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反叛”意味着什么?

  ·  2018-09-04

在杭州某名校呆的时间长了,慢慢发现一条规律:每当高考一发榜,有些平素望子成龙抑或望女成凤的家长们,面对自己孩子不小心应试的阴沟里翻船而名落孙山的严酷事实,竟然大多会一改以往不可一世的腔调调侃,相同度最高的“精神胜利法”大抵为:“宁要快乐的傻子,不要忧郁的天才!”

记忆中,这两句话原是广州购书中心的多年前的畅销书《我平庸我快乐》封面上的雷人之语。书作者周洪通过一位父亲反思女儿成长教育的过程,倡导“人性教育”的理念,提出要让孩子从“天才”教育的重压下逃脱出来。

记忆中,四川曾有一个中学生因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记载她成长轨迹的书《哈佛女孩刘亦婷》一时风靡大江南北。而周先生那本家教读物的走俏,明显是“反叛”彼时“天才”教育一定程度上的的成功。

其实,由“天才”到“平庸”,是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走极端似乎是我华夏的国粹。这我们只要打开电视,看着那宫廷戏的泛滥成灾,过来人就会回想起“文革”中帝王将相剧赶尽杀绝的凄凉。

“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这句曾令多少人人性异化的言语,现在肯定失去了交际的市场。但其逻辑结构仍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张中行先生在世时于《文汇报》撰文对明末名士钱牧斋进行评价,他谈到倘若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既不会投降清人,也不会跟着李自成去滥杀无辜。对此,不是有某文化名人跳出来,指摘行公“走第三条道路”,是汉奸汪精卫,是“曲线救国”吗?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业已成为十年浩劫的笑柄之余,时间与反思过滤或曰改造掉的仅仅是语言这种“思想的外壳”。任何思想,绝不会像人死了装进棺材埋入地下那样简单,那样一了百了的。

极端是一种对立。“辩证法不知道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在对立的东西之间起中介作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如是说。事实上,极端是和现实格格不入的;否则,这个世界就只能开一朵红花抑或黄花。而即便当同一类花儿产生或“淡妆”、或“浓抹”的色彩层次,“死亡”就随之来临了。在思想的地平线上,单调往往是以毁灭为代价的。

如果讲一唯的“非此即彼”是辩证法的死敌,那么宽容便是辩证法的畏友。房龙的《宽容》饱含深情地引用过先哲的话:“为什么我们异教徒与基督邻朋不能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到同样的星辰,并肩走在同一块土地上,住在同一苍天覆盖之下。每个人自己选择寻求最终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的奥妙玄机莫测,通向答案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条。”

不能成为“天才”,强迫是一种误区;能够成为“天才”,放任亦是一种误区。无法成为“天才”而高喊“我平庸我快乐”,更是一种误区:“我平庸我快乐”,难道不能“我天才我快乐”?“平庸”与“天才”之间并没有一道明显的“分水岭”。温斯顿·丘吉尔读书时,一方面在低年级停滞不前,另一方面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麦考利的1200行史诗,并获得了全校的优胜奖;在几乎是全校最后一名的同时,居然又成功地通过军队的征兵考试,结果出人意料,许多名次在先的人都失败了……就是这样一位早年学习不佳的学生,后来成了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两次出任首相,甚至在195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何况,不能做“天才”,未必一定是“平庸”,而这两者毕竟是少数,还有丰富多彩的社会“中坚”生存状态。

权威部门有过统计,自《哈佛女孩刘亦婷》2000年9月首次登入非文学排行榜以来,没有几年,便总共有16本相似的所谓素质教育性质的图书84次冲入每月排行榜的前30名,嗣后,这批图书销售出现了整体下滑的趋势;相反,《我平庸我快乐》《何必上哈佛》等一大批反“天才”教育的书,开始受到青睐。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它提醒我们,“反叛”尽管在教育领域,却意味着极端正试图改变世界或者说社会的多元,一份深深的无奈的背后是辩正与宽容的式微。

我们期望自由自在的快乐,可应警惕一种自由自在的快乐很有可能扼杀了另一或更多种自由自在的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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