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紫禁城:1898年大清国一场失败的高层运作

  ·  2012-04-02

大清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最终没能镶嵌到权力的天幕上,最后一步功亏一篑——湖广总督张之洞没能在那个多事之秋走进帝国的权力中枢。

1898年4月23日,农历戊戌年闰三月初三。随着滴滴答答的电流,一道“电旨”(电报发送的圣旨)传到了武昌:

“奉旨:张之洞着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着谭继洵兼署。钦此。”

奉诏入京,并且被安排了继任人,但凡对大清国官场规矩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信号的含义,不是将被“双规”,就是将被提拔。而政绩卓异、如日中天的张之洞,显然是正出于上升通道的“绩优股”。

对于61岁的张之洞来说,这当然是他梦寐以求许久的机会。从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至今,张之洞已经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干了17年了。但凡封疆大吏,有谁不期望着能入军机、进中央呢?督抚虽然起居八座、尊贵无比,但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而帝辇之下,虽然可能伴君如伴虎,毕竟那是跻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位极人臣,是每个官员的终极理想。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张之洞谋划了很久。如今,机会到来时,张之洞却感觉到了那个诱人山芋的烫手——此时,北京城内风云诡谲,一场日后被称为“戊戌变法”的操切改革,及一场被成为“戊戌政变”的流血事件,都在酝酿之中。张之洞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感觉到了这或许只是一次“危机”而已——“机”中有“危”,何去何从呢?

梦断紫禁城 跑官流水线

刘学询、王之春和连仲三的组合,效果不错。不久,荣禄表态,从中央层面给予张之洞的极高评价,但也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翁同 并不希望张之洞进入中央班子。

张之洞一直在悄悄运作,试图早日敲开中央的大门。当然,这一切,在正史中尤其是张之洞本人的来往函电中,毫无踪迹可查——如果连这类事情都给后世落下证据,那张之洞这几十年的宦海浮沉和17年的封疆大吏,算是白混了。

为后人留下旁证的,是翰林院的蔡金台。蔡是江西德化人,1886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5年后曾出任甘肃学政。1898年11月8日,也即戊戌政变之后约两个月,蔡金台写给江西德化老乡、时任驻日本公使李盛铎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知,为张之洞谋求进入中央而操盘的,有三个人:刘学询、王之春和连仲三。

最主要的操盘手刘学询,时年43岁,是广东赌王。

刘学询不是一般的企业家,他原就是机关干部出身,半途下海经营博彩行业,很快就成为大清国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中佼佼者,人称“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杭州西湖边的著名刘庄,就是他的产业。

记录下刘学询“怂恿”张之洞“图军机”的蔡金台,与刘学询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同年”,同在1881年考中进士,在讲究同学互助的大清官场,这种关系一般等于是战略同盟。何况,他们确实走得相当近。

蔡金台说刘学询“怂恿”张之洞谋取军机之职。“怂恿”,自然不能口惠而实不至,在当官的道路上积极要求进步,张之洞哪里还需要他人的鼓动,他实际更需要的是刘学询的资助。

张之洞号称“钱屠”,以能花钱、敢花钱著称,与“民屠”(杀民如屠)袁世凯、“官屠”(弹劾官员如屠)岑春煊并称“三屠”。但张之洞是清官,金山银海过手后,据说愣是两袖清风。可这样一个清官,却一下子掏出了1000两白花花的银子(相当于今日20万元人民币),给了连仲三的哥哥,而且还承诺给连仲三安排个好位置。显然,如果张之洞果真是个清官的话,这笔跑官经费,只能是刘学询资助的“政治献金”了。

在蔡金台的信中,这条跑官流水线的第二个关键人物,就是王之春。

王之春是湖南人,无论是攀老乡还是攀师生,都和张之洞扯不上线,他只是张之洞在广东时的下属。但是,比老乡和师生都更关键的是,王之春在官场上的关键“进步”,都是张之洞一手提拔的——张之洞将他从厅局级的“雷琼道”,提拔为副省级的臬司。这种知遇之恩,足以令王成为张派人马。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不久,湖北藩司的位置空了出来。藩司掌管省级财政,是从二品,其地位较掌管司法的正三品臬司更为重要。张之洞此时又选择了王之春,将其从广东臬司的位置上,调任湖北藩司。这一方面是栽培王之春,另一方面也是要借助王在广东积累的改革开放经验,希望能拉动地处内地的湖北的改革。

有意思的是,此时广东藩司的位置也将空缺,于是,张之洞又同时插手了广东的藩台人选,向中央推荐了湖北臬司成允。成允是军机处的现任领班大臣、礼亲王世铎的远亲,而且广东毕竟还是比湖北发达,“缺”也更肥,张之洞此举无疑将大大示好于世铎,也确保了王之春能够顺利调任。至于成允腾出来的湖北臬司位置,张之洞则准备安排正在北京赋闲的原浙江按察使陈宝箴。

这是一举五得的事情:1.提拔王之春,巩固“子弟兵”;2.提拔成允,示好礼亲王;3.提拔陈宝箴,而且是雪里送炭,等于新增一员干将;4.确保了湖北的两大助手藩司和臬司都是“自己人”,加上一个极好相处的二把手、湖北巡抚谭继洵,湖北就彻底成了张之洞的天下;5.加强了张之洞在鄂、粤两省及北京的影响力。

王之春作为铁杆的“张派人马”,如今掌管一省财政(按规定藩司是户部的派出机构,归中央垂直领导),这在张之洞无论是需要投资做政绩,还是跑“部”“钱”进时,都大有裨益。

至于连仲三,被张之洞和刘学询选中,成为到中央公关的具体操盘手,主攻荣禄。 “连仲三”究竟何许人也?这首先要介绍“军机章京”连文冲。连文冲是杭州人,进士出身,本职是户部郎中,考入军机处,分在汉二班,地位仅次于“达拉密”,深得荣禄的赏识,是很有实权的“大秘”,以至于有笔记说:“时当国者为荣禄,荣不学无术,诏令批摺,一切委连文冲。”连刘坤一这样的封疆大吏要调动工作,都要走他的门路,可见“秘书专政”的强悍。连文冲文笔甚好,庚子年时慈禧太后对列国宣战的诏书,文辞灿烂,就是出于他的手笔,据说那封伪造的列强要求太后彻底退休的“最后通牒”,也是他的大作,以至于八国联军非要将他也列入战犯名单。

通过连文冲走荣禄的路子,这是找对了庙门的。

而 “连仲三”正是“大秘”连文冲之弟,张之洞通过连仲三给“其兄”连文冲送了巨款,又给连仲三“许以美差”。

刘学询、王之春和连仲三的组合,效果不错。不久,荣禄表态说:“南皮(张之洞)公忠可敬,无如常熟(翁同)一手遮天。”这既是来自中央层面的极高评价,也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翁同 并不希望张之洞进入中央班子,而作为光绪皇帝的师傅,翁的说话分量还是很重。

同时,荣禄也表示说:“两邸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两邸”,就是“恭邸”(恭亲王)奕 ,和“庆邸”(庆亲王)奕 。恭亲王当时的确是病重,并在不久后去世,当光绪皇帝前往探病的时候,恭亲王的政治遗言是两条:一是担忧“小人”们借改革之名乱政,要光绪皇帝远离“广东举人”,二是痛责翁同 误国,翁才是甲午惨败的罪魁。至于庆亲王的“病”,估计还是“心病”为主——在朝局并不明朗的前提下,这位并非近支的王爷只能生病,以回避艰难的政治站队。

上层的心思

军机处、内阁、总理衙门等中枢部门中,大臣不是碌碌无为,就是权争剧烈,根本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外交内政局面。剩下的也只有张之洞、刘坤一等少数地方干部。

史学家邓之诚在收录蔡金台的信后,点评说:“张之洞戊戌春间由徐桐专折奏保,命来京陛见,后由刘学询画策,因王之春、连文冲以通于荣禄,谋入军机,事为翁同 所阻。即荣所谓常熟一掌遮天是也。荣、翁之不相能,翁之逐,荣与有力。于此征之益信。”

这段按语,比诸蔡金台的信,揭示了更多的高层权力斗争,涉及了荣禄、徐桐、翁同 等重量级人物。孜孜以求进步的张之洞,虽然远在武昌,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踩进了北京的旋涡之中。

建议中央起用张之洞的,是同治皇帝的师傅、主管中央组织工作(“吏部”)的大学士徐桐。这位79岁的老干部,在光绪皇帝电召张之洞进京前4天(4月19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在分析了“俄、德两国日益恣横”、“英、法各国群起效尤,或相争竞,皆为我切肤之患”等大局后,提出“此正求贤共治之秋,而并非万无可为之日也。”

在这份报告中,徐桐建议将张召到北京咨询,并对张之洞“洞悉洋情”、“折冲御侮”的能力大为赞赏,徐桐掌管组织部门,其用意十分明显。

徐桐举荐张之洞的背后,有着两股大的推力。

一是内忧外患激烈。此时,李鸿章早已靠边站,掌舵的恭亲王奕 病重,军机处、内阁、总理衙门等中枢部门中,大臣不是碌碌无为,就是权争剧烈,根本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外交内政局面。剩下的也只有张之洞、刘坤一等少数地方干部,堪称既有大局观,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二是后来名列“戊戌六君子”的杨锐和刘光第的幕后运作。

时年39岁的刑部主事刘光第,进士及第时,考官是徐桐,因此算是徐桐的正牌门生,而张之洞也担任过刘的家乡四川的学政,两人交情不浅。在上一年(1897)张之洞六十大寿时,刘光第代表在京的川籍官员,写了篇激情洋溢的贺寿颂词《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将张之洞比作周召公、卫武公、仲山甫,评价极高,深得张之洞欢心。刘光第在写给其族弟的家信中,承认这篇文章的意图,是“欲其 (张之洞)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

刘光第的好友、41岁的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则更为亲密。早在张之洞主持四川学政时,就将杨锐延请到他的幕府之中,成为相当重要的幕僚。后来,张之洞推荐杨锐到北京任职,成为张之洞的“坐京”——驻京办事处的主任,在张之洞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十分关键,甚至杨锐之兄在戊戌年去世后,张之洞都不同意他请假回乡奔丧。

在戊戌年的关键时刻,杨锐要为张之洞老师“更上一层楼”而运作,他以徐桐名义代为起草了推荐张之洞的报告,然后找到好友刘光第,通过刘递交给了徐桐。

杨锐此举,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张之洞的授意呢?

在杨锐门人黄尚毅所著的《杨叔峤先生事略》中说,杨锐此举,是受到了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日后的民国大总统)的影响。徐世昌给杨锐写信,说日本伊藤博文来华,而李鸿章坐困,“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张之洞)入政府不可”。

而从张之洞的档案看,杨锐此举似乎并没有张之洞的授意,而是他主动为之。因为,在张之洞接到入京“电旨”后的第三、四天(4月25、26日),曾两度急电杨锐,一是打听背景消息,如“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 政府有何议?”、“原奏究何措施?”二是认为“此行于时局毫无益处”,甚至提出了“瞻觐后即乞罢”(入京觐见后就要退休了)的悲观论调。他要求杨锐回电时务必加“急”字,以便及时沟通,急迫之情,溢于言表。

而就在张之洞狐疑之际,4月28日,光绪皇帝又发出了第二封电报,要求张之洞立即进京,“毋得迟滞”。张之洞还想再摸摸底,于4月29日致电总理衙门,表示手头工作多,总要“大约十数日”后才能动身,中央“既有垂询时间,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这等于是赤裸裸的试探了。

5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来电,口气就不那么和气了:“前谕该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钦此。”至此,张之洞不敢怠慢,一边立即动身,一边临时抱佛脚,向正在俄罗斯首都彼得堡的前驻德公使许景澄讨教国际局势。在经过南京时,张之洞还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行了密谈。5月15日,张之洞终于抵达上海,准备在此换海轮北上。

对张之洞在戊戌年的活动,学者茅海建等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认为张之洞召京之事出于杨锐、杨深秀的主动,而不是张之洞本人的授意,加上北京此时的水很浑,敏锐的张之洞不愿意 浑水,因此,对召京之事相当冷淡。

从正史所公开的材料看,张之洞对召京之事似乎极为冷淡,这与蔡金台私信中的揭露,有天壤之别。为什么?

结合邓之诚所收录的蔡金台私信,合理的推测应该是:

第一,既然“追求上进”是中国官场甚至任何官场的天然选择,张之洞谋入军机、再上一层楼,是十分正常的。

第二,从上文的各种分析看,实际上有两套班子在为张之洞运作,一是“驻京办主任”杨锐,这条线是明线,工作性质也与各省的其他驻京办一样,主要是刺探政情。张之洞极有可能没有让杨锐与闻“跑官”的内幕,因此,杨锐只是根据自己对局势的判断,而主动开启了徐桐这条线;二是刘学询、王之春、连仲三这条线,通过连文冲的关系,勾兑荣禄,这条是暗线,做的全是秘密工作。而蔡金台因为是刘学询的密友,共同参与了极多的机密,而得悉此种内情。

第三,正因为徐桐的荐举是张之洞“计划外”的,在北京局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张之洞自然疑虑重重,多方摸底——他不是不想进京,而是要搞清为什么是“他们让我进京”。

坎坷进京路

不久,朝局再度变化,北京的“坑”被迅速填满了,似乎没有给张之洞这根“大萝卜”留出位置,他也就只好继续扎根湖北。

就在此时,张之洞后院起火了。

5月8日晚,张之洞刚刚离开武昌不久,湖北沙市出事了。

一位湖南籍的面馆工人,在沙市招商局门前随地小便,与招商局更夫发生冲突,被更夫用扁担打伤,激起湘人愤怒,次日,集体赶到洋关验货厂门口小便示威,遭到再度阻拦。“湘人倏即聚众,登时放火将税司洋务、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焚毁,并阻水龙不许往救……”(张之洞发给中央的事件报告)

这其实只是一起本该归城管处理的卫生事件,却因为掺杂了湘鄂两省人的地域冲突,及民间对国企、外国人的不满,星星之火迅速燎原起来。根据江海关沙市税务司、英国人牛曼的报告,财产损失应该高达10万两(相当如今2000万元人民币),史称“沙市事件”或“火烧洋码头”事件。

5月11日,张之洞的座舰还没到达上海,荆州将军祥亨的报急电报就飞到了中央。驻日公使裕庚也发来电报:“日因沙市领事馆案,派兵船两只来华。”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于5月15日电令刚到上海的张之洞,立即返回湖北,“俟此案办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

张之洞则致电自己安插在北京的那些“坐京”们:“接鄂电,沙市现已无事,谭(代理总督谭继洵)已屡奏。我到京于时局无益,回鄂甚愿,沪上有要事,两三天后即回鄂。日来都下系何情形,鉴园(恭亲王,鉴园是其住地)病如何? 速覆。”

张之洞发给“坐京”们的这封电报,可以间接推导:1.张之洞谋入军机,主线就是刘学询那边的“暗线”;2.北京的局势的确复杂,即便在和刘坤一长谈后,张之洞仍要在上海这个大清国唯一的国际大都市中多探探风。张之洞当然不愿意他的进京之路,被遥远沙市的一泡不合时宜的尿所浇灭,他准备在上海继续观望。其实,如果他真的不想进京被咨询,此时大可立即回湖北去,不必逗留。

但是,他的“坐京”们集体给他回了紧急密电,建议他“既奉旨,祈速回鄂,迟必有谣言。回鄂日期速电奏。事毕速请旨,令来京否? ”显然,“坐京”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张之洞入京的事情大起变化。

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针对张之洞的事件,令“坐京”们如此惊慌,甚至担心“迟必有谣言”?正史中自然不会有如此具体而敏感的资料。

能够作为依据的,一是前文所列的蔡金台私信引的荣禄之语:“南皮(张之洞)公忠可敬,无如常熟(翁同 )一手遮天,两邸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

二是杨锐于8月写给张之洞的一封信,信中明确说:“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则出刚(刚毅)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 ”

这两份信件,都将阻止张之洞入京的黑手,指向了翁同 。

张之洞返回湖北没几天,5月29日恭亲王去世,死前留下遗言,告诫光绪皇帝,认为翁同 祸国殃民。6月11日,中央发布变法诏书,开始了“戊戌变法”。6月15日,翁同 被突然“双开”,送回了常熟老家。这是戊戌年众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之一。一直以来史家对此的解释,都是归因于慈禧为首的“后党”与光绪为首的“帝党”进行权力斗争,慈禧将翁同 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绪的力量。近年更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光绪皇帝本人不满于这位 “居心叵测,并及怙权”的老师,而亲自下旨令老师下岗的。

不久,朝局再度变化,王文韶、裕禄调任军机处,荣禄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京的“坑”被迅速填满了,似乎没有给张之洞这根“大萝卜”留出位置,他也就只好继续扎根湖北。

不过,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证明了张之洞的政治敏感性的确过人。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张之洞在坚持改革实践的同时,及时地写出了一本《劝学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改革的同时要坚持正确的政治领导。这本书令其成功地划清了与康有为等所谓变法派的界限,无论戊戌变法中,还是戊戌政变后,都成为中央力推的干部教育教材。

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提拔了四名年轻的军机章京,组建了一个小型的“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其中,与张之洞关系极为密切的杨锐、刘光第皆在其列,其余2人则是谭嗣同、林旭。这令张之洞得以更为直接快捷地了解到中央的动向。

政变之后,除了戊戌变法中的操切而随意颁布的上百道改革诏令被停止外,一切改革仍在推进。此时,张之洞在京的“明线”,因杨锐被杀而大为受损,但以刘学询、王之春、连仲三为主的“暗线”,依然通过连文冲与荣禄保持极好的互动。

荣禄本来打算在此时再次起用张之洞,但慈禧太后看出了张之洞的书生秉性,拒绝了荣禄的请求。至此,张之洞完全失去了这次进入中央的机会。好在他掌握了一件官场上最为强大的武器——时间,1907年,他最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中央职务——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时,他已经70岁了。

一场军机梦,做了整整十年,这究竟是张之洞很有毅力,还是因为大清官场只有一根独木桥呢?

来源:中国经营网 | 作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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