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香港:寻找新秩序

  ·  2012-07-10

夕阳下的香港美轮美负。维多利亚港的蓝色海面上金光一片,白绿相间的双层渡轮游弋其中,两岸是林立的高楼,像是一个个发亮的玻璃盒子,散乱在墨绿色的矮山前,黑白相间的云层低垂,像是直接压在了矮山与高楼上。

岩石上的城市。一个多世纪以来,旅行者们不断地这样感慨。人们吃惊于它对比强烈的美,更讶异于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曾经是南中国海上散落看渔村的荒岛。被迫割让它的道光皇帝从不知晓它的存在,而获取它的维多利亚女王则认定它是一块不毛之地。

但奇迹却接连不断地发生,尽管它的开端并不美好。先是鸦片生意,然后是奴隶贸易,支持了它最初的发展。他们都是一个衰弱民族的象征,麻痹自己,逃避现实,没有出路,远走他乡。这一切也意味看传统秩序的全面瓦解——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伦理上的和审美上的。

在很多香港历史画册上,你都能看到一幅照片——很多面孔拥挤在一起,额头剃光,脑后的辫子清晰可见,他们都面无表情,对未来一无所知。这张照片摄于19世纪后半叶的香港,图中主角大多数来自福建和广东,要前往美国、澳大利亚或南美。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和热情,除去机器、原料,它还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奴隶贸易的终结更加剧了这种渴求。这股浪潮也正与近代中国内部的困境相重合。战乱匪患、官僚压迫、资源紧张、人口爆增,迫使人们向外寻求生存机会。为此,他们不惜让自己像猪仔一样被买卖。香港是这种劳动力输出的转运站。

这个荒芜的渔岛日渐勃兴。除去鸦片贸易,它也因自由贸易政策和地理位置,变成日渐重要的港口,这个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更为凸显,一个全球贸易体系日益紧密。更重要的是,内地的每次变动,都会把一批人和财富带到此地。一开始,他们以为这是暂居之所,但很快发现这里不仅提供安全,还可

能过上不一样的生活,有各种新奇刺激和赚钱机会,还有自由。即使那些饱读诗书、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知识精英,偶然经过此地也会发出感慨,他们被这些楼房、街道、路灯和书店折服,它们都代表另一种管理社会的方法:富裕,有秩序。中国的变革者们也纷纷到此寻求新的智力刺激。它孕育了中国近代第一份报纸一一由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当康有为在1879年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外国人的高楼大厦、清洁的街道和警察的办事效率都令他吃惊不已,孙中山干脆说自己的革命思想起源于此。

那些从香港转往世界各处的中国人,修建了美国的铁路,开采了澳大利亚的矿山,种植了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却引发了另一种恐慌。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在数量上又太多了,这会让白人们天然紧张。“黄祸”这个词应运而生。它既符合这个种族时代的特性,也勾起了白人世界遥远的焦虑一一几个世纪前的蒙古人,不是轻易荡平了他们的家园与尊严吗?

黄祸歧视把个人屈辱与国家命运结合到一起。他们支持前来募捐的保皇党或革命党,只要他们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让他们享有必要保护,帮他们赢回尊严。

香港是这股情绪的汇聚地。这里的中国人,不管多么安于这个制度,仍有看强烈的身份危机,他们是主要的建设者,却仍是从属地位。他们也把香港看作临时的避难所,只要内地稳定与繁荣,他们随时准备归去。他们中的杰出头脑更期待,小小香港能撬动庞大内地的变革,香港的经验与模式,能为内地的发展提供启示。

……

很长时间以来,香港故事令人鼓舞,却没有那么独特,比起中国沿海的其他港口城市,它远没有上海闪耀,或许比起省城广州,也并无突出之处。

是“英国的谨慎与中国的利益”最终促成了香港在20世纪后半叶的迅速崛起。大批上海的实业家涌入了香港,他们带来了资金与工业人才,大批难民为香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香港也未错过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一大群人加入了制造塑料花与玩具的行列,其中一位就是成为日后香港商界领导人的李嘉诚。香港的自由经济制度,也吸引看大批内地人奋不顾身地游过来寻找新生活。

政府从未在香港的经济增长中扮演过支配性角色。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回忆录里说:“二战刚结束时,香港展开了极端自由市场的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郭伯伟1961年一1971年间任财政司司长,任内经历了1962年的大逃亡潮、1963年的旱灾、1965年的银行挤兑风潮、1967年的暴动、英镑贬值,但他始终抵制住更多的政府干预诱惑。他说:“长远来看,生意人凭看个人判断作出的决定,就算经常出错,其杀伤力肯定要比中央统筹的决策为小;要是私人出了错,这些错误也肯定会比政府的错误更能迅速地纠正过来。”

而1971年一1982年的麦理浩年代,香港则迎来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改变政府体制、十年建屋计划、九年制免费教育、成立廉政公署、发展新市镇、兴建地铁,在一个反殖民浪潮席卷世界的时代,香港为了确保自身的稳定,被迫调整自身,以赢得公众支持。

社会结构正被打破。至少在商业世界,长期居于商界顶端的洋行们——怡和、太古、和黄、会德丰的地位开始受到华人企业家的挑战。包玉刚、李嘉诚在1970年代末成功地崛起成为新的商界领袖,他们打破了英资与华资的力量平衡,成为香港本地力量崛起的符号性人物。

一种香港哲学因此诞生。在经济上,它是自由放任的楷模,鼓励企业家精神;在政治上,它创造了一种“行政吸纳制”——将本地精英纳入殖民统治;而在让会心理上,一种香港意识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为自已的身份自豪,他们声称自己是香港人。

1980年代初是香港面临的另一个转折点,它的前途日益被摆放在议事日程上——英国最终将在1997年撤离,它将回到祖国的怀抱。对香港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如此值得怀念,香港的经济仍高速增长,普通市民投身于房地产的炒卖之中,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有机会参与关于香港未来的争论和草案起草。

一个正在变革的祖国内地总令人鼓舞,除去文化与传统的联结,它还意味看巨大的市场与海洋似的廉价劳动力。至少在经济流行文化上,香港充当了中国变革的催化剂。

……

“借来的主间,借来的时间”,此刻的香港,很少人再提这句话了,至于“香港之死”的判断,则早已变成笑谈。回归15年来,这个城市似乎什么也没变,在城市的外观上,在统计数字上,它甚至变得更富裕,更强大。但倘若你深入其中,你又会发现人们有更多期待。这些期待可以被解释为具体的社会问题,期待贫富差距缩小,期待地产业打破垄断,期待公众与政府增加信任,期待内地和香港更融治。

但倘若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角度,它是香港回归再度正常化不可避免的过程,它像是在漫长冬眠后的释放。政治热情、本土精神、身份寻求、社会运动……这些正常社会的需求在殖民体系中、在移民社会中,都被长久地压抑,如今同时释放出来,并且相互激发。

香港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政策和治理上的,更是价值观和整体秩序上的,而且它正置于祖国内地崛起的背景下。

城市的跌宕起伏显示看世界的命运。香港的独特命运,起源于一个帝国政治秩序的崩溃,而现在它处于另一个历史时刻。

来源:《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更多精彩内容详见BBWC7月13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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