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1907:桃色“反腐”

  ·  2013-02-03

在大清特色的官场,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八卦。在“二奶反腐”的堂皇话语背后,却是各方争夺大清政改发言权的宏大斗争……

“中国最有权势的总理,因腐败而受到了弹劾!”

《泰晤士报》的这条电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这是1907年5月8日,该报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发出的一则电讯,报道说庆亲王奕劻受到弹劾,被指控收受黑龙江署理巡抚段芝贵的巨额贿赂;同时被弹劾的,还有庆亲王之子、担任农工商部部长(“尚书”)的载振,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奉天巡抚唐绍仪。报道也说,岑春煊出任邮传部尚书,并开始安置自己的人马。

《纽约时报》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

国际媒体的报道,都只提到了金钱腐败,却忽略了弹劾案中更为狗血的情节——“性贿赂”。

贿赂品

赵启霖的一篇弹劾,让杨翠喜声明大噪。于是,一个三四线的小明星,机缘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贿赂”的主角。

涉嫌收受“性贿赂”的,是庆亲王之子、时年31岁的贝子、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他被指控接受了他人赠送的歌妓,纳为二奶。

这起“二奶”反腐案,在5月7日(阴历三月廿五)才递交弹劾状,《泰晤士报》却在次日就发出了电讯,消息十分灵通。

发动弹劾的,是48岁的纪检干部(御史)赵启霖。在这份题为《劾署抚段芝贵及庆亲王父子折》中,赵御史写道: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

弹劾的焦点是两条:一、载振接受性贿赂;二、奕劻接受巨额金钱贿赂。

奕劻时年69岁,爵位已经是最高等级的亲王,职务则兼军机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财政处总理大臣、练兵处总理大臣于一身,权势之大,独步朝廷。敢于弹劾他,等于虎口拔牙,本身就是新闻。

而国人最为关切的,不只是权贵被弹劾,而是“二奶”反腐中的关键“道具”、天津名妓杨翠喜。权贵加上八卦,这样的狗血剧,才是舆论的最爱。

杨小姐此时为津门明星,月收入800银元,据此推算,年入9600银元,折合人民币约134.4万元,与如今三四线的小明星相仿。而彼时,一品大员的年俸比杨小姐差了37倍,要加上“养廉银”才相匹配。而杨小姐也并非仅仅拿“包银”这点死工资,还有寻芳客的其他馈赠,比如首饰之类的奢侈品及高档用品,单这项应该并不亚于官员的“养廉银”。算下来,官员们要想与名妓一样有尊严,只有弄权创收才能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杨小姐与载振部长的爱情故事,据说相识之初还是十分偶然的,却因载振一见钟情,而平生是非。

据《异辞录》记载,此前(1906年)载振陪同徐世昌出差到东北,返回时在天津拜会直隶总督袁世凯,盘桓数日。某次酒席上,作为主人的道员段芝贵,安排了杨翠喜的歌舞表演,也就是在这场演出中,载振对杨小姐一见倾心。

据说,杨小姐的姿色、演技似乎都很平常,只是身材很好,但却很对载振口味。不过自始至终,杨小姐似乎并未与载振有过什么深层次交往。

赵启霖的一篇弹劾,让杨翠喜声明大噪。于是,一个三四线的小明星,机缘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贿赂”的主角。这等于让她参与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公关推广,而且受众群正是其目标客户群,不知其出场费因此能上调多少?

送礼人

而在北洋内部,袁若要卖官,段芝贵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绝非最有钱的财主,毫无竞争力。而为了维持北洋内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袁只能采用一种办法,那就是量才录用。

杨小姐月入800银元,身价并不低。倘或段芝贵真要将其作为礼品送于载振,“从良”的“买断”价自然不菲。如果溢价10倍,则需6.7万两(约合人民币1134万元),20倍就需13.4万两(人民币2268万元)。

果真要下如此血本,段芝贵又图什么呢?

时年38岁的段芝贵,虽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间并不长,但好歹也算海归。他并非袁世凯的子弟兵,却最终能获得袁世凯的青睐,据说是他在发掘和满足领导的各种隐秘需求方面,有独到的功夫。《清稗类钞》记载:

“袁世凯有妾与其仆通,事觉自杀,仆窃藏而逃,久之不获。巡捕段芝贵为悬赏,募得之以献。世凯大喜,赞其才,令捐道员,密疏保荐甚力。”

这段记载如属实,段芝贵的发迹就在于帮助领导洗去绿帽子,换来了自己的红樱子。被弹劾这年,段芝贵还只是一个捐班道员,最多无非正四品,厅局级干部。这说明,段芝贵进入袁世凯的内圈,时间并不长。而袁推荐他出任黑龙江省长(“巡抚”)一职,至少是从二品的省部级高干,虽然是先代理,那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这是超常规的越级提拔,这至少说明,袁世凯对其相当信任和倚重。

段芝贵能得到袁世凯如此提携,究竟是工作能力、还是拍马能力?说实话,根据现有的史料,根本难以判断,而可以确定的只是两点:一、袁世凯终其一生,用人还是以能力为主,这才将北洋系打造成了中国政坛中实力和势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二、在建立东三省这样的国家重大战略上,袁世凯或许可以如李鸿章那样不太在意干部的“廉”,但一定不可能不在意干部的“能”。

东三省改行“行省制度”,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部署。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侵占朝鲜,在其鼓励下,朝鲜当局不断渗透中国东北,公然在侨居中国的朝鲜垦民中推动分离运动,甚至组织军队向中国守军发起武装攻击。日俄战争后,日本独霸东北,这种渗透进一步加剧,东北的分离风险与日俱增,也成为列强博弈的焦点。1906年,朝鲜正式请求日本代为办理对华交涉后,日本立即以“宪兵”的名义向中朝交界处中方一侧的间岛地区派遣军队,在延吉地区公然张贴文告,宣称延边为朝鲜领土。(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

为了应对东北地区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清帝国决心在东三省改行“行省制度”,设立东三省总督,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巡抚职位,并从山东等地鼓励农民移居东北,嫌弃了“屯垦实边”的高潮,也就是民间所谓的“闯关东”。

1907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八),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代理)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代理)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清一色的北洋班底。

以公而言,在清帝国的政府分工中,朝鲜事务一直都是北洋大臣的工作重点。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的近25年间,一直主导着中国的朝鲜政策。而袁世凯接任之后,这样的分工并没有改变。多年专司,北洋系的朝鲜事务人才自然最为集中,由北洋出掌东三省,顺理成章。

以私而言,整个清帝国能够通晓朝鲜事务、有着丰富对日斗争经验的,无人能及袁世凯。从23岁(1882年)出道以来,袁世凯在朝鲜足足奋斗了12年,与日、俄、英、美、德等周旋,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其与主要对手日本的抗争,胜多败少,因此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建设东三省,首要任务就是应对日本入侵,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无疑是最好的统帅人才,其在东三省的干部任命上,自然也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何况,其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庆亲王奕劻,关系极为密切,并与载振兄弟相称。

至于段芝贵想当黑龙江省长,根本无需向奕劻、载振行贿。

这个职位的人选,中央绝对不可能绕过袁,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内部物色。段芝贵如果转弯抹角地勾连载振,不仅绕的圈子太远,而且等于是拿载振压袁世凯,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够资格的同僚,这是官场上的大忌,段芝贵应不至于愚蠢至此,袁世凯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

而在北洋内部,袁若要卖官,段芝贵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绝非最有钱的财主,毫无竞争力。而为了维持北洋内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袁只能采用一种办法,那就是量才录用。

袁敢于破格推荐段芝贵,最为合理的解释,应该不是段芝贵靠“性贿赂”上位,而是其某项才干至少在袁世凯那里得到了认可,袁认为其足以胜任艰巨复杂的黑龙江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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