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空间、政治与个人命运

  ·  2014-12-23

“空间”与“政治”关系向来格外密切,当代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其实是被生产出来的,只是人们习焉不察,以为是“给定”的,但空间的实质是社会的产物。在名作《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构建了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我们首先关注的领域是物质——自然,即宇宙;其次是精神领域, 包括逻辑的和形式的抽象;第三是社会的领域。也就是说, 我们关注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 是社会的实践空间,以及感官现象的空间, 包括设计和方案、符号与乌托邦等抽象的产物。所以在理解空间时,最重要的是解析、理解空间的社会属性。在《空间政治学的反思》中明确提出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

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福柯在《规划与惩罚》一书中明确提出“权力空间”概念, 即权力运作物质化的空间概念,或者说是权力的空间化。他通过对16世纪前的空间观念的“知识考古”,解释了权力与空间之间的耦合关系,描述、分析了空间陷入权力政治的运作之中的过程,揭示了空间配置服从、服务于政治统治的真相,权力通过空间得以实体化,即权力的空间化过程。英国建筑学理论家希利尔在《空间是机器》一书中阐述空间句法时,解释了空间构形的本性。他认为建筑早已不单是人类最初的栖居、庇护之所,它里面其实蕴涵着一种复杂的逻辑关系,即“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这种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区别既产生物质上的分离,又产生社会上的分离,即在围合空间内只有认同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才拥有特定的权利。也就是说,建筑在社会中有了“等级”差别。

“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以及对西方现代派、“结构主义”或曰“构成主义”的批判,是斯大林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新建筑定下的范式。新中国成立后对苏“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斯大林的苏联建筑范式也成为新中国的建筑范式。早在1949年9月,苏联派了17名市政专家组到北京,帮助即将成为首都的北京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

在新政权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建筑学界权威梁思成成为这一领域的重点改造者。在首都北京的规划中,梁与苏联专家等意见非常不同。而且,“梁是以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为坚固支点,来推动自己展开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的。他试图以功能-结构理性主义思想解读中国古代建筑史,以期催发中国传统建筑向中国现代建筑的进化。他相信在结构体系上,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有相通之处,同时也认为在形式语言上,二者应该也有所不同。”(朱涛:《梁思成和他的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页)

1952年秋,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建筑处工作的苏联专家穆欣(A.S Mukhin)在中央工程部发表了几次讲话,宣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介绍斯大林如何从1930年代末期开始就批判、反击资产阶级的国际式和构成主义建筑,提出“社会主义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口号,号召建筑师“从俄罗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传统建筑艺术风格中去吸取营养,做出人民喜闻乐见,激发爱国主义的作品,以此来抵制外来的腐蚀、影响。”批判新中国北京刚刚修建的一些建筑是方盒子、大玻璃的结构主义的作品,说明中国建筑师“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流毒太深”,断言:“在解放了的中国,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唯有建筑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另一位苏联专家则到清华大学讲授“工业建筑”和“苏维埃建筑史”,在设计教学上则要求学生积极研究中国建筑,“要像爱女朋友那样爱民族形式”。1952年12月,梁思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查《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谈到自己受到苏联专家的五点启发,其中第五点是建筑的民族性。1953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确定正确的设计思想而斗争》,指出“只有向苏联学习,才能掌握正确的设计思想,才能提高设计质量和工作水平,避免错误,赶上国家建设的要求”。

对古建筑有深入研究的梁思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发表了《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等自我检讨文章,对自己受欧美影响做了激烈自我批判。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苏联范式强调的“民族形式”中,梁思成找到了与自己建筑理论的契合点。建筑的“民族形式”既“政治正确”,又符合他的建筑理念,他进一步把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具体到“台基、屋身、屋顶”的表现形式,他主持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图纸审批时,要求送审单位修改设计,特别是要加盖坡屋顶,俗称“大屋顶”。(《梁思成和他的时代》,第139-162页)

1950年,刚刚22岁的小青年孔庆普被分配到北京建设局工作。他肄业于北京大学土木系、毕业于北京市立工业学校,现在的工作就是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筑物修缮管理工作。从此,他的一生,就与北京的“古建”联结了起来。

刚参加工作,孔庆普就参加了北京市政府文物组和建设局在1950年11月联合召开的第一次“城楼等古建筑修缮工程配合会”,几天后,他又在北京参加了建设局召开的城楼修缮工程技术工作会议。1951年春节过后,他就拟定了城墙、城门、牌楼和门楼的调查计划,报请局里批准。到1952年,他主持了包括东直门、阜成门、安定门城楼,安定门、德胜门和东便门箭楼的修缮工程。

不过,北京是首都,而且重要的政治、行政中心都已安置在旧城中心而不是城外,同时还要大力发展轻重工业。北京城新的政治、经济定位与古城墙、城门、牌楼、门楼必然产生严重矛盾,“古建”注定难逃被拆除的命运。孔庆普在修缮“古建”的同时,也开始了拆除“古建”。

天安门广场是“开国大典”举行的场所,是此后每年“十一”、“五一”举行集会、游行、阅兵的场所,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征性、仪式性。空间的逐渐改变,自然首先从此开始。1949年开国大典前,时间匆忙,只是修整了天安门前的道路,消除广场范围内的杂草树木,平整碾压地面,维护周围建筑。1950年6月初,成立了“游行大道扩建工程委员会”,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任主任委员。扩建工程主要是拓宽天安门附近游行经过的街道及进行修整,修建排水管道,新装、更换照明设施,拆除了履中牌楼和蹈和牌楼。此二牌楼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拆除的牌楼,但都是袁世凯当年为其“登基”称帝所竖,且是水泥建筑,故无人反对。

7月下旬,市委“群众游行指挥部”向市政府的“游行大道扩建工程委员会”提出建议,提出金水桥南的一对石狮子和一对石华表占去一部分道路,影响游行队伍行进,建议向北移位,扩大道路宽度。对此建议,梁思成表示激烈反对,薛子正未能说服他,于是请梁的老熟人、副市长吴唅出面,依然无效。建设局局长于是邀请一批资深文物专家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由于这些专家一致同意将华表与石狮北移,局长便向“游行大道扩建工程委员会”汇报。梁思成见此情况,才表示同意,但他要求“必须保证文物丝毫不受损坏”。8月15日,移位完毕,石狮、华表均未受损;整个扩建工程在“十一”前的9月11日全部完工。(孔庆普:《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87-89页)

天安门两侧原有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两座门楼,与天安门垂直,成为大规模游行、阅兵的限制。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市委“群众游行指挥部”向市委报告,群众游行队伍通过长安左门时必须分几路进行,通过后又需在天安门前调整队形,队伍显得混乱。游行队伍出天安门广场时要经过长安右门,又需重新调整队形,依然造成混乱,建议将长安左右门全部拆除。这年国庆节过后,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致函北京市政府,也因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有碍阅兵队行进,建议拆除。1951年上半年,由市总工会和团市委联合给市委、市政府打报告,建议拆除两座门楼。此建议显然遇到梁思成的强烈反对,所以一次游行时,梁思成也应邀在天安门城台上参加观礼,北京市长彭真专门走到他身旁,指着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让他看队伍在此变乱,梁思成只是点点头。

游行、检阅是最重要的政治仪式,所以1952年8月15日下午,北京市第一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最后一个议题是讨论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的拆除问题。梁思成高声发言:“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如同我的两臂,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就如同砍掉我的两臂,既然大家都同意拆,那就拆吧,不过,希望能在中华门北面重建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他还说:“既然长安左右门都可以拆,如此看来,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也难存在,索性将长安街的两座牌楼也拆除重建在中华门北面。”梁思成预感到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会被拆,但他没有想到,中华门也会被拆。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要再次扩建,其中一项就是拆除中华门。经中央批准,中华门在1959年9月被拆除,天安门广场范围向南扩展到正阳门下,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第95、307、321页)

1956年9月,北海、中海连接处的“金鳌玉栋”桥也由原来的9.5米加宽到34.3米,改名为“北海大桥”。拓宽金鳌玉栋桥或是要往南挤占中南海几米,或是要往北将北海团城切除一部分。最后,决定切去团城南面一小片。1974年为安全考虑,又把两侧的石栏全部拆除,改成高大的铁栅护栏。西安门与中南海近在咫尺,门洞较窄,经常堵车、发生交通事故。

1950年11月底,市政府决定拆除西安门,要求于12月9日拆除完毕,场光地净。但12月1日凌晨,由于住在门楼内的值班工人用火不慎,引发火灾,烧毁南头两间屋。当天开始拆除工作,第二天凌晨6时20分拆完。孔庆普写道:“12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西安门失火消息(公安局交通宣传科供稿)‘因路南摊商失火,引发西安门起火而烧坏,遂将其拆除’。此报道失实。”(《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第101、302、303、306页)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逝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时赫鲁晓夫作了全面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世人大吃一惊。其实,早在1954年,赫鲁晓夫就通过“建筑”透露出批判斯大林的些微信息了。

1954年11月30日,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在莫斯科开幕。12月7日,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题为“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低造价”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号召苏联建筑业各机构坚决清除手工业方式,大力发展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配件和大型砌块生产。严厉批评前些年建筑界只强调建筑的艺术问题而很少谈到建筑的居住舒适性和是否经济,在建筑物立面上附加大量不必要的装饰物,有些建筑师只热衷于“美丽的轮廓线”,在楼顶造尖塔,增加成本,以反结构主义的斗争为借口为自己的错误方针和浪费现象辩护……赫鲁晓夫的发言显然是针对斯大林如何批判、反击资产阶级的国际式和构成主义建筑、提出“社会主义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建筑方针的。然而,当时人们完全忽略这一重要信息。确实,人们很难从“建筑”风向的变化敏感到这是影响到人类命运的“国际共运”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奏。

当时中国正是“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时期,派出了以建工部副部长周荣鑫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了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回国后,建工部党组立即将苏联建筑风向突然发生根本性转向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1954年底,以“《红楼梦研究》批判”为引导的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全面批判、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领导地位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展开,从1955年初渐进高潮。

这种批判与改造在各行各业都要找到“代表”、“典型”,1955年初建工部给党中央关于苏联建筑风向转变的汇报恰恰适应了这种形势的需要,催化了席卷中国建筑界的“反浪费、反复古、反形式主义”运动,梁思成成为被批判的“典型”、“代表”。

1955年2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要正式开展对梁的批判。3月末,《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批判“某些建筑师中间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指责“他们往往在反对‘结构主义’和‘继承古典建筑遗产’的借口下,发展了‘复古主义、唯美主义’的倾向”。随后,各报刊发表了批判文章。在巨大压力下,梁思成在5月27日写了自我检讨、自我批判的《大屋顶检讨》。5月31日,在中宣部的协助下,成立了由中宣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城建部、清华大学、建筑学会等单位人员组成的批判梁思成办公室。(《梁思成和他的时代》,第165-188页)

在反对、批判“复古主义”的大形势下,对与首都新功能定位矛盾的“古建”进行大规模拆除,就“势所必至”了。1954年以前只是拆除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空间,孔庆普的工作是以修缮为主、拆除为辅,而从1954年以后,则是全面拆除,他的工作几乎就是“拆”。在1950年的时候,北京共有古代城楼16座,如果再加上瓮城9座、箭楼11座、闸楼2座,城楼总计38座。到1969年将保存完好的西直门拆除后,仅存城楼一座(正阳门城楼)、箭楼2座(正阳门箭楼和德胜门箭楼)。到1956年,牌楼就拆得只剩三座了。

孔庆普与许多古建专家的职业,从研究、保护、修缮古建实际变化为拆除古建。他们的内心感受如何,从孔庆普记述的两个细节可窥一斑。1956年6月拆除1951年经过精心修缮的阜城门时,单士元想到现场又不敢看,最后还是来到现场,对着城楼深深地鞠了一躬。

1956年11月决定将1951年精心修缮的安定门箭楼拆除时,孔与林是镇、祁英涛、单士元、华南圭、刘仙洲、陈继宗、林徽因等专家来到安定门现场,想做细致考察。祁英涛大声说:“城楼啊!箭楼啊!1951年为了你的健康,给你动手术——换柱换梁,有多少人为你操劳,如今箭楼要‘走’了,城楼的寿命看来也长不了啦,指不定哪天要被拆。”大家一听祁英涛的诉说,都不禁唉声叹气。此时多数人也就没有心思仔细去察看了,只有单士元和祁英涛看得细致。陈继宗抚摸着楼内的铁力木明柱,伤心地落下了眼泪,林是镇和我也不禁落泪。

东直门也是1951年大修过的,但在1957年8月底建设局突然接到要在9月底前将城楼拆除完毕的命令。他陪着建设局局长许京骐局长、专家单士元、臧尔忠向城楼告别时,都潸然泪下。(《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第351、228页)

孔庆普自己总结说,到1958年他先后主持拆除城墙十数公里、城楼11座、各种箭楼14座、各种牌楼24座、大小门楼12座。拆除任务往往急迫,再加“拆”不是“建”,所以多数拆除工程“组织”并未下达要详细记录古建数据入档。他一直保持了工程师的职业习惯,在拆除这些古建时做了详细的个人记录,从结构到用料尺寸,甚至拆除后的“废物”如何处理情况都记录下来。

西直门是在“文革”高潮中的1969年拆除的。西直门是一座保存完整的城门,城楼、瓮城、箭楼全都完整。这时负责拆除的市政工程管理处与其他单位一样,分成两派,时有武斗,只能由解放军工程兵进行拆除工作。当听说在西直门箭楼台座中发现元代城门时,孔庆普很想去实地考察一番,却又不敢。因为“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此时虽已“解放”,有行动自由,但仍未恢复工作,心有余悸。在本单位几位老工人鼓励下,他们一起来到现场。这时城楼、箭楼、闸楼都已拆完,城台、瓮城、箭台已拆除近半。只见箭台内有一小门洞露出上半部分。当时谁都没有带尺子,于是用一根木棍儿大概量了一下门洞的宽度,回来以后再用尺子量木棍儿。门洞宽3.70-3.80米,最多不超过3.90米。――这是一种职业习惯、职业精神。很多时候,历史就是这样记录下来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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