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许诺与变形

  ·  2012-06-11

导语:俄国革命的悲剧绝不能用过于相信乌托邦、过分执着于理想主义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悲剧与权欲熏心者借乌托邦的外衣来谋私作恶是两回事,前者只是好事做不成,而后者却可以做成任何坏事

“社会主义”的提法和理论并非马克思所创建,从19世纪20年代圣西门、欧文等人提出“社会主义”并进行“小范围生态化”试验以后,人们对它寄予了太多理想主义的想象。社会主义是一个容量很大的概念,世界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但无疑都是人们对美好社会和公正原则的向往。在为它奋斗的人们心目中,它是劳动者的政权,是各民族人们的乐园,它意味着更大的自由,更广泛的民主和自治,更公平的分配原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上层”和“下层”之分,没有上司和下属之分,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294页)。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革命前的理想主义在革命后很快就发生了执政党的实用主义蜕变。别尔嘉耶夫曾经深刻地指出这一点。他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批评,认为其中有很多乌托邦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指出,俄国革命的悲剧绝不能用过于相信乌托邦、过分执着于理想主义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悲剧与权欲熏心者借乌托邦的外衣来谋私作恶是两回事,前者只是好事做不成,而后者却可以做成任何坏事。他说:“从一开始我就察觉到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变态”,就察觉到从平民知识分子这一支系传承下来的所谓“左翼”具有“比40 年代的理想主义更多的利己主义”,列宁“共产主义的帝国因素比社会革命因素更强烈”,它是一种“伪共产主义”。

别尔加耶夫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要以“真共产主义”自居,他其实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是否定的。但是他一再强调的是,马克思与列宁决不是一回事。革命后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招牌下,以清除外患为名的专政大棒落在了本国民众头上,步入正常的宪政轨道已经变得遥不可及。这种“强制社会主义”的落脚点是在强制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上。在统治者的根基不稳、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第一政治动力的情况下,首先被清除的就是那些不通“权变”的理想主义者和乌托邦的虔诚信徒。正如别尔加耶夫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区分开来”,“被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所说的那个样子”。这使我们想到我国流行的“两头真”之说。当年最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革命后(甚至革命中)首先被淘汰,并在炼狱中开始了同样真诚的反思。而革命后得势而且越来越得势的却是那些毫无道德底线的趋炎附势者,他们过去不择手段地谋权,现在则不择手段地谋利,过去谈不上信仰而现在也不知反思为何物。

而革命后的俄国,执政党把人权、多元文化与党国体制的生存对立起来,把自由价值当作国家的心腹大患,认为人的自由就会威胁到合法性不足的执政党,精神层面的“多元”会对政权造成危险。于是就把所有的人当作敌人一样防范,管理、压制、镇压变成为一种常态,对人实行“管、关、杀”,对言论和出版物则实行 “查、封、堵”。1917年10月26日苏维埃政府上台第二天宣布废除死刑,几个月后(1918年6月)就又恢复死刑,而且“刑外杀人”泛滥得更厉害,其残暴远远超过了旧政权。这时当年马克思主义追求的那套自由价值、公民权、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等等所谓理想主义的东西、包括不久前列宁刚刚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图景,都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乌托邦。布尔什维克在合法性不足的状态下,变得越来越不择手段了。

对这一切,列宁其实在掌权前夕的一篇文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178-182页)中已有论断,该文第一次提出党要改名,不要再叫“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了。列宁尤其强调党名中不能用“民主”一词,因为“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已成为遮住人民眼睛的眼罩”,尽管列宁承认“主观上”“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地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为领袖”,但是“客观上”我们的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我们现在虽然有时还在讲 “民主”,可是——列宁直言不讳道:“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可怕的是如今已经弄假成真,“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请注意,列宁在这整段文章里都没有提到“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分类,也没有说他们的民主是假的或虚伪的、我们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或者比他们更民主。列宁在这里提到的民主、真正民主和不成其为民主都不带引号,也没有限定词。他只是明白无误地说:他们(那些“主观上”真诚的理想主义社会民主党人)要的是真正民主,而我们要的是“不成其为民主”的某种东西。他们的要求符合无产阶级的“主观”愿望,但我们则掌握了无产阶级“客观”的未来。哪怕无产阶级“主观上”不喜欢这种未来,但他们反正是“被代表”的,他们的“主观”一钱不值,我们就是可以强奸民意!于是为了打消这种“主观”,党名中一定要去掉“民主”一词。列宁说:民主已经成为我们“‘穿惯了的’、‘可爱的’肮脏衬衫”。“现在已经是丢掉这脏衬衫的时候了”!

过去有人引用列宁的这段话,说列宁是想欺骗无产阶级。其实,列宁的意思恰恰相反:过去我们或许是自欺欺人(为了迎合无产阶级的“主观”而穿起民主 “脏衬衫”,以至于“穿惯了”,“舍不得脱掉”,把自己也给束缚了),现在我们掌权了,已经可以赤裸裸来横的,可以撕掉民主“遮眼罩”,脱掉民主“脏衬衫”,用不着欺骗,也不再顾忌什么了。正是从去掉了“民主衬衫”的那一刻起,“理想主义”就快速地走上了变形过程。列宁说:“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信民主……就是机会主义”(《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478页)。在内战中他多次说,“要无情的行动起来,无需考虑民主。”列宁在这里都没有使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字眼,在他眼里民主就是个坏东西。人们很快就看到,他发动“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首先就是冲着工人和农民来的。

我们可以把革命前的许诺和革命后的“变形”作一个对比:

许诺与变形之一:“政治自由”的消失。

在对待“友党”和同盟者的问题上,“政治自由”的消失已经成为残酷的现实。在俄国政治谱系中,“立宪民主党”属于“自由主义左翼”的政党,无论是十月革命前,还是剧变以后俄国的论著中都没有把它划在“右翼政党”范围内。高尔基说:“立宪民主党团结着我国最有文化的人们,团结着脑力劳动的所有领域的最好的劳动者”,“这些人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却是罗斯在其漫长而畸形的历史上创造的最伟大的群体,这些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头脑和心脏。”革命前列宁提到他们是这样说的:“立宪民主党人在这种‘合法’的基础上反对专制政府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左。”他们“对革命者保持着友好的中立态度,虽然是间接的、但无疑是有帮助的,在紧要关头迫使政府对自己采取的高压政策手段发生了动摇”。自由主义的言行是“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列宁声称, “向新的抗议者——因而也是我们新的同盟者致敬。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我们将尽力使自由派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能够互为补充,……这种互相帮助只应该宽大和加强”。列宁承认就其追求的理念来说,当时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也有很多的“重合之处”。普列汉诺夫说:“自由的事业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着”。

在自由主义政党建立以前,社会民主党大力倡导和推动自由主义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星火报》上刊登自由主义的文章,并帮助自由主义创办《解放》杂志。1903年列宁与米留可夫在伦敦会面协商合作事宜,立宪民主党成立后,十分注意吸取和学习社会民主党的经验,1907年米留可夫化名亚历山德罗夫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二月革命以后,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语言报》对列宁回国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在他们看来,尽管与列宁在革命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在他们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列宁无疑是盟友。《语言报》评论说:“这样一位公认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现在应当活跃在斗争舞台上,不管对他的观点持何种看法,对他返回俄国还是应表示欢迎的”,“拒绝这样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领袖回国是不明智的”。

然而列宁一掌权,1917年11月26日,在第二次农民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就是否镇压立宪民主党问题,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列宁首先提出清除立宪民主党,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政党,是“人民公敌的政党”,必须挖掉这个“资产阶级的毒瘤”,社会革命党对此进行了抗议,最后导致会议分裂,双方不欢而散。已经执掌权力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抛开“碍手碍脚”的“假革命派”自己单独采取行动。1917年11月28日,托洛茨基就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的,“立即逮捕立宪民主党的成员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他说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是白卫军的政治总部,应该把立宪民主党人排除在将要召开的立宪会议之外。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并不过分的开端,我们逮捕了立宪民主党的头头,并命令监视他们在外省的追随者。”

其实,关于清算“资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在布党内起初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布哈林就认为把“非无产阶级党派”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应该推迟到立宪会议召开以后再解决,他以英法历史的先例,建议应在立宪会议中讨论这个议题,卢那察尔斯基主张重新选举立宪会议代表。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多数人坚持立即执行取缔方案。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夕,镇压行动已经开始,立宪民主党全体代表的当选证被取消,两名代表立宪民主党的代表科科什金、盛加廖夫被枪杀在医院里并有部分代表被逮捕,迫使64名立宪民主党的议员不敢出席立宪会议。于是这个曾经与社会主义政党有共同底线、曾经采取了“分开走,一起打”的自由主义左派被第一个赶下了俄国的政治舞台。“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一党制”的提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或许会(通过财产资格制等)排斥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民主”是更“彻底”的民主,它是不会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立宪民主党)的。就算是要排斥他们,要搞“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这社会主义者也不止一党,起码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都算。而就算是只承认社会民主工党“一党”,当时这个党也是包括“多数派”(即俄语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在内的。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是“一个政党中的两个派别”,普通党员、更不用说广大群众“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实际上只是在到1917年10月以后的事了”。在二月革命以后,“由于革命欣快症的作用,把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切力量都联合起来的主张得到广泛的认同。”两派基层组织甚至自行合并与联合办公。

而这时尚未掌权的列宁,也仍然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他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列宁说:“没有各种倾向之间的公开斗争,不向群众介绍党的哪些活动家、党的哪些组织正在采取哪种路线,那是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政党的”。他说:“在我国,不同的政党相继掌过权”,但政权交替时都会产生“相当猛烈的”震荡。“然而如果有罢免权的话,只要一次投票就可以了”;“罢免权”就是“真正的监督权”。列宁讲的“公开性”要比戈尔巴乔夫早了80年,他的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口号是“多一点光,要让党员知道一切”。列宁曾经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

而十月革命后,列宁考虑任何问题的出发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有利于他领导的那个政党掌握政权。他说这种特殊的国家制度,“就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制度”。列宁其实从来不信任任何友党和同盟者,与任何党派结盟都是出自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拒绝与任何人共同执掌政权,分享权力。国内战争的最严酷状态刚刚度过,列宁就决定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大开杀戒。1921年3月份开始大规模镇压。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假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当时布哈林有一句名言:“我们也许有两党制,但两党中一个当权,另一个入狱”。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老牌革命家斯皮里多诺娃1918年在狱中写道:登上权力宝座的布尔什维克立刻翻脸不认人,“革命的最后一丝灵魂消失” 了。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提交给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党不得不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自由”, “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提出了“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政治力量”的任务。这一任务在保卫局的执行下顺利完成。一年以后,由于部分孟什维克的绝食,政府允许十名主要领导人移居国外。国内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统天下了。

很快,“剥夺自由”的行动从党外延伸到党内。有趣的是,最先感到压力的还不是党内的“自由化”人士,而是主张“工人管理”的党内极左派“工人反对派”。1922年,“工人反对派”向共产国际提交了“22人声明”,声明中说,现在工人阶级的政党已经被冒用工人名义的人把持,他们“反对一切敢于坚持自己见解的人,特别是无产者,正在采用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来反对在党内说出自己见解的人”。

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建起一支比沙皇臭名昭著的“第三厅”权力大得多的政治警察队伍,其职责就是镇压政治反对派和社会反抗行为。1917 年12月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由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新机构——‘同反革命分子和暗中对抗分子作斗争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已被废黜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权大无比,可以“没收财产、迫迁、剥夺各种票证、公布人民的敌人名单”。1918年3月,省、州、县各级都相应建立了“特别委员会”,到1918年上半年已有40个省365个县的特别委员会在运转,他们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到逮捕、搜查、征用、充公等各项权力,而且斗争的目标已经从资产阶级转向工人群众。1918年底,为地方特别委员会制度的细则中规定:“特别委员会作为革命危机时刻的斗争机关,担负着在必要时刻取缔或中止行政管理程序中非司法程序的罚款、流放、枪毙等非法处罚行为”。但列宁坚决不同意司法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具有“干涉捷尔任斯基委员会”事务的权力,捷尔任斯基委员会只能向这些机构通报一些“有着极高政治意义的逮捕事件”,而具体工作捷尔任斯基只能向列宁本人负责。

1922年5月,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一封信中说:“依我看,应把枪决(也可代之以驱逐出境)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之类的一切活动,找出适当的措辞,把这些行为同国际资产阶级及其同我们的斗争联系起来。”针对当时正在起草的刑法,列宁写道:“法院不应该取消恐怖手段,答应这样做是自欺欺人,应该原则地、明确地、不掩饰又不夸张地说明恐怖手段的理由,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表述应尽量广泛,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才能提出实际上较为广泛地使用这种手段的条件”。1922年1月31日,列宁在给契卡副主席的信中要求“强调(并尽快)对孟什维克的镇压”。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说,“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者,我们的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7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信交待驱赶非布尔什维克政党活动家的问题,并直接点了一批应该“坚决除掉”和“统统赶出俄国”的人的名单。据不完全统计,契卡至少处死了20万人。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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