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一百年前,那场没约的架

  ·  2012-07-09

【编者按】2012年7月6日,北京朝阳公园南门附近发生了一起文化人因政治观点不同而通过微博约定的打架事件(其中一方称,他是前去“普法”而被“群殴”的),此事被网民称为“微博约架事件”。而在整整 100年前,北京的文化人之间也有过一场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发生的无约之殴。中国学者杨早为FT中文网撰写此文,记述并分析了百年前那场文人斗殴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两起文人斗殴事件的联系也许仅仅限于时间上的巧合,作者或许无意对两者进行任何实质意义上的类比。

历史有的时候巧得令人发噱。1912年,就在7月6日,还是在北京,文化人打了一场大架,或者说,大打了一些人。

打架全过程

这场架没约,直接上门。这天傍晚六点,一伙人,大概二十来个,跑到《国民公报》馆门口,一开始彬彬有礼,递个名片给门房,说是新闻界同行,想来拜会贵报经理人徐佛苏。

来的人,领头的是《国风日报》白逾桓(同盟会干事)、《民主报》仇亮(同盟会员)、《国光新闻》田桐(同盟会干事),包括了《民主报》、《国光报》、《民意报》、《女学报》、《亚东新报》等七家报纸的工作人员。

门房将他们请了进去,并入内室请徐佛苏出来相见。谁知道甫一相见,来人即“蜂聚痛殴”徐佛苏,紧跟着有人冲进内室,殴打主笔蓝公武(对,就是这位先生首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位议员李国珍(他曾在参议院严厉质问总理唐绍仪比利时借款用途,让唐愣了一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正好也来报馆聊天。一块儿打!

这一顿打得不轻!据说徐佛苏、蓝公武被打得“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内外受伤,咯血不支”。报馆一切机器什物,捣毁一空,直接经济损失达3600余元。《国民公报》从次日起停刊不说,该馆代印的《新纪元报》等几家报纸也一并停印。

打完怎么办

他们打完,并不走散。而是二十几个人簇拥着徐佛苏,前往巡警厅自首。徐佛苏后来说,他们不准徐换外衣,而且“沿途殴打”。

说实话,巡警厅也不太敢惹这帮同盟会的太岁,而且国会未开,法律未订,巡警厅使用的还是前清的法令,未免不太硬气,本来颇想息事宁人。不料同盟会这几位“硬求关押”。于是送医的送医,关押的关押,但当晚两边的人都放了。

打人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7月6日《国民公报》所刊时评,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同盟会方面认为,进步党系的这份报纸,不承认清帝逊位前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只承认民国政府自南北统一始建立。

《国民公报》则辩称“此系主笔沿用东人(日本)名词,作假定政府解,即临时政府意也”。

同盟会七报出发前曾商定,不以同盟会的名义去打《国民公报》,而是“报馆对报馆”。

打人的反响

第二天,双方都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同盟会方面是告《国民公报》“叛逆”,《国民公报》社则告同盟会系“破坏共和”。

7月7日,北京《新纪元报》、《亚细亚日报》、《新中华报》、《京津时报》等20余家非同盟会系统报纸,在城南广和居举行集会,决定联合向大总统提出申诉。

消息通过路透社等外媒传到了伦敦、巴黎,这么大规模的新闻界斗殴,外国同行也十分惊诧。

章太炎直斥打人者为“暴徒”。

副总统黎元洪急电袁世凯,请他严惩田桐等打人者,“使暴任性,俾知儆戒”。

《申报》报道说:“积恨触发,致出此野蛮手段,无法无天,万众悲愤,京师各界无不切齿”。

很多老同盟会员刘揆一、胡瑛等都对这种暴力行为表示不满。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保持沉默。他后来曾经表示:言论自由不是谁都可以享有的,“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

据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很高兴。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刻吩咐秘书处,将每天的报纸分党派进呈,让他可以掌握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状况。

打人之余波

打人事件后,“京中党争骤激,解救甚难”。

天津的同盟会系报纸《国风日报》时常批评袁世凯。《国民公报》事件发生后,北方各军队继起发难,开会集议,对《国风日报》“宜照日前打国民公报例打之”。

《申报》报道:某某声言将以手枪毙亚细亚报总理薛大可。

7月10日,《申报》发表评论称:“曩者政府将行报律,论者犹以为非,今以私人而干涉报界之言论,并以野蛮行为而毁损言论者之身体财产,此真环球万国之所罕闻者也。而不意于吾国首善之地见之,不意于吾国堂堂同盟会干事及新闻记者辈见之。”

再往前,再往后……

打人是同盟会员惯用的伎俩。当年在东京,文字之争是章太炎主持的《民报》VS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线下,只要梁启超等人在什么地方开讲座,同盟会骨干如张继等常常冲去砸场子,一人一根手杖,打得梁门作鸟兽散。

《亚细亚日报》一向被称为政府的御用报纸(跟现在的《环球时报》差不多),在传出北方军人要打《国风日报》的消息后,该报发表评论说:

“国风日报对于大总统种种诬蔑,罪有应得,北方军队义愤勃发,实行保障共和,亦为可嘉。但对于此事,如不满意,可请愿控诉于司法机关,或该管官厅,令其更正,若欲野蛮手段对待,则违背法律甚,非本报所期望于爱国之军人之本意也。”

民国元年,同盟会在舆论记载上,给人留下的就是“骄横跋扈,枉顾法纪”的印象。当时北方学生界的代表如李大钊,也愤愤地指责同盟会自许民国元勋,骄纵之极。他选择支持袁世凯。

九个月后,宋教仁被刺。同盟会不顾全国舆论将宋案依法处理的呼吁,悍然发动“二次革命”。

这次,不少一年多前的同盟者,章太炎、张謇、蔡锷……这些大V都不再站在同盟会一边。没有了上海商会的支持,不可一世的陈其美连上海制造局都打不下来。

二次革命迅速失败。此后,胜败双方都走上了“控制舆论”的不归路。

暴力迷恋之反思

很多人喜欢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中国社会有“大传统”、“小传统”之别。“君子动口不动手”,前提得是“君子”。而小传统中对暴力的迷恋,源远流长,尤其是转型时代,更为凸显。

清末的立宪、革命两条道路,也不妨视为大小传统的分野。主张立宪、赴京请愿、官绅(商)合作,这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之途;联结会党、购买武器、发动起义,这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之路。前者定归主张斗智,后者则天然沾染上暴力的色彩。

武昌首义,同盟会参与不多,真正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光复。陈其美从收买军官、抢夺都督、诛杀陶骏保、刺杀李燮和、暗杀陶成章、抓捕宋汉章,每一行动,无一不充斥着暴力。与之相应的,是北方革命党人的一系列暗杀行动。

自然,不是说非同盟会的人,就一团和气,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山阳的周实、阮式,都是同盟会员而死于当地士绅之手(详情参见我的新书《民国了》)。更往后的还有张振武、王金发。但总的来说,民国肇立,尤其南北统一之后,以共和—进步党为代表的立宪派,基本放弃了暴力手段。

因为清末立宪运动的主旨,就是要建立一种现代政治规则,为了这种政治规则的建立与巩固,对清廷与皇族,他们都可以妥协,何况是一个表面上拥护共和的袁世凯?

民初的“党争”,共和—进步党一系占了上风,因为他们是当时中国唯一经历过议会政治实践的一批人。同盟会员这方面能力比较欠缺,说理说不过,就会油然而起动手的念头。

在以“排满”为号召的革命过程中,暴力被赋予了合法性,因为没有无量鲜血,不可能换得河山易色。但是,如果已经承认了统一政府与议会政治,再动辄使用暴力,就很难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了。

1912 年6月30日,同盟会在万牲园开会,欢迎南方九省来的代表。席间有人放言,“袁大总统为第二拿破仑,袁所最惧者炸弹,吾辈当以炸弹从事”云云。武昌首义元勋邓玉麟其时也在座,他的随员黄祯祥站起来驳斥发言者,大意是吾辈既经公认袁为总统,则对于总统应各尽其拥护之职,若反对总统,即为反对共和,若诸君以一党私见,置大局于不顾,实为民国罪人。

黄这种意见是当时的舆论主流观点。起义虽由革命党人发动,但立宪党人花了很大气力,出资、奔走、游说、让步,才使南北双方在刀兵未动的情形下,共同缔造民国,现在许多同盟会员自恃功高,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别说政治对手不干,不少自己人听着都皱眉。

黄祯祥还提到一个话题,他说“武汉起义时同盟会党人潜伏海外,当时血战者鄂中志士居多,今共和告成,乃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实属无耻”。黄的看法很具代表性,尤其是代表武汉一系的观点。从革命功业,从治国经验,从外交基础,各方面而论,同盟会都未能让人口服心服,我们凭什么要听你们的啊?

总的来说,虽然宋教仁一手改组的国民党在首次大选中获胜,但同盟会的革命暴力气质,与议会政治颇有些格格不入。宋教仁之被刺,究竟是谁指使,史学界尚有很大争议。而孙中山坚持发动二次革命,则可视为“革命的纯粹主义”,失败后跟吴佩孚等人同调,寻求“武力统一”,其实是要将暴力进行到底,重造一个理想的全新民国。

国民党在1927年终于卷土重来,次年以武力方式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在此时,民初辛苦培育的宪政资源已经全然耗尽,北洋政府是同样的暴力崇拜者。北伐的胜利,只是暴力对暴力的胜利。得于斯者失于斯,二十一年后,国民政府同样输掉了暴力战争。

如今的海峡两岸政权,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是1912年创立的那个中华民国的继承者。

中国学者 杨早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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