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轶:人质制度下的告密机制

  ·  2014-12-16

作者:萧轶

“这些世界在威胁我们,像一颗颗颤抖的葡萄粒,/悬挂着,像被盗的城市,/像金色的失言,像告密……”告密者巴甫科夫因此获得勋章嘉奖,而被布罗茨基称之为“文明的孩子”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却因被告密而被流放致死。想必很多人还尚被去年引进出版的《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所颤栗,又被最近出版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所震撼,可惜好友冉云飞的《中国告密史》一直处于“不争气”的烂尾状态,否则,我们对告密的认知可以从似曾相识走向身临其境。

列宁的妻子一针见血地宣布:“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所以,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蓝图从一开始就对私人生活充满敌意,就像1917年高尔基所写的那样:“政治生活的新结构向我们要求全新的灵魂结构。”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要锻造一个没有质疑的纯净社会,就必须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也就必须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所有的社会旧诫都必须让道于把一切献给党的单一原则。他们认为,倘若私人生活未被国有化,不受国家的监控,极其容易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必须从公共空间到深夜被窝甚至私人情感也必须收归国有,彻底揭露和铲除一切对国家有害的思想,构建一个高纯度的单一的道德社会。

这种集体主义生活方式从本质上说就排斥良心,因为良心建立在与自己对话的内心叩问上,布尔什维克的道德体系不予承认任何对国家有所质疑。良心,从此被觉悟取代,因为觉悟代表着对世界较高级别的道德判断和政治觉悟。苏维埃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从摧毁道德方向着手建立,它要求绝对忠诚,惩罚异议,要么灵魂深处闹革命,要么私人想法彻底隐匿,个人价值观必须服从于集体价值观,个人价值和社会道德必须全面苏维埃化,集体农庄生活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情怀被描述成“死亡通知书”或“古拉格传票”。

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摧毁了苏维埃经济,也摧毁了苏联人的生活。苏联人为了寻求生存联合起来反抗战时经济政策,让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暂时性地放松政策的施行,但农民的反应却让他们感受到个人主义和私人空间对苏维埃政策及政府的反抗力量,依恋于个体家庭的私人生活是个人主义的最后堡垒,是通往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主要障碍。紧接着,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一场生活战争。由于革命年代的动荡混乱和宗法秩序的崩溃,布尔什维克对私人生活的战争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赐良机。布尔什维克不仅对旧式道德体系和宗教信仰体系进行打压,还对家庭结构和宗族传统进行摧毁,更是利用居住空间进行社会改革,让大家从私人家庭转向集体生活;在私人情感方面也进行摧毁,因为布尔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事业必须置放于爱情和家庭之上,私人情感和革命运动之间容易产生冲突,恋爱或配偶关系只会促使私人脱离集体,从而削弱对革命的集体热情和减弱对党的忠诚态度;儿童必须从小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从而让共产主义道德能够在娃娃心底扎根。加之政策宣传中的反特权斗争,意识形态上的巨大诱惑,在国家机器的恐怖手段之下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创建集体生活方式运动。这不仅意味着塑造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意味着对政府合法性的社会认同的强力塑造。

在实行恐怖政治压迫的敌我划分奖惩机制之下,良心只能被抛弃,这套社会机制只给虚伪的野心家赐予了良机。群氓专横时代的社会身份问题就是个人生存的关键要素,要向获得国家的认可和减弱社会的敌意,就必须与不服从国家主义思想的亲朋好友做切割,才能在生产与消费被国家垄断的社会里较好地生存下来,野心家则可以借助检举揭发的卑劣手段平步青云。甚至,有些告密之举完全是出自父母鼓励,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因告密而获得新的社会身份,从而融入苏联社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则借此断绝亲情关系,以示进步而获得国家垄断之下的教育机会和工作分配。所以,逆向淘汰的社会机制并非仅仅是国家机器所能建立的,更是全民参与的恶果,使之陷入恶性循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帕夫利克·莫罗佐夫。

苏联大力推展农业集体化之际,来自于破碎家庭由精神异常的母亲所抚养的混混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为了报复抛家弃子、另寻情妇的父亲,向秘密警察检举揭发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是富农,罪行是向被流放的富农伪造贩卖证件。于是,特罗菲姆•莫罗佐夫被逮捕、被流放、被枪决。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在获得嘉奖后变本加厉,对任何隐藏谷物或反对集体的村民进行毫无保留的检举揭发,村民对其恨之入骨。次年初秋,帕夫利克的尸体被发现弃置于村外的森林。警察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其家人亲属进行定罪枪决。由于媒体的报道,这起谋杀案变成了一场政治化事件。苏维埃政府立即启动媒体宣传操控舆论,利用故事、诗歌、电影、戏剧、传记、歌曲等文艺形式进行全民宣传,我们所熟知的高尔基更是认为他“懂得血缘的亲属可能是精神上的敌人”,呼吁为“决不能姑息养奸”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建造纪念碑,以塑造一位完美的少先队员进行个人崇拜式的全民宣传。这场全民崇拜式偶像宣传运动,让苏维埃少年们“从帕夫利克的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借助于这场个人崇拜,植入了千百人的脑子,成了每个人苏维埃公民的切实期待”。在国家垄断一切的社会里,卑劣手段成就光明道路的利益诱惑才是维系恐怖政策的关键因素。所以更恐怖的是,这则故事还宣扬了暗黑登龙术,那就是依靠检举揭发可以成为国家英雄,以及获得国家的认可,能够迅速地逃离自身黑暗的、贫困的和受别人压迫的命运,整个社会却反而因此陷入了被压制、被摧残、被扭曲、被征服、被改变、被杀戮的恐怖体系。由于苏维埃少年接受的教育与苏维埃成年人的传统教育隔阂甚大,导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沟越发严重,这也就给苏维埃创造了更加良善的告密机制。

极权体系本身就对自身力量以外的其他力量特别警惕,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匿力量正因无法把控而更加令他们恐惧。由于对旧式家庭的摧毁,个体的社会流动性又加剧了国家对个人的钳制;加之为了逃避被屠戮的命运,个人都将自己的过去和内心的想法隐匿在暗处,因恐怖政策所造就的假面社会再一次成为苏维埃领导人的头痛之事,随之而来的就是煽动告密的大清洗运动。当年摧毁了旧式家庭,如今又面临人口流动的私下聚集,苏维埃的政策从20世纪20年代以解决住房危机和打击私人生活为目的转向了国家监控私人空间的掺沙子政策。共用公寓呼之欲出,这种被置放于公众眼线下的生活空间,不仅私人空间和私有财产逐渐消失,更主要的是在思想和行为逐渐地走向了互相监督的集体监控。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空间或获得国家机器的认可,人们不仅需要隐匿过去的身份和自身的想法,任何谈话都在被窝里小心翼翼的窃窃私语,来自不同的地域所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又加剧了集体生活的困境,为了打倒对方和获取嘉奖,告密更加走向猖獗:物质优越于他人、暗藏心底的私人想法、家族身份的隐藏、洗漱时间的摩擦以及孩子之间的争吵打架,都有可能成为他人通过告密获得利益的绝佳机会,丧失自我、泯灭人性的告密行为成为尔虞我诈的生存之机。害怕被他人告密的恐惧心理,反过来又使得大家不得不先下手为强,纷纷校正自身道德罗盘,穿越恐怖道德的泥淖,为了自身利益和自身安全,邻居一夜而成陌路人,争先恐后地加入告密行伍,告密也随之成为自身证明自己已经与过去决裂而成为苏维埃公民的最好证明,一套完美的人质制度就这么顽固而富有生命力地网罗了所有人。

在这套人质制度下,最可怕的是亲人之间的互相告密。由于两代人所接受的教育迥异,代沟本身就千差万别,苏维埃学校的灌输教育让苏维埃少年从小就信奉共产主义,加入共青团象征着从人民公敌到苏维埃公民的身份过渡。即使因家庭教育或生活经验所带来的质疑,苏维埃少年们都必须得有意识地自我净化,加入共青团和布尔什维克才能获得教育机会和工作分配。出身不佳的少年们从小就在恐惧、消极和羞耻中长大,一方面他们秘密地憎恨,一方面又不得不克服私人念想,背弃自身家庭的传统和信仰,是通往苏维埃公民身份所必须做出的牺牲,在向党证明自身清白的深层次渴求下,任何试图抵抗的念想都很容易地逐步消失,甚至反而加强了对苏维埃制度的认同。亲人的被捕,不仅不让他们质疑魔鬼政权,反而让他们坚定了自身苏维埃化的决定,进而努力改造自我思想,让自己越来越向党组织和社会主义理想靠拢,从而进一步与迫害亲人的人质制度携手合作。而那些从小就丧失家庭的儿童,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成人,微弱的家庭关系逐渐地被强大的集体精神所取代,也因没有家庭教育和可供选择的其他价值体系,孤儿院长大的人特别容易接受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宣传以及接受告密体系的招募,孤苦伶仃的卑微出身在利益诱惑之下对通过告密改变生活毫无抵抗之力。

在这套人质制度下,要么信奉苏维埃革命道路,要么隐匿自身想法,要么在争相表忠与抵抗冲动的双重撕裂下生活。严酷残忍的惩罚手段和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所有人都压制自己的创痛记忆和私人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越久就越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坚忍不言和被动生存已经成为无需政策塑造的社会规范。斯大林的去世,并未让他们摆脱恐惧,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恐惧,因为他们不知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人质制度让他们既成为受害者又是这套制度的参与者和转而成为对他人的加害者,人们为了削弱往昔岁月的创痛记忆,一方面以坚忍的态度接受所有的生活损失,另一方面极力将自己当年的记忆塑造成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借助意识形态或虚构遁词来自我辩护,以此申辩自身的无罪。另外,正如雷颐老师曾对我说的那样,很多人因文革经历至今害怕电梯声响或汽车喇叭,苏联帝国倒塌后,人人心中依旧住着一个斯大林,恐怖的阴影如同雾霾一般久久不能散尽……

来源:《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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