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谁是纳粹的抵抗者

  ·  2012-12-12

最近,看到一个80后对“文革”提问。起因是她母亲的回忆:下乡的地方离边境线很近,一次下工迷了路,直接就走到了缅甸。正逢赶街子,忽见街子上一群又一群缅甸人扔下手里东西,向边境飞奔。“跑得一路黄灰冒。边跑边招呼,‘快点走,中国出大事啦!’”一班知青看得发呆,回到社里,才知道是毛泽东死了。当天夜里,都难过得睡不着觉,不是失去伟大领袖难过,而是对自己的命运担忧。“是他把我们支使到这里来,现在他死了,我们会不会回不去了呢?”

女孩说:“以前看描写红卫兵和知青的资料,总说他们如何受理想召唤,一腔热血奔向未知命运。但我妈妈的回忆里,我看不到被蛊惑的痕迹,他们始终都是清醒而被动的。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清醒的人,能造成那样一个不清醒的时代呢?”

我想再说说曾简短介绍过的德国抵抗运动纪念中心。

那个以建筑师本德勒命名的建筑群,位于柏林,是二战时的德军司令部。楼内一个房间,就是在希特勒脚下安放炸弹的军官施陶芬伯格的办公室。采取如此极端手段,因为国家已经荒诞到了生死存亡维系于一名独裁者的地步。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伯格刺杀希特勒未遂,就在这里被逮捕,被带下楼梯,就在院子里,与同案两名军官一起被枪杀。

中心的主题,是纪念纳粹的抵抗者。它收集了五千个以上人物和团体的抵抗故事,展厅虽很多,但大多故事只能占一本书大小的位置,只能容下姓名、照片和极简单的介绍。我找到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也只占小小一方。纪念中心信息密集。德国孩子一拨拨由老师带来上课。一个男孩已经跟着老师出了展厅,又匆匆跑回,用手机拍下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汉斯·萧和索菲亚·萧兄妹 。

纪念中心为萧兄妹和 “白玫瑰小组”特设专馆。萧兄妹只是大学生,从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他们组织“白玫瑰小组”,在校园散发反纳粹传单,不但反对侵略战争,身为血统纯正的雅利安人,他们也谴责屠杀犹太人,指出“自入侵波兰以来,已经有30万犹太人被以最野蛮的方式谋杀”,而“德国人在他们的迟钝中沉睡”,等同于 “鼓励了法西斯的罪行”。他们经过所谓“人民法庭”的四天审判,速速被处死刑,当天就被断头机切下了头颅。

希特勒女秘书在晚年回忆说,她一直认为,自己当年只是个年轻女孩,并不负有责任。站在索菲亚面前,她才明白:年轻不是借口。

“白玫瑰”一案,在慕尼黑和汉堡共十名成员被杀害。施陶芬伯格一案,被捕的就有约六百人,一个展厅整一面墙都是此案被捕者的照片,仅几人幸存。

德国的纳粹反对者并不少,例如,被划入另类的犹太人自然一开始就是反对的。在1933年6700万德国人中,仅犹太人就有52万。

大量德国人在最初是被蛊惑支持纳粹的。但希特勒时代历经整整12年,大家熟悉的希特勒一呼百应的场景,只出现在他上台的初期。12年后,战争和日渐严酷的统治在逼迫民众重新审视,最初被煽动的民众也大量在后期渴望改变。汉斯·萧最初还是个单纯的希特勒少年团员,施陶芬伯格曾支持并亲自参与了入侵波兰,他们都经历巨大思想变化。就连纳粹的北非名将隆美尔,都转而密谋推翻希特勒,最后被胁迫自杀。

所以,抵抗也存在于体制内,甚至存在于纳粹军人和高级军官之中。

前德军司令部十分压抑的封闭大院中,今天站立着一个简朴石雕,一个双手在身前被捆绑的年轻裸体雕像。站在历史现场,难以不动容。这个裸体石雕是个抽象的象征,象征着和施陶芬伯格一样的抵抗者。我想,雕像如果不是象征构想,而是就义者的写实,那就是一个穿着纳粹军服的军官了。联想起多年前阅读《白玫瑰》,第一次看到汉斯·萧的照片时,也如此触目惊心:他和施陶芬伯格一样,也一身军装,因为希特勒规定,医学院学生在假期都必须去前线服务。

在一个没有选择的制度下,很多人行为分裂,或者思想与行为分裂。存在大量表面服从或局部服从、甚至支持纳粹、依附纳粹生存,却留存良知、在特殊情况下,挺身抵制等复杂情况。

如辛德勒,他为了生意,随德军进入了波兰,借德军威势建厂谋利。但是同情心令他利用工厂,冒险救下了1200名犹太人。又如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和几个西方人在南京合设七平方公里安全区。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区内收容20多万中国人,在自家和花园里也收容了650名中国难民,而拉贝也是个纳粹党员。冯·法肯豪森将军,曾在中国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全力协助中国抗日。后来他担任德军驻比利时军管总督,在他中国故交的妹妹钱秀玲建议下,冒着生命危险,下令释放了98名原本要被盖世太保枪决的比利时人。后来他被怀疑介入军人推翻希特勒的计划,虽逃过一死,还是被送进达濠集中营。战后,他由于占领军首领身份,对占领期间德军罪行负有罪责,被布鲁塞尔法庭判处了12年徒刑,只因为年老多病,才很快得以释放。

谁是纳粹的抵抗者?是不是只有如施陶芬伯格和萧兄妹这样,勇敢站出来,以生命与专制政府对抗的英雄才是?德国抵抗运动纪念中心认为,以任何方式反对纳粹专制而保护自己生命自由的团体或者个人,都是抵抗者。它涵盖了在黑暗制度下逃生的努力、民间私下对文明的保存和内心对黑暗的抵抗,抵抗面积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大。

这个关于抵抗者的定义,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这个中心纪念的远远不止有名有姓的五千个故事。

抵抗包括从 1933年开始以宗教自由为理由抵制纳粹的教会,例如新教教会曾经反对《雅利安法》和纳粹对教会的控制,虽然他们后来大多在高压下被迫在表面上屈服;抵抗也包括大量后来被迫沉默的知识人和艺术家,他们在无望出版的时候只为自己写作,在作品无以面世的时候坚持艺术创作;抵抗甚至也包括移民和流亡,纪念中心指出,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当年就有50万德国人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其中28万是犹太人;抵抗还包括中产阶级的许多小团体,他们的活动只是试图保持传统哲学、欧洲文化和德国文明史,他们维护了精神独立的底线,被称为“精神移民”;也有年轻人抵御希特勒的青年运动,拒绝加入纳粹限令加入的“希特勒青年团”,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有年轻人因此被送去劳改;抵抗也包括了犹太人为保护自己生命的地下藏匿,更有许多德国雅利安人,默默地帮助了犹太人进行藏匿和逃亡。抵抗运动纪念中心以个人和团体的事迹证明:德国有站出来反对的英雄,也有大量默默反对的、精神上的抵抗者。

出于本能保全个人生命或追寻个人自由,如逃离德国的移民流亡以及犹太人的藏匿,这样的“消极行为”为什么能算抵抗?又有什么意义?

纪念中心强调了希特勒有过一句名言:“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者。”独裁者明白思想抵抗的可怕,只要有一点不满和反对的思想星火在,蒙昧就不可能是永恒的。星火会燎原。专制独裁者因此才有恐惧思想自由的通病,不但不能表达反对,也不可以中立,必须表示支持,“站在一起”。希特勒试图泯灭一切潜在的反对、不满的火星。

柏林近郊有个很少游客光顾的展览馆,普罗振西监狱的“1933-1945受难者纪念中心”,它是希特勒试图消灭反对者的一个缩影。

纪念中心只是监狱的一个小偏院,院中孤零零站立着行刑室,里面一排八个冷冷的绞刑吊钩。吊钩是在1942年安放的,替代了1936年10月14日由希特勒批准使用的断头机。参观这里才知道,1936年前,柏林的死刑犯居然还都是用板斧砍头,断头机相对还算是个“人道措施”。但纳粹使用断头机,和死刑剧增有关。

这是个19世纪的老监狱,数字在揭示真相:从1890年到纳粹上台之前的1932年,42年中,这里共有36名罪犯因谋杀罪被处死;而纳粹上台、尤其是建立了所谓“特别法庭”和“人民法庭”后,判处大批死刑。从1933年至1945年的12年间,在这个小院,就处死了2891人。他们被处死,只是因为没有和希特勒“站在一起”。

在一个撒几张传单、说几句真话,就要被拉出去切掉头颅的年代,不论内心反对的面积有多大,站出来抵抗是超常英雄行为,沉默才是普遍而正常的反应。

柏林“德国抵抗运动纪念中心”的理念不同寻常,它确认在极高压下默默抵抗的意义,视为留存生命和自由的种子,视为生命之顽强和思想之难以征服的体现。它也是一个信念:那看不见的、深藏的、求生和追求自由的本能和精神,最终一定会长过专制独裁的寿命,会突然冲破愚化的蛊惑,会迅速传播,重新走进阳光,延续被中断的文明。

当年的“文革”也在印证这样的信念。那是信息被封闭的年代,是大批民众被愚化和煽动的年代。最初,清醒者是少数。但“文革”历时十年,那些默默的思想反对者,是留存的火星,最后,不满、反对、清醒、半清醒和消极抵抗,逐渐传递和广泛蔓延,甚至蔓延到边境的偏远乡间。但沉默仍然是普遍的,理由很简单:比汉斯·萧大一岁的遇罗克,因为在一张传单般的小报上提出质疑,就被枪决。在“文革”结束的一瞬间,民意突然冒出地面,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求改革的力量。这个力量,一直延续,今天还可以清晰地看见。

来源:财新《新世纪》| 作者:林达(美籍华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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