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郭嵩焘的反腐悲剧

  ·  2013-05-03

——“名教罪人”郭嵩焘(上)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但他在临危受命出任清政府首任驻英大使以前,曾有一段因“反腐”受到打击、仕途受到重挫的痛苦经历。这段经过,当成前车之鉴。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18岁那年,他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拚弃浮词是湘学传统,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至友。

虽然郭嵩焘曾考中举人,但后来接连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 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就在回家居丧这几年,正遇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而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都曾犹豫不决,而郭嵩焘则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他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唯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

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直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值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进一步对他说,南书房笔墨之事并不多,然而之所以命令你到南书房,“却不在办笔墨”,要他“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明显对他寄以厚望。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颇有些今日“挂职锻炼”的意思。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挂职锻炼”应少管事的道理,反而尽职尽责,结果僧格林沁更为不满,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

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

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府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

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 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

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

其实, 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认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是当官的料。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他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雷厉风行,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反腐。

不过,这次反腐失败固然有郭嵩焘个人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此时社会、官场已从根腐败,他的作为实际已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明他其实也明白此点:

“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颟顸”,即制度本身存在巨大缺漏,制度本身不合理,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或、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

在这种一直十分“宽松”的情况下,突然严厉反腐、仅用重典严惩的贪官污吏,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他眼光过人地看到,以前对官吏贪渎的“宽”当然是“颟顸”,但把腐败严重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以前的“宽”而看不到是体制本身不合理所造成,不追究腐败的根本原因、不进行体制性改革而突然严厉反腐,其实与以前的“宽”一样,也是一种“涂饰”,不愿冒风险进行艰难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反腐”,同样是“颟顸”。

而这种“严”会使许多官员因贪下狱,弊病也十分严重。体制存在巨大漏洞必然会“无官不贪”,在这种情况下“宽”反可以宠络、维系官员;而这种情况下的“严”反有可能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影响统治者的施政效率和官场平稳,甚至很可能祸及反腐者自身。

后来,肃顺在与慈禧、奕訢权争中失败被斩首而亡时,不少官员拍手称快,证实了郭嵩焘的断言。确实,解决反腐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统治稳定。

郭嵩焘此次反腐失败还值得注重的是,僧格林沁是清王朝的忠臣,并非贪赎之辈,最后还为清王朝战死,但他为了自己的“权势”却反对、破坏了对王朝根本利益大有好处的“反腐”。各级官员,甚至是“清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凌驾于“整体”之上,因此“反腐”必须排除来自各级官员的干扰,破除他们对腐败者的保护。

此时,清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

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反腐”即便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了个别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而且,在制度缺漏导致“无官不贪”的情况下,大面积肃贪甚至会使整个行政系统瘫痪,任何反腐者都不能不面对实情而有所宽宥,所以有必要再强调一下郭嵩焘的观点:在制度缺欠造成普遍腐败的情况下,对官员“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严”则“弊不可胜言矣”。但是,对腐败的宽宥又会使腐败更加严重……这种恶性循环,最终是“系统性崩溃”。

郭嵩焘的悲剧正在此点。大概,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的“清官”们的悲剧。纵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清官”们的个人命运如此,如果长期不能“崇实政”解决制度性腐败,一个王朝的命运也必然如此。

来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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