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华:我的“四清”故事与翻译家老蓝

  ·  2014-12-30

作者:曾昭华

涞源是河北省保定地区一个县,属山区,地广人稀,是河北省经济落后的地区之一。1965年河北大学外文系师生在这里参加了7个月的“四清运动”(简称“四清”)。

估计现在50岁以下的人大多不知道“四清”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当年参加过“四清”的人,也是迷迷糊糊,懵懵懂懂。只记得“四清”指的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那是1964年至1965年由学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而发起的一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对象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现在想来,“四清”中的“清经济”还好理解,那就是看看农村基层干部有没有贪污、浪费、多吃多占等问题。“清组织”也还好解释,也就是把坏分子、反动分子等及其“崽子”从领导层清理出去;“清思想”也能理解为把资产阶级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清除掉,把阶级敌人的思想改造好;唯独这“清政治”怎么也想不通:词典上说:“政治就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或个人在内政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及其观点、主张、言论等的统一体。….”要细说,就更复杂了,这“政治”又怎么“清”?想当年我们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大队伍走上了“四清”的主战场。

1965年初秋,河北大学俄语专业622班的同学和老师分配到河北涞源县韩村公社。我们工作队员一行7人:指导员、队长,蓝英年老师、学生小贾和我,还有两个从农村借调的干部小魏和小韩。我们被分配到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辛庄村。

时值秋收,工作队员白天在地里和生产队员一起干活,晚上两个生产队分组学习政策。在昏暗的小蓖麻油灯下,工作队员念材料,村民坐在炕上、蹲在地下或靠着墙根、站在旮旯里听。有时候,晚上叫来几个村民个别谈话,了解村子里干部的情况或是地主、富农及其子弟的活动。就这样“摸底”进行了个把月时间,把村里的干部群众、阶级成分排了队、划了线。作为工作队的资料员,我的任务是“记录、核算、总结、写材料”,每天认真做谈话记录、算账、填报表、搜集资料。

秋收完了之后,我们也不闲着,白天串门帮着村民推碾子磨面,谈话、了解情况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晚上指导员给我们讲政策、念文件、谈体会、互相交流情况。工作队员天天见面,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了解不少。随队的蓝英年老师——老蓝(尽管他当时是老师辈的,但工作队员相互之间只能直呼其名或尊称“老某”)似乎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开始,他很少与人交流,很少发言,更不会高谈阔论。多半时间他只是静静地听着,或者默默地思索着什么。分配给老蓝的工作是管理中农和其中的村干部。

一天晚上,工作队长午夜把部分中农和村干部集中起来“谈思想”、“挖根子”,老蓝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了后,看到大家一个个疲惫不堪的样子,大声说:“大家好好学习文件,有事情向我汇报。没事了,回去睡觉吧。”老蓝竟敢不听队长的话,擅自让大家回家睡觉!他好像还很坦然的样子,接着说:“大伙都困成那样了,第二天还有活干,再说能谈出什么呢?”我对他的大胆感到有些诧异,第一次听他说话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对“四清”不那么积极,也不那么热情,这种态度和当时的政治氛围很不协调。还是队长老常悄悄告诉我们:老蓝是“高干子弟”(他父亲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蓝公武先生)。为此指导员、队长都对他有所顾忌。可我当时对这一称谓不以为然,认为“高干子弟”不过是“纨绔子弟”的代名词。

奇怪的是,老蓝人缘甚好,走在村子里老乡都“老蓝、老蓝”地叫他。与他相处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他脾气随和,说话幽默,而且与老乡关系也十分融洽,没事就到老乡家串门。他还有另一个特点:村里什么人都敢交往,不管是地主富农子弟、还是被查的村干部,他都见面打招呼。有一次,他在村边招呼一帮小孩子,在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教他们认字。有一个叫“小眼儿”的“地主崽子”,更确切地说是“地主崽子的崽子”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望着。老蓝叫他“小眼儿,过来,你念念。”小眼儿哼哼唧唧地小声念着。老蓝把他拉过来,叫道:“大声点!”小眼儿放大了嗓音拉长声重念了一遍,逗得大家都笑了,小眼儿也高兴地笑开了。此后小眼儿一见到老蓝就老远叫“老蓝!”然后不好意思地一溜烟跑了。他身边的小朋友,嫌小眼儿是“地主崽子”,都不愿意和他玩耍,小眼儿有时也不无自豪地对他们说:“哼,老蓝待见我!”。在当年极左的政治环境中,老蓝竟然如此“放肆”,让我惊讶不已。

率性老蓝

其实老蓝的“放肆”远不止此。他竟在老乡家里买鸡蛋,并送他们家一瓶酱油。早上老乡把鸡蛋给他煮好,他随时去吃。他称给他煮鸡蛋的老乡家为“鸡蛋点”,半年间他竟建立了3个“鸡蛋点”,狡兔三窟嘛,而我们工作队员竟一无所知。若不是50年后我们重逢时他说出来,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秘密。

老蓝从不把“搞四清”当回事,有时还表露出来。辛庄村坐落在半山腰,水井很深,从井口往井底看只有小碗口那么大。从井底打一桶水,得好几分钟。据说,打一口井费时费工不说,还有不少说词,开工竣工都要举行严肃的仪式,这给水井增添了神秘色彩。一天,老蓝、小贾和我站在水井边朝井底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为这口人工打凿的深井惊叹。老蓝突然从衣兜里拿出一枚钢蹦对小贾和我说:“你们谁能把这个钢镚投到井里,谁就能一辈子留在这里了,你们不是说要一辈子扎根农村嘛?”。他又对小贾说:“你扔不扔?”小贾哈哈大笑不敢扔,随口说:“老蓝,你先扔。”老蓝说:“我不愿意在农村待一辈子,还想做点自己干兴趣的事。谁愿意一辈子扎根农村,谁就扔。”他俩半认真,半开玩笑地争执了一会,最后还是谁也没有把钢镚投进井里。我在一旁看,心想:“把钢镚扔到井里,就能在这待一辈子?骗人!”。我虽这样想着,可绝不敢往井里扔钢镚。

辛庄村的支部书记姓贾,外号叫“贾大牙”。年近半百的贾大牙高高的个子,看上去干练而机敏,曾经当过铁道兵,能说会道,头脑反应很快。他家的房子在村边,在房子的门前刚建起了有一米多高的红砖围墙。别人家的房子都没有围墙,于是他这个支书就受到了众人的瞩目。对于“四清”工作队来说,贾大牙也就成了清理的重点对象。围绕着贾大牙的围墙为何那么显眼的问题,工作队曾找他谈过话,问他的收入、亲戚之间的经济往来、孩子们的情况等等。贾大牙心知肚明,对答如流;有时他的答辩竟让工作队员无言以对。他让我这个资料员也总结不出什么“问题”。

正面询问得不到什么结果,只好暗中调查。每天晚上找上两三个人背对背地揭发贾大牙有没有贪污行为。有的说他多么么霸道,对社员大呼小叫;有的说他肯定有贪污问题,否则怎么会砌红砖围墙;可证据呢?拿不出来;有的说他某年某月在谁家吃过一顿饭,听说为的是那家的儿子参军盖章的事……贾大牙的事闹腾了好长时间落实不了。而贾大牙反而在“四清”中表现积极。他主动写检查,找工作队谈自己多吃多占、工作主观武断等问题。每次小组里开会社员都默不作声,只有贾大牙发言热烈,最后总要补充一句“大家要积极配合工作队搞好‘四清’”,给人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

贾大牙的“问题”不能落实,他又如此坦然面对,工作队只能把他“挂起来”慢慢再查。没有查出贾大牙和其他队干部的经济问题,总不好向上级交待,指导员、队长心里就有了个“结”。一天指导员和队长似乎挨了批评,回来对我说:“昭华,咱们的进度和清出来的数字怎么总也上不去?咱比别的村落后了。再好好‘算算’”!可我算来算去还是那个数。队长老常就“启发”我说:“数字是人算出来的,也是人写出来的,你再好好从头捋一捋!”我还是不得要领,不知如何是好。老蓝在一旁观察着,最后半打趣半认真地说:“哎呀,你就写一个数不就完了吗!怎么那么不透气儿。”过后,老蓝对我说:“你这个资料员不称职,不会变通,心眼儿太死。”

其实老蓝说的是实话,他经历过多次“革命运动”,对我们这些没有经风雨的学生他也只能“点到为止”。我只知道大队里穷得叮当响,大队部连点灯用的煤油都买不起,更别说“烟酒”了。那时候的农村干部可真是苦,一些干部冬天连件像样的棉袄也穿不上,吃的也是“玉米饼子、搅搅粥”;查来查去,都只不过是多吃多占,哪有什么“油水”?在近半年的了解中,我们发现,贾大牙算是村中的“能人”,他有组织能力,也有一定威信;村里没有这样的人挑头干,还真不行。春节时我们在老乡家串门,老乡就说:“你们早晚得走,老贾可走不了。他没啥大问题,还得当我们的头儿。”老乡的话,我似乎悟出点道理。

一天晚上我和队员小韩询问一个生产队小队长的“经济问题”。这个小队长战战兢兢地述说他多吃多占和给自己多加工分的问题,说了一大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当年我和小韩都年轻,可这个40多岁的汉子在我们面前唯唯诺诺的,对我们很害怕。看他那窝窝囊囊的样子,小韩说了句:“你回去吧,好好寻思寻思,队员反应你的问题多着呢,等我们掌握了你的情况再交代就晚了,你看着办吧!”小队长慢腾腾地走了。看他走远了,小韩和我不约而同地笑起来。我对小韩说:“我曾到过他家,家里啥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只有一个他娘在世时从地主家分的大炕柜。”小韩那时还不到19岁,也叹口气说:“你看他那样,他的棉袄都露出棉花了,他能贪污个啥?!”我们俩都无话可说,心里不是滋味。

老蓝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不关心这些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问题。他关心的,一是他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二是他自己的营养和健康。小本子从不离身,上面记着不知什么密密麻麻的东西。因为他在队里几乎是“闲差”,这也就成了他学习的有利时机。小韩对老蓝的小本子十分感兴趣。一天,老蓝正坐在火炉边看小本子,小韩抢过来说:“叫我看看有啥好东西?”老蓝说:“你看不懂。”我也凑过去看,原来是密密麻麻的俄语单词,还有我也不明白的中文词句,像是从古籍中摘出来的。我突然对他的这一做法有了新的认识:一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悟。老蓝倒真是个潜心做学问的人。半年多来,我尽心尽力地算账、写材料、填报表送报单,不能考虑学业,否则就是走“白专”道路,所以一本教科书也没带来,一个俄文单词也没复习。“四清”搞了半年了,我们的学业暂停了。可我不敢说出口,还得装出一副积极的样子。我很羡慕老蓝,老蓝总是一副坦然自若的架势,他的“大胆”和我行我素让我越来越刮目相看。

搞“四清”,经常是白天和社员在大队干活,晚上开大会。在社员家里的炕头上坐满了人,抽烟的、磕葵花籽的、吃料豆的,打瞌睡的,只要不说话就行。工作队员念材料、说政策,启发大家“提高认识”。老蓝经常是坐在社员当中,披着翻毛皮袄,有时候低头思考什么,有时候又仿佛在认真听取文件。还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相逢他告诉我,他从来没认真听过文件,而是在脑子里把李商隐等人的诗译成白话诗。译不下去的地方就记下来,回北京找高人请教。他的脑子一刻也没有空闲过。有人叫他,他才突然回过神来,和善地回答你的询问。没事时,我也向他询问一些现实问题,例如当时热议的《海瑞罢官》,批判的“三家村”以及姚文元在当年十分抢眼的文章等等。老蓝只是说:“你还不懂,姚文元只会打棍子。”

临近春节时,他还送我一本《燕山夜话》,我把书藏起来,因为和另一个女同学同住老乡家,也一直没有机会和空闲看这本书。老蓝其实早就对当时的政治风云有所洞察,在他看来,“搞四清”也就是“一阵风”,只是对我这样的无知且幼稚的学生不好明说罢了。他曾告诉我,“不能把时间浪费掉,还是要学点真东西。”没事时,他就教我们背一些地理、历史知识,还教会了我们查阅四角号码词典。在老蓝的小本子里,记载了很多我们看不懂的字词。有一天老蓝说了一个俄文词“女秀才”,中文直译过来应该是“蓝袜子”。他给我们讲了这个词汇的来源,说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成语,因古俄罗斯,一般有知识、有学问的女子爱穿蓝色的袜子,久而久之,“蓝袜子”便成了知识女性的代名词。他还说,俄文中有很多东西和中文一样,有方言、成语、口语、俗语、歇后语等等。听到了、记住了就要反复练习,有机会就用。正说着,队长老常进来了,问我们:“你们在说什么?让我也听听。”在“四清”中,规定我们这些搞运动的人员是不能提读书学习的,老蓝机敏地说:“我们说昭华是个‘女秀才’。”就这样把话茬转过来了。

春节过后“四清”似乎进入了尾声,辛庄村没有出现重大“四不清”问题,指导员、队长虽然没有什么“业绩”,但遗留问题也不算严重,贾大牙问题只好让它“慢慢消化”。我们这7个人明显放松了许多:有时自己开火做饭,烙饼、贴饽饽,招来村民好生羡慕;有时叫来邻居小孩子吃个鲜,大家其乐融融。

过了清明,我们取得了“四清”阶段性“胜利”,这成果就是“没查出什么问题”。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怀着希望返回了学校。老蓝又从“队友”变成了老师;由于在四清中的交情,我们成了谈得来的朋友,下学期他就是我们班的主讲老师,所以他对我很关照。他借我书并指导我说:“要看原著……多看书,汉语也要精。总之,要多看书。”“多看书”三个字,他说得最多。几十年过去了,回忆那段往事,让我顿悟,他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话。

翻译家老蓝

1966年4月底返校,到了6月份,“我的一张大字报”引来了全校的大字报。老蓝头上的“光环”突然间消失了,他莫名其妙地成了牛鬼蛇神,监管对象。

一天中午,饭后我站在餐厅门口看告示。突然一只手递给我一个小纸包,我回头一看是老蓝。我马上接过来,老蓝走了,没人发现。我打开纸包,里面有两块钱,纸上写着:“请帮我买一张明晚去北京的火车票。”我毫不迟疑地到天津东站买了票,晚饭后又乘人不备把车票给了他。没过多久,他真正住进了“牛棚”,再无信息。老蓝送我的《燕山夜话》,我也只好忍痛割爱“处理”掉了。现在回忆起这件往事,真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四清运动”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它不仅让我认识了真正的农村,还让我没走出社会就亲历了“一阵狂风”似的政治运动带给农村和社会人心的种种扭曲。这阵风吹得辛庄村农村干部胆战心惊半年多,吹乱了小山村的正常生活,也吹得大学生误了半年功课,之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从此搞乱了一代人向学求真之心。当然,这次“四清运动”最值得庆幸的是让我结识了一位良师,睿智的老蓝在那时就比我们看得远,看得清,从他在“四清”中的小事就可看出,习惯培养一个人的性格,性格决定人的一生。半个世纪前与老蓝相识,感受到了他的自由、真实、坦然,他的无拘无束、独立思考、坚持自我;五十年后重遇老蓝,他早已著作等身,是我国著名的俄语文学翻译家,译著有《滨河街公寓》(合译)、《亚玛街》、《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日瓦戈医生》(合译)、《邪恶势力》(合译)和《塞纳河畔》;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苦味酒》、《回眸莫斯科》、《从苏联到俄罗斯》和《蓝英年随笔选》。如今,年逾八旬的蓝先生正在把他称之为“硬骨头”的那本30年与张秉衡合译《日瓦戈医生》一个人重译,他说以前的译本留有太多的遗憾,而这本书“太难译了,从没翻译过这么难译的书!”但他强调,这确实是一本需要慢慢品味的好书。我想,他自己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这样。

(作者系原河北邯郸日报的主任编辑)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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