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理性面对日本

  ·  2013-02-23

近代以来,给中国造成灾难之巨的国家,无过于日本。可以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一直面临着日本的直接威胁。如何面对日本,是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维新志士与一些开明的朝廷重臣、乃至光绪皇帝的对日态度,现在仍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

一百多年前的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 “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于是“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

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不少内容都来自此书。对于向西方学习未久的日本何能 “兴之暴也”,朝野都有极大的兴趣,“以日为师”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如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奏议中就明确说道:“中华欲留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重臣张之洞在以“中体西用”而大为著名的《劝学篇》中的一段论述则更有影响:“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以“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当然,官方的大力提倡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所谓“同文”,不仅指文字相同,主要意味着有大致相同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特征,尤其是对儒学价值的推崇。因此,时人多认为日本已成功地将西方的“用”移植到了儒家的“体”之上,对中国解决令人困惑不已的“体”“用”具有启示意义,所以效仿日本其实便是中体西用、富国强兵的捷径。使朝廷更为放心的,是日本天皇仍处于“万世一系”“神圣尊严”的地位,因而朝廷也积极推动“游东”事业。细细想来,能迅速克制因惨败敌手的奇耻大辱和割地赔款产生的满腔愤怒,颇为理性地承认应向不共戴天的仇敌学习,于朝于野,至属不易。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主张学习日本者同样热血沸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他们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此时中国演习日本的热情,得到了日本的响应。

从1898年到1912年的十余年间,虽有日本参与八国联军的对华侵略等等,但就思想、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来说,这十年却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关键十年。美国佐治亚(Geor-gia )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达(Dou-glas R.Reynolds )经过多年实证研究,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把镜头对准这一阶段的中日文化关系,尤其对此后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词汇和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系等都作了细致的源流考订和“组织移植”(Organizational Transfer)的对比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使中国随后几十年变化极大的种种“革新”的范本,大都在此阶段来自日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提出了这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

十年”(Golden Decade)的概念。有必要指出,这里所谓“黄金十年”并非指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指双方基于各自利益、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并不平等的“师徒”关系。

中国的“求学”热情得到了日本朝野的积极响应,日本这种出人意料的“亲善”态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甲午战后日本曾一度占据辽东半岛,但在以俄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态度强硬的干涉下,日本不得不“还辽”。这一事实使日本认识到自己的实力还不如西方诸国强大,在对中国的瓜分中得不到期望的份额。如果中国此时被瓜分,反会使日本失去一个巨大的屏障而直接面对西方,所以此时日本国内兴起了“保全支那论”。当然,其潜台词是待日本强大后或西方列强自顾不暇时再来瓜分或独占中国。二是想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培养亲日势力,认为如果中国的政治、军事、教育和商业体制、人才均由日本培养,则日本在华势力将无可限量。基于此,日本作出了各种努力以消除中国尚存的一些疑虑,同时为中国留学生创造了种种便利条件。

这样,中日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在20世纪初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学生留日学习的高潮。

任达认为,从思想观念甚至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看,清末“新政”都可说是一种“革命”,是库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范式” (paradigm)革命。正是这种革命,使中国人的世界图式、历史观、礼法观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政”的历史表明,思想革命和体制变革是紧密相连、互相促进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政”实际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而这种社会性的思想革命,并非几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振臂一呼便一蹴而就,而是要由一大批默默无闻的“新载体”埋头做一些诸如新思想、新概念乃至新语言的引进介绍等踏踏实实的工作。所以他明确表示:“关于‘新载体’问题,本书拒绝那种认为靠一两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知识分子或领袖,便可以莫明其妙地改变整个时代的英雄史观;同样,在‘新概念’问题上,本书也不认为某些译著或著作便可改变中国。无论这些‘英雄’的活动或重要著作的影响有多大,都不能仅靠这些来理解新政革命。”

大量负笈东渡的留学生,便是这种意义非凡的“新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到1911年这十余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学生留学一国,尚属空前,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导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动潮”。这些学生的专业从理工农医到文史哲政经法商,学习教育和军事的更不在少数。虽然他们每人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和体验各不相同,回国后的遭际和成就也有很大差别,但正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共同努力,在方方面面都为寻求现代化的“新中国”做了开拓性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因为他们既是新思想的载体,又是新思想的实践者;他们不仅是各种新知识的引介者,而且是许多新制度的创建者。

在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同文”,使译自日文的书籍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西文书籍。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於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无不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细查这几年梁启超等人的论文,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对“西学”的了解突飞猛进,而且所使用的重要术语从原来基本上都是中国术语转为几乎全用日本术语。从1900年后,“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

与人们长期以来仅仅注重少数几本声震一时的“名译”不同,任达认为对中国思想及社会最具渗透力和持久影响的,莫过于教科书。由于教科书不被人重视,往往是“用了就扔”,新版不断取代旧版,连图书馆都很少收藏,所以很难作精确研究。就目前搜集情况来看,当时差不多每一种日本中级教科书都被译成了中文,甚至一些教员的讲义也被翻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范迪吉,他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不但发行广,而且质量也较高。“全书” 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8大类:宗教和哲学6种,文学1种,教育5种,政治法律18种,自然科学28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22种,其他两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几乎同时,各类“百科全书”的译本又出现不少,并多由李鸿章、张之洞、黄遵宪、张骞等名人作序,以表重视。这“反映了对中国传统以外的综合性知识,骤然有强烈的需求。然而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著作,现在已经化为乌有,即使图书馆也找不到了”。

的确,如果没有大量具有奉献精神的翻译者,“思想革命”是无法发生的,但大多数译者却始终默默无闻,被历史淹没。正是这些译著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促使“思想革命”的发生。他进一步写道: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都在思想革命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他们的角色到底只是边缘性的,是在中国以外活动的,他们仅能以有限的讯息影响有限的听众,没有参加中国本土新思想的制度化活动。思想革命的真正英雄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人们,他们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工作……这些新知识的载体及使之制度化者,在世界舞台上担当一角,把中国从中国中心的背景下移到世界历史的主要舞台上。”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

任达认为,晚清新政的实质就是“体制革命”,而在这一阶段,“思想革命”与“体制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者互相依赖又互相支持。与“思想革命”相同,“体制革命”也主要是模仿、学习、移植日本的体制,从改革的蓝图设计,顾问的聘请到具体的指导和运作方式,都是“以日为师”。

1898年,张之洞派姚锡光率团赴日考察教育,姚氏回国后发表《东瀛学校举概》,对日本的教育状况和体制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之后,赴日考察教育的公、私团体和个人便络绎不绝,对日本教育的介绍更为详尽。从“胎内教育”一直到“大学堂教育”,一无遗漏。日本这些学校虽是教授“新学”、实行“新制”的“新式学堂”,但又无一不注重儒学,标明“德育为经,智育为纬”,要坚持“先圣先儒之大道”,强调忠君爱国、仁、义、忠、孝等儒学伦理道德观。这一点给清政府和士绅以深刻的印象,“独特的日本学校教育,即以儒家道德为本的修身教育与近代诸学科结合起来,已成为中国的理想楷模”,“如果没有日本的文化改良,中国要迅速、平静、彻底地完成教育体系的全面重新构建,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1904年1月,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实际是对日本教育模式的全面模仿就不足为怪了。

进一步说,晚清新政时的军事、警务、狱政和司法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几乎都是以日本为蓝本,并且是在日本顾问的具体帮助下创立的。此时制定的几部重要法律,如刑法、民法、商法也是在几位日本法学家非常具体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制度和法律的主要部分实际都被承继。这些都可说是中国的作为制度的现代化的开端和奠基,对后来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

简言之,“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就是怎样对待敌国、也是怎样爱国的理性态度。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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