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与毛泽东

  ·  2014-12-15

西安事变,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写的信
图为: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信,建议国共两党正式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作者:杨奎松

西安事变前毛泽东的顾虑

张学良和刘鼎12日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方面究竟何时收到,如今还颇难具体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中央直到这一天晚上,仍旧在问张学良:“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这也就是说,因张学良扣蒋,整个西安城里的军民已经像开了锅似的喧腾了一个白天之后,中共中央似乎还未能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这回事?

当然,中共中央至少还在中午以前就已经收到张学良和刘鼎的通报了。他们并且立即就作出了反应,一面于当天中午12 点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争取与那些具有抗日诚意的国民党领导人达成政治军事协议,并准备应付因此而出现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为此还给它在上海的谈判代表潘汉年发出指示,明确要求:“不可将陈立夫、张冲、邓文仪诸君之具有合作抗日诚意与蒋介石之无诚意混为一谈”,“须诚恳公开的建议于陈等,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以一个大政党的代表勇敢坚决地出而与另一个大政党站在救国图存共同反日反汉奸的立场,谈判与签订政治军事的协定”。特别是要“极力注意并准备抵抗中国汉奸勾结日本侵略沪、宁、青、济及华北、西北”。 这两封电报表明,中共中央当天白天并非不了解在西安已经发生什么。

问题仅仅在于这一切太让人吃惊了,因此正在保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竟很长时间难以相信,事情真的会如此顺利。他们一边迅速就此做出反应,一边却不能不再三想办法核实这一消息的准确性。而根据前此约定的联络方式,中共中央此前规定守听西安电台的时间一日仅三次,西安方面守听时间主要又只是在晨5时与晚9时。所以,直到当晚9时,中共中央才有机会再次与张学良通报,提出他们的疑问。他们同时提议:(一)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箝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务。(二)必须将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紧急时应做断然处置。(三)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

13 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领导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对于此一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毛泽东首先作报告,肯定“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就是在它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说“这一事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同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事变) 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了出来,因此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毛泽东评价说:其实,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既然事变已经发生, “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提议,目前“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为此,第一,应在人民面前揭破蒋介石的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应公开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第三,应稳定黄埔系、CC派,积极争取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抗日派。对于是否要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问题,他主张可再考虑,但应设法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不仅在政治上与我们一致,而且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我们一致,应下大力去做这一工作。

对于要不要以西北为中心,甚至在西安成立政府的问题,在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主张:“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可以考虑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和成立抗日援绥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更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的组织,还是应当“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但必须“改组南京政府”。张国焘则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提出:“我们说到要以西安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在反蒋问题上对南京方面就应考虑一下,张学良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我们的态度亦须表示。再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问题”。他指出:“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讨论的结果,会议没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显然,正如博古所说,国际指示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中共中央现在不能变更这一策略。故对西安事变,只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不好看成是反蒋的旗帜。但西安事变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蒋的意义呢?与会者对此认识不一。很明显,张学良文寅电第一句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他是为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虑对蒋采取行动的。这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反对蒋介石个人的意味。而不论中共此前政策如何,既然蒋介石已经成为“阶下囚”,难道他还能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与军队的统帅不成?既然蒋介石是停止剿共内战和改组统一战线政府的关键障碍,难道除了除掉蒋介石以外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而如果除掉蒋介石,那么取消了蒋介石的南京正统和南京中心是否还能存在呢?

对此,毛泽东总结说:这一事变的处理,最后恐怕只能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结果在政府问题上也是“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话都不好说得太绝对了。无论如何,在坚持争取南京及各派赞助西安事变的前提下,“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一方针是确定了。

毛泽东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他再次提醒张学良:“监视蒋介石等之人员地点武装宜有绝对保证,此当关系全局。吾兄精明过人,必有周密布置。但恐执行者有偶然之疏,则将遗无穷之祸。如何使万无一失,祈高明时察及之是祷。”

事变发生的12日当晚,南京方面即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强烈反应,中共中央寄希望的南京分化的局面已再难出现。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当晚紧急召集的临时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强硬的决议,一是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一是“指挥调动军队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

与此同时,张学良秘密指示设法夺取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早早就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奉命向潼关运动抵抗中央军推进的十七路军之冯钦哉部也秘密与中央军接洽,事实上倒向了南京方面。冯部倒戈使中央军樊崧甫部抢先进驻了陇海线的战略要地潼关,樊部之董钊师更进占了陕西之华阴,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大门因此而洞开。加上何应钦强烈主战,甘肃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军又随时可以从背后发动进攻,西安方面事变开始后就明显地处于背腹受敌的不利态势。

张学良14日专门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此一情况,说明孙蔚如部、冯钦哉部、董英斌部、刘多荃部等,目前已集中西安一带,王以哲部留平凉、固原,于学忠部集中兰州,请红军主力监视胡宗南、毛炳文外,抽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他并准备派飞机前往延安专程迎接周恩来共商大计。

鉴于军事情况颇为紧急,中共中央14日决定急变原先之提议,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并切实做好迎战之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再电张学良、杨虎城,开始明确提出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要求后者务必“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来”,并且要警惕冯钦哉部之叛变。

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提议野战军应速开西峰镇,因为“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定成份,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可)壮其胆而振其气”,同时也靠近王以哲部,一方面便于对付胡宗南的进攻,一方面也便于就近应付西安方面的各种事变。

但鉴于此时国内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不良反应开始接踵而来,苏联方面也有不利于张学良之公开广播,中共中央15日又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一方面继续在公开场合保持第三者姿态,呼吁并力争和平解决事变,一方面严格隐蔽红军主力的作战意图,以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为此,毛泽东15日中午再度致电张学良,说明“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因国内多数不良反应目前均把事变归结为中共的作用,非如此不便于张学良解释其发动事变的真实原因,也不便于中共站在第三者地位主张和平。为了向外界表明共产党之立场,中共中央一改13日政治局会议关于不轻易发言的决定,公开以红军将领的名义于15日发表通电,坚主停止内战,要求南京方面“自别于蒋氏”,接受张、杨主张,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既是为张学良、杨虎城撑腰,也是要借此表明自己与西安事变之发动原本并无瓜葛。毛泽东等同时还致电陈立夫,要其从中斡旋,并向张学良提议,可利用其前顾问端纳来西安的机会,与南京方面接洽停战。

如果以为中共中央要求张学良“暂勿发表”关于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联军组织系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刻意站在第三者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15日通电中的要求很明显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要激烈得多。

张学良并不希望战争,共产党也不希望战争,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其实都是一个,即要“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能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何乐而不为?但是毛泽东早就十分清楚,扣押蒋介石,并且逼迫改组南京政府这一行动本身,无异于根本上否定了南京政府,它绝对不是当前在南京当权的那些人所能轻易接受的。如今事态的发展更进一步证明,不论张学良对蒋介石如何处置,在南京方面与与张、杨之间没有妥协的任何可能性,中央军的大举进攻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蒋介石决定全面控制陕西及贯穿陕甘两省的主要交通线,中央军大举西进。蒋介石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关于两支队伍撤军的谈判陷入僵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刚刚平息了的内战的烽火,转瞬间又重新在西北燃烧起来。

红军积极主张联合抗日,不愿参加对蒋作战。东北军高级将领和杨虎城对战与和摇摆不定。而东北军中下层军官强烈要求张学良回陕,否则,坚决与中央军作战。

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根本上阻止了杨虎城的摇摆。

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1937 年1月30日中午时分,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等人的担心。周恩来估计东北军高层将领至今态度不够明朗,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这些中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也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将很难保持与巩固;而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难以实行。

鉴于此,周恩来等劝说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保持团结。中央表示同意。

1 月31日,东北军将领、甘肃政府主席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并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先后会面。于学忠本非东北军出身,事变后依据南京任命又负有指挥东北军和调处西北问题的全权,前此只因“眷属不离兰(州),终不免有所顾忌”,不能大胆行使职权。这时,其眷属已撤离兰州,主和意志自然更加明朗坚定。加上此时杨虎城思想已通,对作战主张再不提起,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也因于学忠态度坚定而纷纷附和。另外,据密报,东北军有4个师级指挥官已经秘密与南京方面联络,准备脱离西安。这使得西安整个上层更加软化,决定迅速与南京达成妥协条件。据杨虎城事后告诉周恩来,于学忠不仅主张妥协,而且对西安赤化颇多疑惧,如于学忠也转而投靠中央,那就连甘肃也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事尚在坚持,就是要张学良回来训话一次,至于其他已无从提起了。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据周向党中央报告说:“我方同进退的主张相当地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均)坚(决)主战。”然而在高层将领中只有王以哲态度摇摆,讨论竟夜,时间长达6个小时,最终会议仍决定主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激。

2月1 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共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几人尚未动身即被左派军官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放弃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后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

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

2 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周恩来中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已死,何在追案中)。”事实上,首先被杀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30日晚关于红军将与友军同进退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但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的障碍,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事至于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

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周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周同时告诫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周恩来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

2 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感意外。毛泽东非常气愤,几次致电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即是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

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抗先队已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大起恐慌。目前东北军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便利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

周恩来这时对东北军的情况无疑比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中共中央自然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既然“二·二”事件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除了中央军以外的中国这个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就成了南京方面的必然选择。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 “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孙铭九等4人由刘鼎带往红军驻地避祸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军高级将领所知,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此4人所为曾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所有这些情况都弄得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大都担心“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急于迅速离开此一贫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张学良回陕训话之类的要求,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杨虎城曾经有所摇摆,东北军将领这时对杨“甚误会”,并怀疑杨曾对东北军将领不利。虽经周恩来反复劝说,仍难释其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到,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自己的驻地又与东北军犬牙交错,双方又缺乏信任,难免没有冲突发生,以致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更加消沉。他明确告诉周恩来: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自己则只好离开部队,当然,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论他今后行止如何,必将与共产党做朋友。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来源: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 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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