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中国:捉奸热情高涨

  ·  2014-12-11

作者:毕星星

“作风问题”这个词,这几年不怎么见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还曾经是常见的。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儿并没有一点肮脏的意思。但谁也知道,它是一种指代。它是“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代称,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甚至奸情。“作风问题”包含了“耍流氓”、“搞破鞋”这样不堪的含义,一说起“作风问题”,大家都约定俗成地知道它指的什么。

同理,作风正派也就成了组织和群众最有价值的褒奖。正人君子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面对男女之间的交往,生怕招惹某些嫌疑,落下闲话。从另一面来说,那时诬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散布对方男女关系的传闻。而如果是被组织或者对手结结实实抓住了这一方面的把柄,不只单位要“严肃处理”,周围的同事也要同仇敌忾,愤怒谴责。甚至一些闲人也喜欢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唾沫星子淹死人,组织处理和民间舆论两面夹击,犯错误的当事人不但降职降薪,处分开除,侥幸换一个地方吧,也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人生在世,犯错误不可避免。这错误,当然也包括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问题在于,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对于“作风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偏于严酷宁左勿右的。对于和配偶之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我们的态度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处理从重从严,更严格的是思想批判大会检查这一关。深挖“思想根源”。这种思想根源,有点文化的,还会用一个文绉绉的词儿,叫“资产阶级淫乱思想”,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会痛骂“禽兽不如”,“和畜生一样”。我也参加过难以计数的批判会,惟独这类批判,是可以放开痛骂,不论怎么难听都不过分的。一个人被众人指着鼻子痛骂,本来已经足够丢人败兴。出了门,丑事一传开,如果犯法,还有人同情,这是犯淫,人们连施以怜悯的胆量都没有。如同古人说的“人人轻且贱之”,这是要毁了你一辈子的。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

“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 “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我还认识武汉部队一位青年诗人小金。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全军就诗名盛传。《解放军文艺》复刊时,我们同时被点名参加复刊工作,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也是初来乍到,孤独寂寞,有一天他看到隔壁住进了一位女性,入了夜,他便轻轻叩敲隔墙,听听有没有回应。一连几次,那当然有勾引对方的意思。不料那个女人不买账,隔天就告到文艺社,此事要在现在,充其量算个性骚扰,那时却是不折不扣的“耍流氓”。小金很快就被打发回去,从此人琴俱杳。我不但没有再见过,连他的诗也无影无踪,在报刊上消失了。这些人都可称当时的人尖子。他们再没有机会施展宏才,我不知该惋惜他们的不自重,还是该责怪那时的“一棍子打死”。

最抱屈的是当时还有这么一批朋友,他们只是和自己的对象即未婚妻提前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严惩。那时部队官兵的对象多在老家,常年隔离,小伙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动格外强烈。每当女方来部队探视的时候,这类事情就时有发生。按照“明媒正娶”的性道德,这当然越了轨。但是这毕竟只是“先上床后登记”,稍微要是讲一点人情人性,网开一面也就过去了。但那是一个“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年代,即便是未婚夫妻,提前发生了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毫无例外地要让你没有好日子过。

我们通讯连有个副指导员,年轻有为,已经内定再提职。喜上加喜,未婚妻来部队探视。小伙子把持不住,住队期间便冲破了禁区。小两口的秘密,甜在心里,连里也没人知晓。不料女的返回以后,突然来信说怀孕了。看来纸包不住火了,副指导员连忙向组织坦白交代,同时打报告要求结婚。几番检查终于过关,背了个处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汤。于是回去办喜事吧,月余以后回来,看他吊着个长脸,我明知故问: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气冲冲地回答:喜个屁,说是肚子大了,放了个屁啥也没啦!原来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经晚了几天,就惊恐莫名,连忙向丈夫告急。这下可好,孩子没怀上,丈夫的前程也毁个干净。

对于干部来说,纵然受了处分,总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如果是战士遭遇此类麻烦,一般是干脆利索打发复员,那是影响一生的重大转折。我们电影队有个战士小张,高中毕业,“文革”时期,当兵的高中毕业就算高学历了,学技术来得很快,有希望提拔电影队队长。小张的女友是高中同学,两人爱得那叫个如火如荼,情书不断,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张每次都看得火烧火燎的,得意时也悄悄地让我开开眼。偏巧在讨论提拔小张的时候,女友来相会了。大家最担心这两人“提前接火”,无奈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张和对象不但“初试云雨情”,而且女方真真切切怀了孕。坦白交代检查这一关一关要过自不必说,那时节正好刚刚推出革命样板戏《龙江颂》,第四场演的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提前把储备的柴草烧了砖,女支书动员社员们不要上当。这里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学会了,不过倒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唱词中间有两句特能嘲弄小张。从此大家见了小张,碰了头就唱:

——咱们想啊一想,

提前烧窑对不对?

要警惕,阴暗角落逆风吹——

唱腔很快传遍部队,小张没有脸面不说,部队首长也觉得“影响太坏”,当年决定让他“复员算了”!

欢送小张,政治部聚餐,小张明显喝多了。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欢迎小张唱个歌好不好?好!小张醉眼迷离,一张口就唱:“咱们想啊一想,提前烧窑对不对?——”朋友们顿时目瞪口呆,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副指导员和电影放映员都也年过半百。偶尔能听到他们夫妇的消息,知道他们婚后的和谐与幸福。

六十年代和“文革”时代对性越轨行为的严酷处理,有时竟然到了毫无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即使作为人的生理需求,肉体发育,也成了思想品德问题,年轻人成长时期的性发育现象,也要纳入道德品质的范围去衡量裁度。这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诞和残酷的人生悲剧。

我们部队历史上有过战功。有个连队,在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中阻击打得漂亮,当年有过光荣称号。这个连的一班自然是英雄连队的英雄班。班长姓任,是个机枪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说话随便,属于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那一类。一天突然听说,任班长终于出大错了。那是有一天闲了逗笑,连里一帮光棍,少不了谈说女人,有两个战士发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长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慷慨地要给他们一人分配一个。报纸头版是中央领导人节日出面的照片,这小子一时犯愣,指着其中的两位女性首长,说:这个给你,那个给他。这下可闯了大祸。两位女性首长正凶焰万丈,连里哪敢保护他,汇报到政治部,当然要处理。组织部门的同志认为,既然有这样反动下流的思想,肯定还有其他言行,动员任班长彻底交代,彻底清理。无奈这小任只是说话随便,实在没有其他流氓行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长终于交代他去年在军训期间曾经有过手淫。几次检查批评,终于结案。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在组织部门填写任班长的档案时,无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长记录在案的错误,除了侮辱中央首长外,还有另外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殖器一次。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任班长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种无边的愤怒和悲凉涌上心头。那是什么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条狗。我们的单位,实在是法力无边,它全知全能到了无以复加无微不至的地步。它连这种青春期的生理现象也要管,它连这种纯粹的个人私密空间都要照亮,让每一个人的私处都无情地暴露在阳光下。

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宣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我们的干部科长是个老革命。解放战争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我当兵时他已经休息了。听人说,杨科长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个老毛病,多年来多次调戏妇女,屡教不改。杨科长调戏妇女,那可谓是不分时间地点,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随时随地出洋相。比方说部队在露天舞台演一场节目,他就会钻到大姑娘小媳妇人窝里,隔着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拧一把,到人家奶头上摸一下。比方说他在营房门口的庄稼地转悠,看到浇地的农妇,突然就会像阿Q一样发出“我和你困觉”的请求。像杨科长这种手段,他当然不会得逞。但杨科长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得逞过,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隔上一阵,就会有驻地附近的女人找到营房指认,怒喝一声:“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评检查。杨科长的检查在我看来确实够深刻,每次他都痛骂自己“猪狗不如”,“畜生一样”。他的女儿比我们大,就住在军营。有一次大会检查,杨科长痛恨地说:“我自己也是有儿女的人,要是别人糟蹋我女儿,我能容忍吗?”这检查难道还不够触及灵魂?但检查归检查,过后照犯不误。他说:“那会儿就像鬼迷了心窍,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师医院住院,一间病房四个病人。中午女护士例行测量体温,拉了拉他的手,递给一支温度计。杨科长却性欲顿起,一把抓住小护士的胳膊,就往蚊帐里拉。光天化日的,吓得女护士大喊大叫,医院病人都来围观。事后,杨科长照例是深刻检查,照例是屡整屡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来越猛,对杨科长却收效甚微。杨科长这是怎么了?连部队首长也在叹息:老杨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骟了。

十年以后,各种性学著作渐次在书店露头,国人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性心理这门科学。二十年后,各家医院纷纷开设了精神卫生科,心理咨询也成为一种新兴专业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这时候我们终于想明白了,杨科长的屡教不改,其实是一种心理疾患。我且命名它为“强迫性性挑逗”吧,它一般没有暴力倾向,对侵犯对象伤害也较轻微。对付它,心理医生们有疏导的办法。它不是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革命大批判的吼声也吓不退它。政治思想工作那时被誉为“一抓就灵”,面对一个革命老干部“性错误”却每每失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尖锐的讽刺。“文革”中奉为万能的“思想教育”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局限,也显示了它的蛮横。它顽固地霸占着一切领地,把其他科学一概排拒在外。一种简单的心病,想对症也那么难。

去年夏天我去北京,曾就杨科长的病例求教过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我详细叙述了杨科长的历年行状。李女士郑重地说:“他应该去找心理医生。”她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说,“那时,没有啊。”

是啊,那时,没有。不是不应有,是不能有。杨科长于是只好不断地检查,又不断犯病,不断地挨批,不断地挨骂,一直到老死。

现在一般的性社会学家都认为,“文革”以后拨乱反正,一直到1985年,中国人的性文化水平才大体上恢复到1950年代的状况。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让“文革”给闹得十分荒谬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的。那时我已经转业到山西运城,一天我去医院看病,到外科,已经有几个病人候诊。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亲看样子四十多岁,女孩也就十六七岁。这男人一脸怒气不息的样子,那女孩惊恐地看着父亲,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一会儿,轮到他们自诉症状,那男人突然对医生大喊:“丢死了人了!我没脸说!你叫她自家说!你叫她自家说!”那女孩不敢看人,只顾低头嘤嘤地哭。吵吵嚷嚷的,我们终于听明白了。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龄,前不久有了自慰行为。她顺手用了一根缝衣针,不慎滑入阴道,溜进子宫。本来,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只能求告亲人。进了医院,也是个很小的手术,当天就可以走人。这个父亲,显然认为女儿做下了伤风败俗天理不容的丑事,这已经属于性蒙昧性无知。即使这样,父亲也该保护女儿的隐私,悄没声地取出走了,谁知道?这个愤怒的父亲却已经是气晕了心,看样子他决心要张扬女儿的“丑闻”。亲情也压抑不住他的冲动,他自觉地维护道德风化的决心和勇气让我吃惊。这让我想到了这个父亲之外的千万民众。如果他们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愿保护,对于家人以外的“作风问题”,他们施以重拳还有何顾虑?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们民族的捉奸热情令人惊讶。破门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绑。有信来定是情书,面带笑大约怀春。单人外出,可视密约,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馆监督,严格审查。小脚侦缉队,警民大联防。人人都是卫道士,各个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紧盯了他人下身。“文革”的性压抑后遗症遗害国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统计,就在我们的大城市,婚前没有接吻拥抱的夫妇竟然占到近半。这在发达国家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民族怎么啦?我们的社会怎么啦?我们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禁锢了几代人。这样的日子不堪回首。

来源:毕星星《坚锐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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