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跌宕人生

  ·  2014-12-20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美国人,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几无人知晓,但在文革中,却一度是中国大红大紫的非常人物。由于他是能够“通天”、毛泽东亲自“定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与周恩来、江青的关系非同寻常,颇有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想通过他获得“中央文革”首肯,打击对立面。所以,红卫兵小报时不时会有他戴着某派“革命群众”组织红袖章的相片。

但文革的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正当他红得发紫的时候,突然在1968年初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入狱。他的大起大落引起人们短短一阵惊愕,随即被人忘却。文革中,这种一夜之间从顶峰突坠谷底的政治人物委实屡见不鲜。没想到,几十年后他像“满血复活”一般,以自己的口述回忆,突然又出现在人们面前。由于他的特殊地位、经历,这本《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透露出许多重要信息。

1921年,李敦白出生在美国南部一个小城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曾长时间担任过市参议会议长,一度代理过市长。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曾到李敦白家乡,李敦白的父亲专门把时年12的他从学校接出,去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还真与他谈了几句话,使他印象深刻。从此,他开始宣传罗斯福新政,挨家挨户发宣传品,这也使他开始关心政治起来。

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尤其在他生活的南部,更加恶劣。目睹黑人种种悲惨遭遇,李敦白由同情而深入到对社会制度的怀疑、探讨,思想渐渐左倾。他发现,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美国共产党最为彻底、坚决,因此,1940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当时,无论美共还是中共,都由“第三国际”领导,后来他参加中国革命、参加中共,就顺理成章了。

他父亲是“中产阶级”,对他加入共产党不表赞同:一,虽然资本主义太坏,但自己家的利益已与资本主义紧扣一起;二,虽然资本主义太坏,但现在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然而,他虽然不赞同自己儿子的政治信仰、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不干预,反而时不时接济儿子。

珍珠港事件后,李敦白报名参军,学习中文,准备到亚洲战区。虽然在军队中停止作为美共党员的活动,但他仍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关心时局,尤其关心中国抗战,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在学习中文期间,著名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曾来讲课,介绍中国情况。他此时没有想到,斯特朗将对他的命运发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945年8月李敦白来到中国,正好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不久他就复员,但他在昆明已与中共地下党有密切来往,从他们那里,他了解到延安的情况,如男女平等、幼儿园、周末舞会等等,更加向往这片新天地。经宋庆龄介绍,他来到联合国战后救济总署工作,担任视察员,监督联合国提供的救济物质,主要是粮食的发放工作,防止贪污腐败。

1946年4月,他来到共产党李先念部驻扎、控制的湖北宣化店,担任救济总署的驻地代表,开始与中共建立密切关系。他经常出入李先念的司令部,与李先念、王震、李先念的下属张体学关系亲密。李先念此时是中原军区司令,此前是新四军五师师长,大家一直叫他李师长,此后几十年,李敦白一直叫他李师长。王震的直率威猛、真诚热情使他尤感性情相投,二人由此建立了终生友谊。在此期间,恰恰周恩来与北平军调处执行处长美国将军白鲁德(General  Henry Byroade)、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参谋长王天鸣一同前来视察。因此,李敦白也认识了周恩来。

美国将军白鲁德根本不知道李敦白的政治态度,非常随意地告诉他,国民党在东北军队不占优势,不敢轻易开仗,但在中原地区占绝对优势,准备消灭此地共军,言谈中明显倾向国民党。听此言后,李敦白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正是国共和谈时期,美国居间“军调”,包括共产党内一些人也对美国“调处”抱有希望。他立即悄悄把这个重大消息告诉李先念,希望共产党早有准备,打消对美国调处的希望(同上,第53页)。几十年后的《李先念传〈1909-1949〉》也提到此事:李先念在一次大会上猛烈抨击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击中要害。因为“有一位叫李敦白的美国记者利用其特殊身份,从美方代表团白鲁德那里弄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准确情报。会前,李敦白将国民党决意歼灭中原部队的机密告诉了李先念。”直到晚年,李先念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李敦白把这个消息和阴谋告诉我,我当时就更加清醒了。”(《李先念传 〈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582页)

在他的印象中,李先念话不多且慢慢吞吞,乍一下给人有些反应慢的感觉。其实,李先念反应迅速,灵活机智,这使他大为佩服。抗战期间,李先念部控制汉水一小港口向日本人收税。“日本人来往武汉运送军火、粮食、物质得经过这个港口,双方有一个默契,你交税,我就让你通过,你不交税,我的游击队就打你。非常巧妙,也很实事求是,因为新四军要生存,也不可能一下子打下武汉,那就先让日本人交税吧。”中原突围时,部队要轻装,一些从城市来的学生不舍得扔书,说书就是我们的“马列”。李先念动员说:“突围的时候,跑路跑得快就是马列。”此话给李敦白留下极为深刻印象:“后来我常回想起这句话,当年的共产党领袖,思想多么灵活。”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193、194页)

由于美国政府袒护、支持国民党,所以后来有美国人知道李敦白曾把如此机密的情报告诉共产党,指责他背叛了国家。对此责难,他严正反驳说:“对于这件事,我想特别声明我的观点。有些自以为爱国的美国人,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美国的‘背叛’。这完全是不了解美国人民真正的优良传统。按照这种传统,不是简单地说:‘不管国家做得对不对,我都得跟着拥护’;而是说,‘我应该尽力使我的国家做得对’。我认为,我当时竭力支持中国人民来推翻最腐败反动的制度,正是美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所要求的,而背叛这种传统的,正是企图支撑中国黑暗统治的少数美国人。”(同上,第54页)

他的政治态度与观点,显然使周恩来印象深刻,大有好感。正是在周恩来的主动帮助下,李敦白于1946年10月中旬来到梦寐以求的延安,在新华社工作。由于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以外国专家自居,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亲自找他谈话,通知他入党申请已被批准,并告诉他外籍人士加入中共非常不容易,要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批准。

有一次斯特朗采访周恩来时,周点名要李敦白担任翻译。使李印象深刻的是,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同时,周恩来还在处理另外两件事:“他的窑洞是一个大房间,左边是小超大姐坐着给国际妇联写信,他们的养女孙维世则走来走去思考着一个什么演出,一会儿邓问他写信的措辞,一会儿孙走来问他某个场景如何处理,周有条不紊,一丝不乱,好像他的脑子可以同时处理许多件事情。我很感慨,这真是一个组织天才。”(同上,第171页)

当时他是单身,自然有朋友介绍对象。有一次,介绍的是也到延安不久的王光美。其实,在北平军调处的时候,他就见过担任叶剑英秘书的王光美。这次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朋友家一起吃饭,算是认识了;第二次是他在一个小饭馆请王光美吃回锅肉;第三次是王光美回请他,还是吃回锅肉。当时的延安,也没有多少选择,只能是回锅肉。无奈,两人缘分不够:“我们俩都是单身,但好像都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就说开了,觉得还是做朋友。我那时候在翻译《小二黑结婚》等小说,好像请她看过,请她提意见。舞会上也碰到过。但没有详谈过,交往很有限。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正直,我对她印象很好。”(同上,第199页)

1948年,他随新华社跟中央机关一同来到西柏坡,准备进城,建立新中国。这时王光美刚与刘少奇结婚。“一天清晨,我到外面散步,看到他们夫妇两人也在散步,刘少奇走在前面,踱着方步,王光美在他靠后两步、靠左一步的地方乖乖跟着。这个画面在我脑海中烙印很深,我不由得想,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理论上无疑是平等主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恐怕谁都难以真正做到男女平等;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也是孔孟之徒。”(同上,第200页)

当然,他万万想不到,20年后,与王光美的这两顿回锅肉,使他“大祸从天降”。

李敦白到延安不久,斯特朗第二次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新华社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

李敦白的另一项工作是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是1947年斯特朗离开中国去苏联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拜托她将 1945年4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译成英文,带给欧洲、尤其是东欧各国共产党,李敦白天天协助她翻译。由于是周恩来交待他协助斯特朗翻译,而文件中却有对周的严厉批评,使他印象深刻:“这个文件不同于后来《毛选》附录的文本,对许多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包括周恩来,批评得很严厉,只有对毛主席和刘少奇是完全肯定赞扬的,说一个代表红区的模范路线,一个代表白区的模范路线。除此之外,没有完全肯定的。”(同上,第 173页)

1949年2月下旬某天,平津战役已经结束,李敦白正与所有人一样,兴奋地等待着进入北平、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突然,他得到通知,要他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接受“特殊任务”后,他猜测可能是与处理中美关系有关,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沟通与美国的关系,非常激动。没想到驱车几十里,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中央社会部一位副部长严厉地对他宣布:“李敦白,我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逮捕你,你受美帝国主义的指派前来破坏中国革命!”(同上,第67页)原来几天前,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且被驱逐出境。苏联方面认为她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认定了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 “情报网”,李敦白是受她的领导间谍之一,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方将此情况通知中共,因此李敦白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锒铛入狱。

他一个人被关押在一个前后只能走四步、窗户被木条钉死的小屋里,不能读书,不能看报。但木条并不严实,看守用报纸糊上。有一天,他突然从糊窗的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兴奋异常。虽然他身陷囹圄,曾被命令长时间盯着太阳,使视力大大受损,但:“看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高兴。我没有觉得委屈,没有怨自己为这个事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现在却被关在牢里。即使有这种情绪的话,也不明显。我努力地与各种负面情绪作战,一出现苗头,就给自己做工作,把它化解,不让它泛滥。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业成功了,个人受冤枉算得了什么呢?”不久,情况略有改善,允许他读书看报。1953年看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他悲伤地哭了,觉得这是世界革命的重大损失。(同上,第74、76页)

1955年4月初,他突然被释放。原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清理、平反斯大林时代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查明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案”完全子虚乌有,予以彻底平反,作为其重要成员的李敦白自然平反出狱。出狱后,他在新成立的广播事业局工作。白白坐了6年监狱,他反而更加热爱、信仰中国共产党,并且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劝他,保留美国国籍对中国更有利。他知道中共党史上有一些人“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对党更有利”的历史经验,也不强求,就以美国专家身分在中国工作。不久,他与一位善良的中国女同事相恋结婚。

“外国专家”人数很少,主要集中在北京,有种种特别规定,享受种种特殊照顾,或者说,享有种种特权。“外国专家享受极高的生活待遇,超过本单位的领导,生活上无忧无虑,他们的苦闷是与中国社会相对隔绝。中国同事如果要在办公室之外的地方因私人原因见外国专家,必须向单位党组织请示后报告,我是党员,跟我见面不必报告,但这只能算是例外,一般外国专家显然不能随意接触中国同事。”他承认,“隔离与特权,是一体两面,如果把两者都取消,也将产生新的问题。”文革中有少数外国专家受到冲击,甚至被捕入狱,但是,“与中国人民比较,外国专家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要轻得多,如果没有特殊化政策的保护,后果肯定更加严重。”例如,李敦白已经够“左”了,但他都认为阳早(Erwin Engst)、寒春(Joan Hinton)夫妇更“左”:“两个人都左得要命,脑子很闭塞。”“美国有种人,很聪明,人也很好,他们参加了共产党,但见识不广,很容易陷入自己设置的框框,我们把这种人叫做‘乡村知识分子’。” (同上,第85、87、247页)难怪,“文革”后,这些专家尤其是他们的子女陆续离开中国,近年来颇有一些他们回忆当年中国的书,虽然不失一个独特的视角,但多数都使人有“隔”的感觉。生活在“隔离与特权”中,要突破“隔”确实不易。

在外国专家中,李敦白的政治表现最为积极,甚至对中国政治有高度的敏感。1956年“鸣放”期间,一位英国共产党驻北京记者经常邀请一些喜欢西方生活方式、西式民主的中国机关工作人员到他的住所,喝酒、跳舞,谈论政治,骂共产党。他的房间里还挂着一条写着“第一百零一花”的横幅。李敦白也被邀请过,他担心那些本来不错的客人会“糊里糊涂出事”,于是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个报告,“说这个记者会把机关里一些不谨慎的人套上,做一些以后让自己后悔的事,这件事值得注意。”因此,邓小平在一个中央文件中还专门表扬了他。李敦白甚至认为“后来‘反右’就提出百花齐放是指鲜花,不包括毒草”“这话是有针对性的”。言辞中颇有“鲜花”、“毒草”这个重要政治标准的提出与他这个报告大有关系之意。(同上,第202页)无论“鲜花”、“毒草”这么重要的政治标准、概念的提出是否受他的报告启发,他的这种政治敏感,确实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许多中共党员。

因此,在外国专家中他最受“组织”信任,就不足为奇了。他参加了中共许多重要文献的英译工作,尤其是与苏共论战的“九评”,通常都由他担任英译的最后定稿者。他还亲自进行国际台的英语录音口播,有一次由于情况紧急,竟然由他直接手拿中文稿直播英文,“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后怕,这是多么危险的举动!中国高层如果对我没有完全的信任,也不可能让我做这种事,要知道,要是我喊出一句什么反动口号,全世界立即就知道了。”更重要的是,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组重要成员。毛泽东几次接见他们,或在请外国友人吃饭时邀请他陪同。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承认当年错关李敦白,并当面道歉,说他是一个好同志。“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这个称号,就是毛泽东亲自封给他的。

(同上,第91-93页)

《毛泽东选集》英译组成员多数是懂英语的老共产党人,但钱锺书却是少数例外。李敦白当时对钱的印象是:“他懂古英语,说话文绉绉的,像个老学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个外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背后讽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格格不入。他的意见也不太受重视,我们觉得他对政治没有领会,他的语言天才在翻译政治作品上用不上。我们都叫他‘钱教授’,好像与他都没有私人交往。有些活动,如外出到上海、广东,还有去毛主席那里,他都没有参加。那个时候因为政治的原因看不起人,现在当然知道是非常错误的,而这显然并不是他的耻辱。”寥寥数语,钱锺书先生的狷介之气跃然纸上。当时,担此重任没有受宠若惊之感且能主动保持一定距离,至为不易。钱氏的清醒,时人确会认为是“对政治没有领会”。李敦白现在承认他当时错看了人:“我总说,我一生看错了三个人,就是钱锺书、李慎之和杨宪益。”(《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227页)。

李敦白坦率地承认:“从1958年斯特朗回到中国前后,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俩,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是这种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同上,第89页)因此,文革开始,他就积极参加,尽管文革开始第一个星期,他们电台就有四个人被迫害自杀。1966年10月1日,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国庆庆典,他在天安门楼与毛泽东单独合影,毛泽东还在他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留念。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他的合影,李敦白的大名顿时传遍全国。

1966年12月中旬,文革进入造反派“夺权”阶段,李敦白在一次大会前与周恩来、康生、江青等领导见面的机会,给江青递上纸条,要求江青支持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当天晚上,江青就把他和他推荐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请到人民大会堂,一边吃包子一边布置夺权行动。“这样一来,我不但‘通天’,而且简直可以决定同事的官运。”(同上,第219、93页)他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曾给中央文革写信,提出应“保”王震和时任湖北省长张体学,认为他们不可能反对毛主席。

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在1966年12月31日夺了大权,李敦白成为“三人领导小组”中的一员。一时间,他出尽风头,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各地红卫兵小报不断刊登他的文章、讲话、访谈,他出席各种高层活动,应邀到各单位做报告,接受采访。他参加批斗本单位“走资派”的大会;在 “外事口”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长陈毅的高潮中,他发言表示决不能允许外事口的领导掌握在右派和中间派手中,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有位外国专家老友劝他中国情况很复杂,作为外国人,不要过多、过深卷入其中。对此劝告,他当作耳旁风,完全听不进去。他反省说:“由于长期生活在上层,做的又是文字工作,我对中国的情况也并不真正了解。这样,当毛主席亲自发动‘文革’狂飙突起时,我由衷地欢呼一个大民主的新时代一临,即使看出了一些问题,也认为是为了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和应当付出的代价,甚至悲壮地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充当中国前进的铺路石。当然,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也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同上,第93页)

中国政治,尤其是文革中的中国政治,远超他的理解。1967年4月10日,他应邀参加了清华大学造反派揪斗王光美的大会。事前,周恩来要他不要去,但江青要他去,结果他听了江青的话。因为:“我当时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周总理当然拥护革命,但属于老一辈,不如江清先进。没听总理的话,去参加了这个批斗会,让我后悔一辈子。”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介入周、江矛盾的后果。在批斗会上,他作了五分钟的批判发言,但没有批判王光美,而是批了完全不认识、根本不知何许人也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蒯大富问他为什么只批“死老虎”,不批“活老虎”。但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不是有意的,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回避会议主题。(同上,第200页)

他狂热支持“外事口”的“左派”夺权,但周恩来却因力保外长陈毅、反对“左派”在“外事口”夺权,曾因此受到造反派数小时纠缠,引发心脏病。在接受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采访时,他大谈特谈当时属于秘密的越南领导人之间亲苏派与亲华派的矛盾,险些造成国际事端。他参加造反派组织夺权后,渐渐发现造反派掌权后也开始搞特权、专制,有一次江青来到电台讲话,会前在贵宾室接见他和几位造反派头头,明显支持造反派。李敦白却对当面对江青说造反派的问题,不民主,已经成为新的压迫者,不应再支持,直接顶撞了江青,惹了江青,对江的“‘身体健康’不利”。

但两个月后,中央文革又派联络员找他,说中央文革已经发现这派造反组织不行,但决定让他们走极端、自己走向反面,然后再撤换他们。还说中央文革信任他,要他不要对造反派说,让这些造反派犯错误。果真,那几个造反派头头不久就被撤换,而李敦白本人却被“扶了上去”。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谋略”是否正当,相反,“当时感觉非常好,觉得中国正在变成一个革命的民主国家”。(同上,第101、232页)

延安时他就认识江青,到文革前,印象不错:“贤惠得体,不多说话,不突出自己,没觉得她有什么政治兴趣或政治头脑。”文革开始,李敦白发现江青“已经完全变了,完全不是原来那个端庄贤淑的夫人了,变得非常偏激、厉害、霸道”,对他人全都是“指手划脚”、“不容分说,张牙舞爪”,“飞扬跋扈,只有她给别人下命令,没有听别人意见的”。然而李敦白坦承:“我当时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觉得她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那股劲,当时都不提讲道理。就是觉得变化太大。”(同上,第231页)确实,他“当时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

福兮祸所伏。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李敦白万未想到,自己在1967年8月突被撤职,说是另有“特别任务”,不久就被软禁。1968年2月21日深夜,他被关进秦城监狱。逮捕令上有包括周恩来在内的13位中央领导签字。在秦城监狱,他度过了近十年被单独囚禁的日子。

一开始,没有告诉他被捕的原因和罪名,直到审讯时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时,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他的“专案组”逼迫他承认自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中国建立了一个特务网,他在延安时期发展了王光美,王光美又发展了刘少奇。王光美也关在秦城,李敦白经常被“王光美专案组”提审,而“李敦白专案组”也经常提审王光美,大概是想从这种交叉提审中发现矛盾、破绽。“专案组”反复纠缠他在延安与王光美两吃回锅肉的事,质问是什么暗号?他认为这提问毫无道理:“都面对面说话了,还需要什么暗号!”但他搞不清他们怎么会知道吃回锅肉的事,可能是他自己在某次提审中交代。审讯人员曾多次威胁他,说你今天不交代,明天早上就把你拉出去枪毙之类的话。

几年后李敦白被释放,一个专案组成员来看他,对他说,他们给上面打了报告,说这个人说的是实话,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江青把报告打回来,说“我们知道他有罪,你们的任务是让他讲出来”。(同上,第98、102、103、200、201页)

他还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仅要通过他来打倒刘少奇,“后来想整周恩来”,因为专案组讯问他与周恩来的相识过程,特别留意周恩来与外国专家的关系。(同上,第103页)搞清这个“后来”究竟是什么时候,对中共党史研究,毛周关系、周江关系,周恩来在文革中经历研究都非常重要。可惜,作者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一年,而口述的记述者也没有进一步追问、厘清这个“后来”究竟是什么时候,对如此重要的“时刻”缺乏必要的敏感。

李敦白被捕后,他妻子王玉琳和四个子女,最大的十岁最小的两岁,也被解放军押送到北京前门饭店的一个房间中。王玉琳和子女都不能出门,更不能下楼,吃饭和日常生活用品由看守送来。窗户也被封闭,不能随意开启。直到八个月后,才放她和子女回家。回家后,大女儿和二女儿终于可以到学校上学。但一天晚上,王玉琳发现大女儿躲在被窝里偷哭,原来学校说她和妹妹是美国小特务,没有上政治课的权利。不上政治课,就不能升级,所以孩子急得直哭。

王玉琳希望本单位与学校沟通,解决问题,但一直未获解决。无奈之中,她想方设法给周恩来写信,反映孩子问题。很快,周恩来做了批示,说对孩子要一视同仁,孩子才获得上政治课的权利。但单位领导还是训斥了她越级写信,不守纪律。(同上,第161页)几年中,她与孩子一直没有获得探视丈夫和父亲的权利。

1977年11月19日,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以后,被关押了9年零8个月的李敦白终于被释放出狱。他在“文革”结束后很快获释,特别感谢王震。后来王震对他说,1977年的时候,他从在押者名单上看到李敦白的名字,就去找李先念,说我们的老朋友还关在里面。然后他们就一同去找华国锋,说明情况,就将他释放了。此时,“被他发展”的王光美仍未释放,据说王光美在狱中听说李敦白都被释放了,曾对秦城监狱的负责人说,“我的领导都放出去了,为什么我还被关着呀?”(同上,第192、201页)一年后,被单独关押了12年之久的王光美于1978年12月底被释放。

出狱后,他才知道“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许多受迫害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恢复工作。1973年春,在一次为外国专家举行的茶会上,周恩来对文革以来一些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的外国专家和他们的家属表示道歉,但专门提到他说:“李敦白的情况不同,他参与了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但李敦白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的保护:“人道这是周总理对我的否定和抛弃,我却看作对我的保护,要知道,当时对我的指控是‘美国特务’,比‘参与坏分子破坏活动’严重多了。”(同上,第178页)

重新认识、融入社会,尤其是文革后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是李敦白出狱后面临的问题。使他感到更加尴尬、难以适应的是,那些他来往最密切的外国专家因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因他曾经伤害过其中一些人,都不愿与他来往。他向几位老友做解释,仍不获理解。最终,他选择了回国。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携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

在高层领导人中,他与王震私交最深。回国前他去看望王震,王震对他说:“以前你经常给我们介绍美国的医生、教师、新闻记者,现在不需要介绍这些人了,你回去后介绍些财团人士给我们。”所以回到美国后,他就下海经商,办咨询公司、电脑公司,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与美国商界搭桥。他反复强调,后来他经商、不断介绍财团到中国,很大程度是“听王震的话”、应王震之要求。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的要求,我们就没有理睬。有人想让我们假装不爱中国,不说中国的好话,多搜集美方的情况向他们报告。这不是我能干的。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这不好办,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之所以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想,一方面因为我坐过监狱,经受过考验,可以信任,另一方面,以前我也常常给他们反映外国人的情况,以改进工作。我没接受这个要求,也许直到今天,都算我表现不好的事实吧。”(同上,第191-192页)不知道他以前“也常常给他们反映外国人的情况”是不是“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似乎他也没有感到“这不好办”,但愿他真如自己所言“从来不是这样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初,王震到美国访问、治病,颇有些寂寞,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给李敦白打电话去陪陪他。后来王震病重,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李敦白恰在北京,王震夫人又给他打电话,“说老头住三零一医院,很苦恼,你们有时间就去看看他,聊一聊”。李敦白回忆说:“这次见面,我们觉得王震思想比较偏激。”“我觉得王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英雄人物,赤胆忠心。当然他们也都带着自己生长的社会的烙印。我不赞成他后期的某些政治观点,但作为朋友,对他很欣赏,他对友谊非常忠诚。”(同上,第192页)可惜,究竟王震的哪些思想、哪些政治观点他认为偏激、不表赞同,他没有说。对王震研究,这些不能说不重要吧。

由于经历特殊,李敦白在美国的事业发展顺利,认识了基辛格、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华莱士(Mike Willace)等名流。1986年影响巨大的华莱士专访邓小平,即由他牵线搭桥而成。

使他哭笑不得的是,回国之初,美国情治部门对他监控甚严,怀疑他是中国特务;然而,他偶然遇到一些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及其前身“战略情报局”(OSS)的退休人员,他们则以为他一定是美国情报机关的特务,向他表示敬意。其中有位专门打电话约他吃饭,以表尊敬,对他在中国“干了这么久”特别佩服。无论李敦白怎样说自己既不是早先的OSS也不是后来的CIA,对方总不相信,固执地认为:“我们知道,你是单干。”李敦白无奈地写道:“俄国人说我是美国特务,中国也两次把我打成美国特务,美国人呢,有人认为我是中国特务,有人认为我是美国卧底。其实我这个人连打扑克都不行,好牌坏牌都写在脸上。人的命运,真是奇特得很。”

(同上,第263-264页)

命运确实“奇特”,而他的命运,却由他的“左”的“理想主义”决定。他认真分析梳理,把自己越来越“左”、最后积极参加文革的思想原因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二十岁前就参加美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纯洁的理想主义与苏式教条相结合,‘左’成为我的思想底色”。其次,“我在中国已经坐过六年监牢,我害怕再犯错误。如何才能避免再犯错误?那就是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不断革命思想指引下,解放之后中国政治运动可谓马不停蹄,如果以左右来分,当然绝对往左,不断往左,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第三,我是个美国人,又是个中共党员,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中共身上的弱点,不能让敌人通过我攻击中共,所以我又成为左道上的左。”(同上,第93-94页)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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