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1894年的官场生态一瞥之李鸿章

  ·  2014-12-25

【编者按】1894年,此时的大清帝国,早已成为贪腐之国,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举国皆贪,腐败早已成为官员们的日常工作。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下,要求李鸿章一个人当圣人,实在近乎奢望,大清官场上,李鸿章也绝对不是一个清官。

文/新浪专栏 祝勇

1894年,李鸿章已经接近了帝国冰山的顶峰,这个精明清醒,又从来不失勇气的政治领袖,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凉。站在高处,他能清晰地看见冰山的裂缝,他知道那座冰山随时可能坍塌下来,“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

李鸿章亲眼看见自己的老师曾国藩是怎样一步步靠边站的,尽管他的这位老师一向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但他凭借一己之力创建湘军,横扫太平天国,其实力,不可能不引起朝廷的忌惮。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无论从哪一条原则出发,太平天国的灭亡,都预示着他自己的末路。

尽管早在康熙时代,就十分注重任用汉族官员,但有清一代,汉族官员的处境却十分尴尬,他们一方面希望通建功立业来兼济天下,另一方面却要时时受到朝廷的猜忌和节制,大清以武力夺取天下,而且夺取的是汉人的天下,所以将兵权控制在汉人的手中,朝廷无论如何是不放心的,“兵者,不祥之器也”,身怀利器,杀心必起,这也是大清帝国不积极发展军力的原因之一。无论朝廷,还是汉官,都处于一种悖论中,朝廷不甘心任用汉官,而不用汉官又无以治天下;汉官有心报效,却被视为“政治上不可靠”,这才是范仲淹所说的,“进亦忧,退亦忧”。但与知难而退的曾国藩相比,李鸿章的责任感更重,明显是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好干部,“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1]。纵然如此,接替曾国藩直隶职务的李鸿章,也只能重蹈老师的覆辙;而在“后李鸿章时代”,这样的夹缝终于让袁世凯不堪忍受,亲手把这个王朝送进了坟墓。

李鸿章曾经在私下里抱怨:“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大清官场上,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清官。关于李鸿章的经济问题,世上有种种传说,梁启超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梁启超的意思是说李鸿章算不上亿万富翁,但他凭借行政资源可以掌握许多原始股,似乎在暗示李鸿章的钱,并非贪污所得。据说李鸿章访问欧洲时,经常问对方有多少家产,随行人员告诉他,这样问不礼貌,李鸿章不管那套,照问不误。有一次,李鸿章访问英国一家大型企业,看见一个工头,突然问他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工头回答,除了薪水,没有别的收入。李鸿章慢慢地指着他戴的钻石戒指问:那这个戒指是从哪里来的呢?令对方十分尴尬。这一事件,被欧洲人传为奇谈。

此时的帝国,早已成为贪腐之国,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举国皆贪,腐败早已成为官员们的日常工作,诸如海瑞、夏元吉、刘大夏这类清官,在明代已是凤毛麟角,到了清代,曾国藩或可以圣人自居,始终坚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曾氏之后,严于律己、一心为公的官员就彻底灭绝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官员们只管创收,以行政资源换取个人利益,没有人去在乎钱的来路。1889年,日本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提交的第一份情报《复命书》就指出:大清帝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下,要求李鸿章一个人当圣人,实在近乎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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