次马嘎尔尼一行究竟有没有对乾隆皇帝行下跪大礼,事后双方各执一词,真相至今成谜,反正马嘎尔尼回去时是一肚子气。乾隆皇帝让他转交给乔治三世的那封回信,口气也非常傲慢:

“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有用资,并沾余润。”

成败皆因“全球化”?

全世界白银硬通货一半跑到当年国际贸易的龙头老大中国来了。

年事已高的乾隆皇帝说话这么“牛”,是不是完全出于无知?最近西方出了一本书,描述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细节。书中提到,使团从广州北上,先到宁波,之后坐船沿大运河进北京,途中的每一天清廷都派人监视他们,设法了解使团里都有什么人?想来干什么?清廷还把使团携带的科学仪器,跟之前来华传教士进呈的同类仪器作比较,结论是两者功用差不多,无非是新一点而已。

更重要的是,当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确实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乾隆皇帝当然能“牛”得起来:你来做贸易,不是我求你,而是你求我。

英国隆重其事地派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不仅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更因为这种贸易关系对英国比对中国更加重要。英国大量进口中国茶,单是茶叶进口税一项,每年就达到100万英镑左右,后来降低茶税,此项收入仍占英国年度财政收入的10%。可除了钟表之外,中国人似乎对其他英国货都不是很感兴趣。

中国的有钱人觉得,英国自己最得意的出口商品毛呢,穿在身上感觉远不如丝绸那么舒服,何必花钱买难受呢?在中英贸易里,中国输入的最大宗货物是印度棉花,但印度棉花产量有限,英国国内纺织企业也有不少需求,无法进一步增加对华出口。

那怎么办呢?英国只好跟其他国家一样,使用硬通货白银来填补巨额贸易逆差。为什么必须用白银?因为中国的货币是白银,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地位如日中天,国际贸易往来只收白银——比如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世界最强,美元自然就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头号硬通货。

关于明清时期白银流入中国的总量,历来学界有不同看法。贡德·弗兰克近期的研究表明,在17、18两个世纪,有48000吨白银从欧洲和日本流入中国,再加上中国自产和从东南亚、中亚输入的白银约10000吨,进入中国的白银一共高达60000吨,占同期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

全世界白银硬通货,有一半都跑到中国来,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是当年国际贸易中名副其实的龙头老大。

综上所述,19世纪初期以前,或者说直到1820年左右为止,中国经济在广泛而活跃的对外贸易支持下,呈现了持续数百年的繁荣(当然其间也有震荡起伏,甚至导致王朝更替)。而19世纪中期以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接二连三的内忧外患,中国的对外贸易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一步步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中国经济也几乎同步衰落。

最明显的标志是,大体上自1820年以后,中国商品出口总量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不断下降。到了1913年,中国出口所占世界市场份额只剩下1.7%,1952年降至1.6%,1979年更跌到只有区区1%。1973年,中国人口总量占全世界23%左右,贸易总量却只有全世界的1%!

对于一个在17、18世纪的“盛世”,几乎占据全球贸易半壁江山的老牌经济大国来说,此真乃匪夷所思之事。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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