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梁启超的美国(二)

  ·  201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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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见到了J•P•摩根。原本5分钟的会谈在3分钟后就草草结束。考虑要在广东话与英语间的翻译、不可避免的寒暄,他们的实质交流几乎没有发生。

“凡事业之求成,会在未著开办以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云云。”日后,梁启超只记下了摩根的这句临别赠语。

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是个期待已久却不对等的会面。在1903年的美国之行中,他发现垄断商业组织托拉斯Trust(他翻译为“托辣斯”)是公共生活中最热门的话题——“要之最近十年间,美国全国之最大问题,无过托辣斯。政府之所焦虑,学者之所辩论,民间团体之所哗嚣调查,新闻纸之所研究争辩,举全国八千万之视线,无不集中于此一点”。

在笔记上,他事无巨细地记下了一个个托拉斯的名字,它们的产业、资本额度。人们普遍相信,是他们支配着美国。梁启超相信世界的竞争正从军事时代进入经济时代(他称为生计时代),这些托拉斯很可能是其中的关键。而在这些托拉斯的缔造者中,没人比金融业的摩根更著名、富有权势。他刚刚重组了美国钢铁公司,资本额超过10亿美元,风头甚至超越了石油业的洛克菲勒。

“生计界之拿破仑”。梁启超这样形容他。他孜孜以求的正是为中国找到富强之路,摩根可能正握有这富强的钥匙。

除去沟通不畅,很有可能,梁启超也在摩根面前感到慌乱。66岁的摩根正处于他权力的顶峰,他身材高大,他的大鼻子与他的巨大财富一样世人皆知。在大西洋两岸,摩根的崛起也代表着世界权力的西移,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伦敦移到了摩根的纽约。30岁的梁启超虽以一名中国流亡领袖闻名,却仍处于他的个人的探索发现时期。他原本想和摩根谈谈写作问题,还是主动放弃了。

在《新大陆游记》,这场会面是最妙趣的插曲之一。这本写作于1904年的游记至今读起来都妙趣横生。他将 “波士顿倾茶事件”比作林则徐“虎门硝烟”,它们都开启了各自国家的新历史。他引用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纽约的贫富差距,当他从纽约、波士顿、费城到环境更安静的华盛顿时,说“正如哀丝豪竹之后闻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余嚼鲈莼之味”。他还诧异地发现美国社会对妇女的重视,男人们在街上行脱帽礼,在车厢里主动让座,这正是美国平等精神的象征。他想寻找到一个印第安人一查模样,却无所得……

他详细记录电报线路的铺设、港口轮船的吨位,纽约的高楼与交通工具,“十层至二十层数见不鲜,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层”,每日的生活被“电车、汽车、马车”所包围。他也发现这力量不仅来自物质与技术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尽管彼时的美国仍普遍被欧洲视作“暴发户”,但它的公立图书馆、博物馆、大学都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美国的现代新闻业,它足以代表知识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盖泰西之报馆,一史局也……其最足令吾惊者,则文库是也。故无论何国,有一名人或出现或移动或死亡,今夕电报到,而明晨之新闻纸即登其像,地方形胜亦然。”

这是个大开眼界的旅程,梁启超将7个月的旅程,从北部的温哥华到南部的洛杉矶,3座主要的加拿大城市、28座美国城市的旅程,变成了一场知识探索。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梁启超在游记中写道。

他的经历也正是一个19世纪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经验(不管他是欧洲还是亚洲与非洲),他们都面对一个地理的、历史的、思想的、物质的迅速扩张的世界,既为此兴奋不已,也为此焦灼不堪,他们都有着压缩的、重叠的人生。

美国是他30年来遭遇的最强大与繁盛的国家,他所寄居日本也正是因美国人的黑船才开始变革之旅的。

梁启超到来时,美国正处于它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在分水岭一边,是一个农业的、地方性的、价值保守的美国,在另一边,则是一个工业的、全球性的现代美国。几乎从一切方面,人口、社会组织、经济、技术、道德,美国都面临者深刻的、充满希望的、也困苦不堪的转变。

J•P•摩根是这一转变的象征之一,他代表着金钱的高度垄断。托拉斯既是财富的来源,它是转型期种种社会疾病的替罪羊,它似乎腐蚀了美国生活,贫民窟、商业与政治腐化、城市管理、种族偏见、贫富差距诸多问题似乎都与它有关。

他会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是另一个。他称罗斯福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相仿,是世界舞台上最令人赞叹的政治人物。他代表着一个新兴帝国的扩张。罗斯福是美西战争的狂热支持者,他将国家的扩张比作历史的生命力——“每一次扩张所以发生,是因为其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我们仍处于血气旺盛的青壮年阶段,仍处于辉煌灿烂的盛年的开始时期,能够和那些疲惫不堪的人们坐在一起,和那些羸弱的懦夫们掺在一起吗?一千个不”。

梁启超陶醉于这生命力,因为中国多少正是“疲惫不堪的人们”。也对其中的扩张感到不安,新兴的美国正加入帝国的行列,“吾恐英国鸦片之役、法国东京湾之役、德国胶州湾之役,此等举动,不久又将有袭其后者。”

借由这二人,梁启超感觉到一个政治与经济上双重集权的时代到来。他必定还不知这两种力量冲突。国家权力与托拉斯正在争夺国家生活的制高点,罗斯福曾公然向摩根的著名鼻子挥舞拳头。

他也对美国民主政治充满了怀疑。他发现民主政治是平庸者与腐败者的游戏,频繁的选举令政策难以持续,往往是三流人才加入政治生活。幸好他没有读到正大获全胜的“黑幕新闻”的报道,他的最大胆、生机勃勃的美国记者同行正在把美国描述成一个一无是处之地,城市充满罪恶、托拉斯摧毁普通人的生活、政客们沉湎于欺诈,个人面对这个物质巨人无处可逃……

在相当程度上,梁启超的观察是托克维尔式的,他尝试理解另一种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结构与风俗。这是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知识传统,这也正是梁启超不遗余力试图带入中国的。这视角也很有可能令《新大陆游记》成为中国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游记或是报告文学,它不再如传统文人描述风景或是内心,而尽可能地描述政治、社会环境、他所遭遇的人物,书中蕴含了庞杂的信息。

与托克维尔一样,梁启超不是系统式的思想家,也不是学术观点的迷恋者——他们是直觉式的。强烈的问题意识给予他们独特的视角。来自君主之国的托克维尔寻找的是“民主”,相信民主是我们时代独一无二的理念,是历史的潮流。梁启超的最大热忱则来自于美国如何富强,而中国又可能从中借鉴什么?在与美国华人的接触中,他深感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是不适合中国的……(待续)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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