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西学东渐 传统创新

  ·  2013-05-13

1859年夏,瑞士商人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在意大利小城苏法利诺(Solferino)目睹了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一场恶战。战况之惨烈,尤其是双方伤亡军人得不到救护的残酷场景使他深受震惊,于是他组织人员平等救护双方受伤军人,并购买所需物资,设立了临时战地医院。

此后,杜南一直为成立一个不考虑是冲突的哪一方,伤员都按“全部是兄弟姐妹”的原则予以救助的国际组织而努力。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863年 10月,有16个国家参加的首倡创立红十字会的国际会议终于在日内瓦召开。1864年8月,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成立。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 12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了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和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接待和照顾等原则。

十年后,1874年的春季,西方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申报》就有文章介绍并称赞在战争中“不分彼此,两造所有受伤者,均令设法调治”的红十字精神,并希望中国也能够效仿。大约在19世纪70、80年代,英国医生梅威令(William Wykeham My-ers)在台湾开办新式医院,除日常诊疗外,还专门为中国培养战时红十字医疗救护人员。红十字的影响,渐有扩大,但使红十字会影响大增且中国人参加红十字会活动的还是甲午战争。

1894年12月,甲午战争爆发不久,在东北辽阳地区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与外国兵船一道,在营口设立了一所红十字会医院。随着战争的扩大,中国伤病员迅速增多,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从一所迅速增加到四所。1895年1月,西方传教士又在山东烟台成立了一所红十字会医院。值得注意的是,这所医院的成立得到了清政府地方官提供的必要的资金和物资支持。几乎与此同时,外国人还在天津设立了红十字会医院,接治大量从辽东前线转来的伤病员。由于医疗力量严重不足,住在上海的西方人还组建了红十字会医疗队,乘轮船前往东北。

由于时间长、伤病员多,这些医院很快就面临断炊之虞。这时,驻上海的一些国家领事、传教士和商人组成了一个专门募集资金的“红十字会”,由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牵头,向各方募捐。对中国而言,这次募捐意义非同小可,因为不仅外国人热心捐款,而且中国绅商和中国官员也积极参加。上海的几个由中国绅商领导的、中国传统的慈善义赈组织首次参与了这次外国人的劝募活动,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上海丝织业领袖、长期担任上海丝业会馆总董的施善昌。他在《申报》刊文劝募:“倭奴犯顺,薄海同仇。从军士卒,忠义奋发。北洋一带,战阵受伤兵勇,蒙泰西乐善之士,于营口、烟台等处设局医治。更得教士慕维廉先生集募经费,源源接济。某等食毛践土,尤属义不容辞。敬告远近忠义仁人,推同袍敌忾之心,念兵凶战危之苦,仁囊慨解,以助刀圭。多多益善,造福无量。倘蒙惠助,祈交上海六马路仁济善堂经收汇解,即行制付收照,并刊登申、沪、新各报,以昭大信。”除在报刊积极宣传红十字精神,他同时利用自己所领导的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积极开展劝募活动。

为筹措资金,英国驻沪总领事还直接致函上海地方官员,请其代为设法。上海地方官立即电禀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英领事函,红十字会在牛庄设医院,自备资斧,治伤军至六百余名。近更概行送疗,用费已至万余两,出自西商。在沪西国官绅捐银五千余两。今接信催助,请详上宪宽筹接济,并遣翻译面商。事关善举,又系医治华军,除有道酌筹外,可否求饬司局酌拨闲款,汇沪并给,出自恩施。”得报后,两江总督捐银1万两,江苏巡抚捐银2000两。

还须一提的是,1877年成立的日本“赤十字社”秉持平等救护双方受伤军人的红十字会精神,在甲午战争中不仅抢救日本军人,也同样救治中国军人。他们的行为虽让中国人惊讶、不解、好奇甚至不乏怀疑、抵制,但毕竟使人们对红十字会精神有了进一步了解。

所筹善款在上海道署汇总后转交英国驻领事馆,再经汇丰银行解往各红十字会医院。

甲午战争期间,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医院、成立红十字会机构,中国民间与官方积极参与其活动。中外、官民间的良性互动,为红十字运动在中国打下基础,使中国的红十字会呼之欲出,意义重大。

1899年,由上海士绅汪炳等人设立的中国施医局是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但其章程称:“同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士,无事施于贫民。”“内科以华医为善,外科以西医为能。如有军士受创、机匠轧伤,以及一切割治等症,必须参用西法,自不得不聘请西医相助为理。”此章程表明,中国传统善堂也开始受到红十字会的影响。有趣的是,“章程”对为何延请西医还做出专门解释,说明为何“不得不”,可见当时社会上对西医尚有相当程度的反感和抵触。

1900年夏,清廷向“万国”宣战,八国联军进犯中国,华北陷入战乱。东南各省因“互保”维持和平局面,但东南绅商却深切关怀战乱中的同胞,自发在上海先后成立了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请上海地方当局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民间仿外国红十字会筹办的慈善组织。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各国领事会议允许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使善会中人可到前线救护。在他们的请求下,李鸿章、袁世凯、盛宣怀等官员皆表支持。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发动、主持的带有红十字会色彩的捐款、救护活动;而且,这次是在全国范围展开,而传统民间慈善组织的活动都是地方性的。此时,距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只一步之遥。

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两国争战,战场却是中国东北,东北同胞深受战祸之害。这场战争于1904年2月8日爆发,3月 3日,以早年在西方留学、专攻政法的沈敦和为首的上海绅商,就在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力图救济东三省同胞。但是,由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一未得到中国政府承认,二未得到国际红十字会承认,所以并不能享有红十字会的权利,进入战区有诸多困难。

沈敦和等绅商救护心切,便与影响甚大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商议此事。他们认为如果先成立红十字会,再经国际红十字会承认的程序,会耽误宝贵的时间,于是决定尽快成立具有国际性的红十字会,以便立即进入战区。东三省一直有不少各国传教士,有些已在战区从事救护工作,沈敦和请李提摩太与他们联络。这些传教士也十分盼望中国方面能以红十字会的形式尽快赶往,参加救护。最后,他们决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合作成立红十字会,先获得国际认可,以向日、俄施压,可以立即进入战区。

李提摩太不仅在传教士中威望甚高,与中国绅商关系稔熟,而且与西方各国驻华外交官、与清政府都有密切关系。正是在他的积极奔走、四处活动、串联沟通下,1904年3月10日,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五国代表在上海英工部局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的决议,还通过了由五国代表组成的董事会人选,并组成了执行机构办事董事。在46名董事中,华人董事仅占11位;8名办事董事中,华董仅有3位。会议使用的正式语言是英文而不是中文,决议由通晓中英两种文字的李提摩太译为中文。

3月17日,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办事总董第一次会议正式将该会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全国性与国际性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特点,是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的重要标志。附提一下,沈敦和还奏请成立一所隶属于红十字会的医院,在1907年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他立即花以白银53.6万余两在上海购地14亩多,动工建造,于1910年建成开业。作为“红十字会”医院,当时“诊病给药只收号金”,甚至“贫者则免”。这所医院,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华山医院。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日俄战争爆发之初,清政府就宣布“中立”,因怕日、俄两国指其违背“中立”而未公开参与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但在上海办理外交事务的高官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等实际参与了其事。3月下旬,他们与沈敦和等绅商联名向各省将军、督抚、各海关发出公电,通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政府承认之组织,请各地协助其活动。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章程中也明文规定,此会由上海公举的中西总董就近向中国钦差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报告,并且随时随事向中国外务部、商部、北洋臣、各省官员报告,“钦遵”中国皇太后、皇上意旨,与中国出使日、俄大臣,日、俄驻京大臣商酌维持。5月24日,清廷颁银10万两资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表明最高层对该会的支持。6月末,清政府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成为会员国,取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的资格。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红十字协会直到1912年元月才被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承认,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甫一成立就立即进入战区,两年内救护大量伤病员,分发物资,救助近50万难民出境,逃离战火。

从1874年左右中国开始有红十字会的零星介绍,到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30年来,来自域外的现代普适性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就这样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脉络中渐渐演变、生成为一种制度性结果。中国传统慈善观念、慈善组织,为现代观念、组织的植入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现代观念、组织的引入,从价值层面如对战争双方同等施救,到规则、组织层面如全国性、国际性、董事会制度等,将中国传统的“慈善”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从“传统”进入“现代”。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在华外国人与中国民间起了决定性作用,外国董事占绝大多数也并未引人不满,充分显示出不分畛域的开放性、包容性,充分显示出民间的巨大力量与意义。清政府也表现甚佳,只要民间提出要求,政府就积极配合。中国红十字会的初创过程,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中国与西方、民间与官方、现代与传统良性互动结果。

令人遗憾的是,良好的开端并不一定有良好的结局。1907年7月,日俄战争结束已经两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救护使命已经完成、宣告解散后,中国会员在上海开始决定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公举此时在沪的高官盛宣怀为会长。盛宣怀被选为会长后主张将红十字会改为官办,由民政部管理。对此,沈敦和等绅商坚决反对,坚持民办。1910年,清政府正式“派充”盛宣怀为会长,并接受盛宣怀提议,将“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官办之意至为明显。清政府还决定,红十字总会所在地应在北京而不是上海。清政府此举,反映了对民间的不信任,如果可能所有资源都要尽最大程度为国家掌控的政治传统。

此时,中国红十字运动实际上分裂为北京、上海两个中心。“北京”代表国家,坚持一定要由国家办理;“上海”代表民间,坚持民办民捐性质。中国红十字运动的京沪对立,“官”“民”争斗,直到清亡,仍未停息。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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