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禾:我的祖父张莘夫

  ·  2013-05-13

张彤禾/文

1.

十九世纪下半叶,华北遭遇干旱和饥荒,逃荒的人使得东北的人口开始膨胀。我的家庭也在这次经济急速发展中脱颖而出。我的曾祖父张雅南,买了一个榨油厂和一个面粉厂,运用这投资赚来的钱成为六台最大的地主。1890年左右,张雅南监督建造了一座有五个堂屋八个厢房的大宅院。祖先的牌位和画像占领了堂屋,而活人则在厢房里吃饭、劳作、睡觉。中国家庭就是这样生活的——死人把活人挤到一边,而恪守孝道则嵌入到每一个房子的建造工程之中。这个宅院被命名为“新发源”,意思是“新的发源地”。宅院四周有高墙,毛瑟枪从每个角落的高处伸出,还有武装民兵保护它不受强盗侵犯。一个家族有多富裕要看这个家吃的是什么,而在新发源,即使是雇来的帮手也能吃上豆沙包。

1898年我的祖父张春恩出生,几乎村子里的每个人都姓张。从幼年起,他在家里的私塾上学,长篇大论地背诵上溯到孔子时期的四书五经。这些文字他懂不懂并不重要:教育是要塑造一个孩子循规蹈矩的言行举止,早早地灌输他温良恭俭的美德。学习的终极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朝廷命官——这个制度基本上持续不变已长达一千年。

但那个世界在我祖父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已经开始土崩瓦解。十九世纪和西方的接触让中国碰得遍体鳞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之后,清朝君主被迫签订了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开埠通商,给予西方列强和日本经济和法律的特权。国内改革派人士大肆谴责传统教育造成了中国的屈辱衰落。他们的努力终于在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各地开始设立传授现代知识的新学堂。1911年,我祖父刚刚十二岁,清朝覆亡,共和政体取而代之。

我的祖父还是个孩子时,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家了——和现在一样,所有通往成功的道路都是指向村外的。他的哥哥张奉恩以后有一天会主持家业。但是作为正房的第二个儿子,我的祖父占了个优势:他可以离开。1913年春天,他入读吉林中学。这是本省第一个教授新学的学校,它略过传统的四书五经而主张教授数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三年之后,祖父离家去上北京大学,全国现代学校系统的翘楚。

当时北京大学的多数学生来自沿海一带富裕的商贾家庭;我的祖父是个局外人,有些像个科罗拉多州采矿小镇拿奖学金的孩子出现在哈佛大学。和我祖父同时期在北大,有位在图书馆工作的,名叫毛泽东。

如果传统的价值体系完好无损,我祖父很可能取得大学最高学位,顺利地在政府找到工作。但是新学已经把他带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祖父获得一个省级奖学金,送他去美国留学,于是他念完大二就退学了。他娶了一位叫李秀兰的年轻女士,是家里给定的亲——婚后第三天,他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我的祖母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读书,这也是全国最早收女学生的院校之一。她的本科是体育和音乐。她参加学生示威游行,抽烟,还改了个新名字:李芗蘅, 她喜欢这两个更罕见的字。毕业之后她在省会吉林市一所高中教书。

2.

我的祖父1920年到达美国。那是个私酿金酒,爱抚晚会和黑帮教父的时代,但是他简直没注意过这些时髦事。日记的字里行间都是关于他探索值得学习的课程和中国的政治局势。这两个主题相互关联:通过在美国掌握正确的技能,他才了解能帮助祖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备的知识。他心不在焉地学了点儿文学和经济学,最终锁定了采矿工程:发展工业必能拯救中国。

几千个中国学生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去到美国,这也是最早的出国留学大潮。他们视西学为帮助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因此倾向于学习实用的学科,比如经济学,自然科学,尤其是工程学科——从1905~1924年间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工程学。我的祖父在密歇根矿业学院求学,那里靠近加拿大边境的一个古老的铜矿地区。他于1925年毕业,全班四十四个学生中排名三十三。显然对他,新学很不容易应付。

我也是偶然发现祖父的日记。我父亲说家里这些年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内战、去台湾、来美国,他们把一切家当都弃之不顾了。我开始调查家史一年多以后,我和父亲通电话,问他有没有属于他父亲的东西。意料之外的是,他说他身边有两本日记,一本是我祖父在美国写的,另一本是全家战时住在重庆时写的。两本日记大概有一千多页。“没什么意思,”我父亲说。“他就写了一些像是‘今天日本军队逐渐逼近城市’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说,“那很有意思。”

透过他日记的字里行间,我逐渐了解我从来没见过的祖父。他是一个上下求索的年轻人,梦想能从事各行各业。他像农民工一样干一行,换一行,很快心生厌倦又很焦虑他学得不够。他孤独寂寞漂泊无定。自强是日记里不变的主题。完成学业后,我的祖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工厂和矿山做了两年实习训练。他在芝加哥上夜校学习电机。一篇篇日记里零星夹杂着他想要记下的陌生单词:古德曼标准短壁机、水泥沙子炉渣比、金字塔泵平炉搅拌机高炉波纹底架门。

在美国的那些日子,我的祖父改了他的中文名字。新选择的汉字,莘夫,出自一个古老的成语,莘莘征夫,翻译过来就是“许多勤勉出征的男子”——我的祖父立志成为这样的人:一大群人,致力于尽忠服务,而自我则消隐在名字里。

祖父在1927年夏天回到中国。他回家的第一天,他的父亲在村里办了一场接风庆典,庆祝他最宠爱的儿子千里迢迢从美国给家里带回荣耀。第二天,一家之主拿出一根叫做“家法”的木棍——传统的家庭用家法来惩戒小孩和佣人——打了他一顿。在美国,他的儿子从文学专业转到学矿业工程,而竟不先征得家长的认可。姑且不论这位父亲远在一万公里以外,加上对美国大学体制毫无所知。在中国家庭里,父亲的话就是法律。这一顿好打,我祖父好几天都不能坐下来。

他的父亲想要他留在家里帮忙管理家业,但是这个年轻人拒而不从: 他厌恨张家大院生活的纠葛,很高兴能逃脱。他在中国遥远的东北哈尔滨的穆棱煤矿得到矿长的职位。

1931年,日本军队长驱直入东北的南端。六个月内,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日本人来了之后,我的祖父到了关内。

1937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我的祖父在河南一个煤矿当矿长, 他帮忙把设备从河南运到八百公里外的四川内陆。作为国家资源委员会——负责战时建设国家工业基础的政府机关——的一名官员,他被派遣到偏远矿区,监督战略性物资的生产。他通常会先去到一个地方,等到情况安定时再给我祖母写信。五个孩子,一个个都出生在边远的矿业城镇。老大蔼蕾出生在哈尔滨煤矿,那时我的祖父从美国回来后在那里工作;我的伯伯立豫和我父亲在河南中部的煤矿地区出世。四川煤矿,小姑姑蔼蓥出生;湖南汞矿,叔叔立程。我祖父的理想主义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留下足迹。大多数留学归来的学生生活在大城市,但是祖父认为他的工作在国家相对落后的地方更有意义。

个人关系被切断了——在战争的混乱局势中,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一家人会到一个新的地方,刚送孩子入学,接着几个星期之后又离开。伯伯立豫跟我说,他小学六年搬了七个地方。和农村老家联系非常困难:写给东北的家书必须绕远路避过封锁线。更令人惊奇的是,人们这样还能再次找到彼此。战争快结束的一天,一个叫赵鸿志的很帅的大学生走进重庆矿业局员工餐厅,认出了我的祖父。他家和我们十多年前在河南煤矿就有了交情。赵鸿志受邀到家里吃晚饭,并开始追求我的大姑姑, 他们从小就认识。

战争期间也有家人重聚。我祖父的哥哥留在家里照顾家业,他的儿子张立教, 到北京上学,当时我的家人也住在北京。传统中国家庭里,亲兄弟和嫡堂亲是一样的亲。我的祖父祖母给立教住的地方,给他付学费;我伯伯和我父亲从孩提时候就学着向“立教哥”看齐。以后为躲避日军进犯一家人搬到重庆的时候,立教也和他们同行。

对我的祖父来说,战争时期令人沮丧。战争不光夺取生命造成毁坏,工作难以为继,事业中断,交通阻隔。偶尔他也会怀疑这样工作是否值得。

3.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的家人住在重庆。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收复当时东北已开发的工业基础建设;我的祖父和他朋友及同事孙越崎, 被指派去监督接收东北矿业回归中国的事宜。其中主要的资产,煤矿,在抚顺,一个边远县城。它不仅是中国最大,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

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战争结束了,但是另一个战争刚刚开始。国共之间的冲突——战时还能勉强节制——现在已呈公开化,而华北地区成了主要的战场。共产党占了上风:抗日战争尾声时,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有他们的协助,共产党游击队很快进驻东北,控制了领地和日军撤退时留下的军用物资。地处中国的另一边,国民党的军队在战时总部的重庆无法迅速地回到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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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孙越崎被任命主持抚顺煤矿的接收,但是他说在别的地方有事,推荐我的祖父代行职责。这个任务对我祖父来说,一定像是命中注定。终于有一个任务能让他一酬今生尚未实现的壮志:留洋学生,矿业专家,东北游子,爱国志士。祖父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没有告诉祖母他要去哪里。他在出重庆的路上,到他女儿,我姑姑蔼蕾寄宿的高中暂留片刻,和她道别。蔼蕾那时十五岁,并没有太在意这事;她长这么大,父亲一

直是离家到别的地方工作。

1946年1月7日,祖父到达沈阳,东北最大的城市——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乡。一位名叫董文琦的老朋友,时任沈阳市长,警告祖父要当心。“你从重庆来,”董文琦说,“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苏联那边的联络人也提醒我祖父要小心。那个苏联人告诉他应该等抚顺的安全状况改善稳定些再去,我祖父在沈阳逗留了一个星期。

接着就有了谣言,人们议论着说他害怕:他一路来到沈阳,却什么也不敢做。1月14日早晨,东北经济委员会的上司打电话来询问这项被搁置的任务。我的祖父听到有人暗示他怯懦胆小,大为光火,当天便和六个矿业工程师及当地几个铁路上的警卫出发去抚顺矿区。到了矿地,他们实际上成为“囚犯”,由相关的人看管。两天里他们一事无成。1月16日上午,我的祖父和他的团队仍然被人监视着,上了回沈阳的火车。当夜九点左右,有武装士兵在抚顺西边一个荒废的站台登上这列火车。他们命令我祖父和他的同事们下车,把他们押到附近的山坳里。在那黑暗的冬夜,在东北的荒野里,士兵们用刺刀将他们刺死。

我的祖父临死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说。“我是中央政府派来的,”他说,“为国捐躯,我死而无憾。”

在重庆,没有任何消息。一天,我的祖母去庙里为杳无音讯的丈夫算命。寺庙香客会投掷两根木签,它们掉下来搭成一个特定的组合,然后抽一根印着数字的竹签。那个数字对应一个命数,用一首通常语焉不详的诗来表达。命数分好坏,从最好的“上上”签到最坏的“下下”签。

那一天,我的祖母算出来的命是“下下签”。那首诗的意思太明显,以至于我的父亲,那时才十岁,一直记得很清楚,直到六十年后还能一字一句背给我听:“昔日行船失了舵,今朝依旧海中寻。若然寻得原物在,也费工夫也费心。”

在沈阳,谣言传遍了,说我的祖父和他的六个同事已遇害。祖父的朋友沈阳市长董文琦,接到那个地区苏联军队指挥官的电话。董文琦去了一趟总部, 四十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回想起那一幕:“我看到院子中间停着一辆卡车,里面装着一具棺材,用黑布裹罩。我跳上卡车,打开棺材;毫无疑问,这是莘夫。他还穿着我和他在北平(北京)一起做的那套深蓝色中山装。他的身体被刺了十八刀。”

祖父的遗体被洗净,也拍了照片:照片中可看出许多刺刀伤口和手臂被捆绑过的勒痕。他的棺材被送到沈阳的关帝庙,停了三个月,供民众瞻仰。董文琦写道,“他身受十八刀时穿的血迹斑斑的衣服挂在庙里给人们观看”,“为了加强指出对敌人的悲愤仇恨”。他的尸体的照片被广泛传播,也有宣传的用意。当祖父被刺杀的消息在1946 年2月爆开后,大批中国学生在各大城市游行示威,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在重庆,有将近两万学生抗议这次暗杀,抗议在东北的苏联势力。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 邱吉尔在那年3月5日发表了他著名的铁幕演说,还引用苏联这次在东北的恶行证明其居心叵测。

这件谋杀的谜团从未解开。国民党坚称是共产党杀了我祖父和他的团队,是为了儆示国民党政府不要涉足东北。而共产党,反过来说是国民党为激起民意反对共产党所以导演了这幕暗杀。苏联谴责当地的流氓集团干出暗杀的勾当。没有人肯承认谋杀了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这种懦弱的作法似乎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政治手腕。目的不必明说,但用意照样清楚——过去的战事结束,新的战争开始了,祖父的死只是后来许多次杀害的开端而已。

我祖父的儿女们仍记得他们听到噩耗的情景。一个冬日下午,他们的母亲被一个朋友叫出去。她回来,走进她的卧室,开始放声大哭,孩子们都听到了。然后她从房间里出来,把孩子们聚到她身边,告诉他们,父亲被杀了。“不要担心,”他们的母亲说,“有我在。”她也告诉孩子们他们再也不会看到她哭。

祖父去世之后,我的祖母开始参加公众活动——从某些方面来说,宽阔的舞台非常适合她坚强的性格。她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很多时间都待在南京。她还一度经营销售煤来补贴家用。她说话算话:孩子们再也没有看到她哭过。但是她的头发变得灰白,开始抽烟,抽得很凶。一夜之间,在孩子们眼里,她变老了。庙里的签语在这一点上说得真准:“若然寻得原物在,也费工夫也费心。”

祖母说孙越崎,我祖父那个没有去抚顺的朋友,他于1949 年投奔共产党,后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许多年后,我的父亲告诉我,他又得到了孙越崎的消息:“我来美国在IBM工作后,孙越崎给我寄了一张圣诞卡。他说我下一次来北京他想跟我见个面。我没见他。我拒绝和他见面。”

5.

葬礼延迟了一年多才举行。1946年内战正式爆发,六台村深陷战火之中;内战第一年,这个地区三次易主。最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我祖父下葬到沈阳的一个公园,那里是清朝第一代皇帝的陵寝。那次只准三个儿子出席葬礼,这件事我的小姑姑蔼蓥六十年后回想起来还耿耿于怀。北上参加父亲追悼会,是我父亲,立豫伯伯,和才三岁的立程叔叔第一次“出关”。孩子们的堂哥张立教, 那时已是北京大学的一名讲师,也陪着我的祖母一同前往。

葬礼进行时沿途有军队护卫。超过一万人沿路站在街旁,紧紧地往前挤,表达他们的敬意,向沉重的紫檀棺材行注目礼。我父亲当时才十岁,还记得他看到人群时的震撼。在满清皇家园林北陵,我的祖父下葬在“神道”旁,神道两边列有皇帝往生御用的朝臣石雕和动物石雕。一小块大理石刻有“张莘夫先生之墓”几个字,这是唯一的墓志铭。陵墓旁边立有一块高大的墓碑,传统上应该刻有此人的生平故事,表彰他的才华德行。

当时,国民政府起草了一份碑铭文,但我的家人拒绝用这个官方评价。立教,和当时很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是个共产主义支持者,他不同意国民政府关于他叔叔的死的说辞。祖母也反对如此撰写的历史,不过她的出发点完全务实:她认为共产党可能会打赢内战。她觉得,最好什么都不说。

1947年底,葬礼之后,全家人搬到北京。第二年,便去了台湾。而祖父坟墓旁的墓碑将会一直空白,达半世纪之久。这些年中,在沈阳知道这段历史的人离开,或去世。附近居民渐渐称这个墓碑为“无名碑”。

1946年夏天共产革命横扫六台。1947年秋天,第二波土地改革开始,“挖出地窖”运动要把那些富有家庭藏起来的财产刨根见底。党的积极分子教村民开民众大会,要告发地主;被挑出来的对象受到咒骂、羞辱、殴打。1948年冬天,第三波土地改革达到高潮。

在六台,激进分子攻击我们的家业新发源。他们拆毁房子的木屋檐, 烧掉藏书阁的书籍;他们翻出我祖父从学生时代开始收集的矿石标本,扔进河里。宅院堂屋的东厢房被改为办公室,西厢房变成了仓库和磨米的地方。许多贫穷的家庭搬进西厢房和后堂屋,这是我的家人曾经虔诚供奉他们祖先的地方。

1948年秋天,国民大会还在开会。我祖母在南京,疯了似的想法子把孩子们抢送出北京。开往上海的船票已经售罄,城里的机场已经关闭。祖母去拜访空军周至柔将军,这是她手里的最后一张牌了。“我的丈夫为国捐躯了,”她说,“我必须把孩子们带出去。”孩子们坐上一架DC-3军用运输机离开北京飞往南京。飞机从一条临时改装作跑道的马路上起飞。那是1948年10月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

我的祖父死后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捐赠基金资助家人生活。我祖母拿这些钱买了金条和国民政府国债。债券变得一文不值,但是金条维持了家里好几年的生计,我们上路的时候把金条藏在腰带里。我的父亲一直记得,因为他们是烈士子女,国民政府支付他们的大学学费,还包括买校服的钱。

我祖母催促着她的孩子们离开。她觉得台湾太小了,美国是唯一可继续求学深造的地方。但是坐船过太平洋,去了以后想回来,旅费太贵了。每次她跟孩子道别,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说再见。

远隔重洋,她的孩子们不负母望,继续深造。女孩们比较能自由选择科系; 蔼蕾主修教育,蔼蓥学英语。这一家孩子都健谈,我父亲是其中最能说善辩的一个,他一向对政治和法律有兴趣。但是长辈们指望男孩子念科学和工程,就像他们的父亲,也像所有最优秀的留学生一样。立豫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母亲问他,“你想学什么?我希望你能追随你父亲的遗志。”立豫答应说他会的。他母亲给了他一本叫做《野外地质学》的书,这本书有三十年了,他的父亲在美国读书时用过。立豫和他母亲仅有的一次谈论他未来的对话便结束了。

我的祖母知道她孩子们的优点和缺点,她也跟孩子们这么说。蔼蕾很聪明但是她缺乏她想修医学所需要的坚韧。立豫很倔强,研究学术应该不错。我的父亲很聪明,但是太爱说话。蔼蓥很勤奋但是软弱爱哭。立程不太喜欢读书,但是做生意应该不错。这些预测后来都证明她说对了。蔼蕾放弃了医学,作了特殊儿童心理教育老师;立豫成为一位地质学教授,马里兰大学的系主任。我父亲念电机工程,又转修物理;他在IBM主持固态物理科研,后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院长和副校长。蔼蓥小时候被兄弟戏弄,老是哭一鼻子,长大坚强起来,成了生化制药业的专家,后来出任生化技术公司的总裁。我叔叔立程在台湾成为一位成功而富有的企业家。就这样,祖母决定了她所有孩子的命运。

6.

留在中国大陆的家人,日子很不好过。1950年,我父亲的堂哥张立教和一位名叫朱淑兰的护士结婚,他们搬到哈尔滨,立教在那里的一所农业大学当教授。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讲话,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的表现。立教当时是大学院长办公室主任,他公开建议党应该重视知识分子的技能和知识。他说,不能用一个人的教育水平,去衡量他对革命的忠诚。

这是一个很温和的说法——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可是毒药。国家领导们看到这些对共产党,甚至对毛泽东本人的激烈批评,大感意外,开始对他们曾经鼓励发言的人大力制裁。超过50万人被贴上“右派”的标签,被革职或送到乡下体力劳改。立教丢了他系主任的职位,被减了薪。而他的出身更加剧了他直言的罪过:他的父亲和祖父在东北曾经是地主,而他叔叔一家去了台湾。这种家史使得立教在党的眼里永远背上黑名。

1968年,红卫兵来到我祖父在沈阳的坟墓。他们挖出棺木,丢弃遗骨;他们打碎坟墓和墓桩子。他们猛敲墓碑的底座,直到它裂开,不过他们没有碰墓碑本身。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因为它的表面一片空白。

我的父亲张立纲第一次回中国大陆是1975年。他是美国科学院选出的固态物理代表团的一员——这也是最早一批访问中国的美国高层科学家代表团,那时两国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科学被认为是一个中间地带,政府没有必要参与——是科学把我父亲带到美国,也是科学把他带回来。我的父亲那年三十九岁。他离开中国大陆时十二岁,而现在目睹的是一个新的国家了。在全国运动会上,当广播喊出“吉林省”的时候,他激动极了。他听到欢呼声,好像就在那一瞬间,他在台湾受的教育烟消云散。“我觉得归根结底这才是中国,”他告诉我,“那么多年他们说台湾是‘中国’,但这才是真正的中国。”

父亲要求和他的堂兄张立教见个面。他跟代表团的接待人员说他堂兄四十年代后期在北京大学教过书,但不知以后怎么样了。传回的话说立教被送到遥远的西北,不能见他。我父亲后来才知道他们说谎——立教和他妻子当时住在哈尔滨——但是如果让他们和一个外国访客见面,政治上太危险了。

我父亲第二次回中国大陆是1979年。美国和中国已建立了外交关系。邓小平稳掌政权,让文化大革命上百万的受害者恢复正常生活,启动一系列即将改变国家面貌的经济改革。我的父亲又一次要求和立教见面,而这次立教和他的妻子被带到沈阳来见我的父亲。当我父亲的火车驶入车站,他能看见立教在站台上等他,他看到立教在哭。

立教急着想知道三十年里发生的一切。父亲告诉他台湾的生活有多么艰难,母亲如何一手拉扯大五个孩子,父亲死后,很多朋友们渐行渐远。立教说的是中国大陆的生活比从前好多了。他没有告诉我父亲“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打成阶级敌人去游街,然后被送到苏联边境的稻田上劳作。他也没提到他的两个儿子在农村下放了十年之后刚刚回到城里,两个儿子都没有念到初三。他也没有说他的父母是如何死去的。

当时,立教的妻子问我父亲,“你知道中国都发生了什么吗?”“知道,”父亲回答,“比你们知道的还要多。”

1987年秋天,我父亲的堂哥张立教坐下来给东北两个省的政协写了一封信,标题是《关于张莘夫墓碑急需刻字的情况》。立教希望能给四十一年以前死去的叔叔墓碑刻上铭文。

“张莘夫是我叔父。我诚恳希望他墓碑刻字的问题能够尽快解决,此将有助于我们海外统战工作。”这封手写信件的初稿长达十二页,立教的孩子们给了我一份。他们没能给我讲我们家的故事,但在这几张草稿纸上,立教把一切都列明出来——我祖父在美国生活的记录,对中国采矿业的贡献,他被刺杀和埋葬的历史,立教的个人历史记录。

1979年,三十年之后,立教第一次回到了这块墓地。坟墓已没有了,我祖父的遗骨也已散落无踪。但那块无名碑留了下来——正如我祖母所预见的,空白无字保护了它未受伤害。立教在信中请求政府批准,修缮坟墓,重新竖立一块刻有铭文的碑。因为这个墓位于一座公园中的显著位置,这件事是他一个人所无力完成的。“张莘夫的次子和长子都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曾多次回国,投身祖国建设……据说最近党中央提出要加强海外统战工作,广交朋友,争取支持。”

官方机构并没有立刻回复。两个月之后,立教又写了一封信,请求当局支持他的要求,并且说得很清楚,他将承担碑刻的全部费用。第二年11月,得到批准以后,我祖父的坟墓原址终于立起了一块新的墓碑。立教又写了最后一封信,题目是“我和海内外亲人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因为这块无字碑终于变成了有字碑,我们的后人将有个地方可以拜祭先人。为此,他们甚感幸运。”

7.

2005年的最后一天,我去沈阳的一个公园拜望祖父的墓。冰冷的早晨,空气中混杂着煤炭燃烧的气味,太阳升起来,冷冷的有些苍白,像只柠檬。公园里人不少,多数是退休的人。老头们有一搭没一搭地慢跑,老太太们练太极。我在一个步行桥上停下来,看着脚下的湖。有人把积雪扫空,腾出一块大大的椭圆形场地。人们像专业运动员那样躬身滑冰。一个已过中年的女人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脸上还蒙着医用口罩——在沈阳酷寒的冬日,这是种常见的配饰。我在看着的时候,她试图单足着地,一条腿往后伸开,向前滑行。她差一点摔倒,又站稳了,四下看看有没有人注意。

我继续走,终于到了下马石,有两块石柱,用满清镌文标明,这里是通往清朝皇陵的神道。偏左边,我看到一片被松树围绕的小空地,祖父的墓就在那里。

墓碑大约有六米高,是灰色混凝土造的,上面刻着红色的汉字:“张莘夫先生纪念碑 中国矿业工程师 祖籍吉林省九台县六台村1898-1946年”。

我慢慢地读着铭文,一字一字地读,这让我感到安慰。墓志铭一共只有四行,包含了最基本的事实,但全都是真的,没有一句歪曲造假,政治并不曾侵入到这篇文字的写作之中。如果你只能用35个汉字来描述一个人,那么这算是写出来他一生的重点——生卒年份、工作、祖籍和他的姓名。

(本文根据采访整理而成)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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