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1860年代与现代中国的缘起

  ·  2014-12-30

苏琦/文

国门随着鸦片战争被打开,但20年间,国人主要是被动消化和积极抵御国门洞开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于自强和建设却基本没有建树,一切要等到,20年后内外交困几无生路之时,方又在内外之力交相作用下峰回路转,走向建设现代中国一途,而所达成的效果也颇出乎各方当事人意外。

五口通商所带来的海路大兴,令以前靠闽浙赣粤茶路谋生的数十万贩夫走卒失去了生路,激化了原本就比较尖锐的客家人和原住民的矛盾,也为太平天国的兴起埋下了火种。而广州等地的反对洋人入城的运动,则表明除了朝廷和地方官员以外,地方缙绅阶层面对外来利益集团的冲击,也不甘心权力旁落。

反入城运动与太平军起来后地方团练的兴起,表明了绅权的崛起和中央权威的进一步削弱。而与此同时,对五口通商后生意并未兴隆而感到不满的英法等国,又开始了新一轮进逼。面对内忧外患,大清国是否气数已尽成为一个现实问题。然而后来太平军起义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落下帷幕后,列强继续承认满清朝廷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而经过新一轮重组后的中国政经情势,则为现代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说到现代中国的缘起,人们习惯于将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挂钩,并将曾左彭胡李等中兴名臣,连同主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䜣,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人。其实,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层面来看,其发端不自鸦片结束始,也不尽出于国人之手。阴差阳错之下,一些洋人也卷入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其初衷未必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在其《改变中国》一书中,对于这一节故事和其中的人物有着精彩的描述。

这些人和事当中,尤以中国现代关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最具代表性。对于现代人而言,一国之关税系国家命脉,收入多寡关系中央财政丰歉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国家的控制力,是执政之基的重中之重。也因此,有清一代对海关收入也一向非常重视,比如粤海关就被视为“天子南库”,经常派皇族直接办理,不容他人插手。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法等国欲派使驻京弄得心慌意乱的咸丰皇帝,曾一度想以免除关税来换取“嗜利夷人”之感恩不尽,进而自行取消驻京之议。钦差桂良和两江总督何桂清知道如此行事将导致数百万两的关税流失,必将铸成误国大错,不敢从命。他们先是推诿了一番,结果惹得咸丰皇帝很不高兴,认为他们之所以反对是“虑及免税后,无可沾润,因而设词淆惑”。关税有油水可“沾润”,自然是官场常情,但这显然不是何桂清们反对免税的根本原因。后来在诸人的反复苦口婆心劝说下,尤其是“课税全免,不过夷商感恩,欲其罢全约,势必不行”,英法等国占了便宜之后还会再提派使驻京要求,与其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如妥为周旋保住关税。在桂良、何桂清等人的合力组织下,大清国的关税总算没有因皇恩浩荡而付诸东流。

不过此时至少在上海海关,也即江海关,税收的实际控制权事实上已不在清政府手中。1854年,因受上海小刀会起义影响,清政府海关陷于瘫痪。在英国领事阿礼国提议下,西方各国领事官员在上海设立一个临时的“外国关税监督委员会”。各国领事推举三位“税务监督”(英法美各一人),委员会负责对进入上海口岸的西方商船课征关税,并上缴清政府。

清政府对关税之权旁落自然心有不甘,但一方面囿于战时情势鞭长莫及,另一方面也发现洋监督颇为得力,上缴的税额远超预期,比经由自己的地方官榨油水时期也高出许多,也就忍气吞声接受这一由洋人代劳收取关税的制度了。不过,在得了关税增收的里子之后,面子功夫也还要做,就是要由清政府自己挑选海关税务监督,英国人李泰国和赫德便由此走上历史舞台。

在清政府的评价里,李泰国被形容为“该夷尚知感激,为我稽查偷漏,是以近年夷税,较开税之初,加增三四倍。”在西方人眼里,李泰国也被形容为六亲不认的“小暴君”。一时间,上海口岸成为中国的模范海关。后来,中国与英法等国又举行了上海关税会议,同意将上海的这套海关税务司制度推广至其他条约口岸。

李泰国在《天津条约》签订后的两年内,把上海的海关制度扩及条约所开放的其余口岸,并在广州和汕头两地设立办事处。后来他的继任者赫德则于1865年应总理衙门之请,把位于上海的总税务司迁至北京,并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海关税务司署,越过地方衙门直接向清廷负责。除此之外,为进一步摆脱本土势力的掣肘,赫德还以聘请西方人为主来打理关税事务,从而事实上建立起了一个国际化的文官机关。到1898年,海关税务司署贡献了清政府三分之一的税收。

一个外国人领导的以外国人为主的按照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协定关税来运作的海关税收体系,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关税利权,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李泰国和赫德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确实建立起相对廉洁高效的现代意义上的关税体系和制度。国家层面关税体制的建立,连同公使驻京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立所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国与国”关系体系的构建,在令人倍感屈辱之余,也开启了国人建设现代国家的征程。

此一制度不仅延续了清政府的“气数”,而且在民国建立起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继续大体按原方式运作,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为中国保有了一个有条不紊运转的税收体系和稳定的收入,否则中国可能连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也难以维系,现代国家建设之路会走向何方难以设想。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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