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我的中学时代(中)

  ·  2015-05-25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随继父去咸阳打工。

时间已经进入1978年,我在世间已经生长了十五个年头。孤寂的农村生活,培养出少年蓬勃的想象力。目力之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能遇见谁,又将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那时,我无法展望自己的未来,因为不知道有无机会挣脱土地的束缚,走上一条明媚的大道。

这次可谓睁开眼进入城市。

在此之前,五岁时跟随母亲远赴新疆探望生父。母亲期盼他能回心转意,不为了晋级加爵而抛弃我们母子仨(一岁多的妹妹放在家里,由爷爷看着)。我目睹了“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武斗的情景:乌鲁木齐街头,满载绿军装、手持枪棒人马的卡车呼啸而过,尖利的高音喇叭里迸溅出“革命”“捍卫”“刺刀”“斗争”诸如此类的字眼,走在我们前头的一位中年女士被飞过来的一颗手榴弹炸死,肠子流了一地,母亲捂住我的眼睛,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我们搭乘直升机飞往克拉玛依,留在记忆里的有蚂蚁般的运油车,生父冷漠的脸,以及袅袅升腾的烟雾。

母亲还带我去了西安,好像在找二伯倾诉,希望他能劝自己的弟弟改弦更张。从伯父家的玻璃窗望出去,玉米抽出的条条红缨,无声地在雨中飞舞着。汽车,行道树,愁眉不展的人们,城市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其实,我更喜欢仅有一条街的绛帐车站。东来西往的火车,汽笛,白色的蒸汽,铿锵铿锵的摩擦声,窗口上映现的陌生脸孔。这儿连接着远方,给予我无穷的渴望。我在等待出发的那一天,从此越过八百里秦川,进入未知的新天地。在长大的岁月里,这儿是我与世界勾连的地方:将拾得的蓖麻交到扶风县油脂厂,换回一瓶香喷喷的菜油;捉蝎子挖草药卖给药店,领到几张崭新的票子,买一本薄薄的连环画;无所事事的时候,和玩伴从东头走到西头,再回到长着一口大坑的双庙坡口,心里便十分满足了。

继父率领五泉公社建筑队为机务段二级站盖房。每天和工友拉木料,穿梭在浓荫蔽日的街道之间。城市的好,在我眼里除了梧桐、公交车、高楼大厦外,就是一个个生动的裙装少女。裙裾飘飘,微风带来她们淡淡的体香,明媚的脸庞,好听的普通话,……她们当然不会正眼瞧一个瘦弱的农村少年。我知道自己处于毛氏种姓制社会的最底层,连村里好看的女子都够不着,她们以嫁给吃国家饭的城里人为荣。考学是唯一一架通往天堂的梯子,我打工,就是为了攒够学费,从课本里读出自己的前途。行走在大街小巷,阳光烘烤着年轻的皮肤,少年心里却充满莫名的自信。

夏夜,工地附近的西藏民族学院放露天电影。我和工友们赶过去看,一地青春洋溢的男女,银幕上的东西无关紧要了,我要汲取这热力四射的生命能量。我会有那样一个时刻么?心身自由地欢唱、呼吸,舒展自己的枝叶?

秋天,迎着夕阳迈开西行的脚步。母亲送我到村口,眼里有殷切的期盼。我跟着村里几个高年级同伴,背了一布兜馍、一瓶辣酱菜,沿着塬上小路,经周家、香里,来到东西湾崖头。俯瞰塬下,铁路、河渠、田畴、房舍、劳作者历历在目,极目望去,依次是扭动的渭河和沉默的秦岭……我们站在风里喊叫:嗨——嗷嗷——啊啊——咿呀呀……紧着身子,顺陡峭的土路下塬,沿高干渠走到绛帐高中。

校园依塬而建,肃穆严整,在我眼里就是一个集中营。

各科教师之外,班主任、教导员和校长构成一个垂直管制体系。行伍出身的班主任,眉宇间带有一股肃杀之气,令人紧张。教导员和校长都属于官场动物,笑容里露出极深的世故劲儿。也有值得一说的老师,比如瘦高斯文的物理老师,他身上那股洒脱的书生气最让大家着迷;还有美丽的英语老师,一颦一笑都讨人喜欢。

政治、语文、历史、数理化、生物、英语,再加上每周一次的体育。课程里没有美术和音乐。大约做过屈指可数的几次化学、物理实验,除此之外,我们的大脑都是用来装那些概念、公式、定律和规律的。逼仄的空间气氛凝重,每一个进来的学生,都在瞬间被催熟了。

一日三餐几乎吃不到什么,早操后,再上两节课,才能吃到早饭。买一碗玉米碴子,掰开背来的锅盔,就着自带的豆瓣辣子,几口下去了事。午饭就更简单了,买碗面条,上面偶或飘一两块指甲盖大小的肥肉,不吃猪肉的我,还得把它们一一挑出去;清汤寡面,时不时会浮上来一只溺毙的苍蝇。往往到下午三四点钟,肚子就嘀咕起来。晚饭,一碗糊汤一只馍。晚自习结束,巴不得连月亮都想咬一口。

至于宿舍,只是一间容纳春梦的盒子。两层通铺,在光溜溜的木板上铺上被褥,一个挨一个睡下去。一个个躁动的少年,把自己裹紧,生怕泄露了生命的秘密。夜里,左邻右舍常有异动,我假装睡死了,从指头缝打量他们的全套勾当……我在别人的梦话里沉入梦乡。夜半常常被从窗外吹来的尿骚味熏醒,——有人就在墙外小解,尿迹在太阳下白花花地刺眼,校长叱骂也不管用,只好驱使几个清洁工,定期用铁铲削去硬硬的一层。

偶尔,会瞥一眼同班男生油光锃亮的脑瓜,会假装无意间撞见了某个俏丽的女生。

阅读和遐思支撑着贫瘠少年挨过了这乏味、呆板的日子。图书馆能借的书就那么几本,无非是几本皱巴巴的“鲁郭巴老”——鲁迅艰涩难解,郭沫若轻狂飞扬,巴金幼稚煽情,老舍油滑冗长,都很难读出美感来。激活我的是校门两侧阅报栏里的几份报纸:《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它们每天把中国的气息带过来,让我的目光越过关中平原眺望远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一个个地名打开了遐想之门,一个个人物鼓起我前行的勇气。

第二年,继父又在宝鸡机务段包了活。掌管基建的人暗示要好鸡蛋,继父雇人在乡里收了几十箱上好的,雇车送往权贵家。继父坐在驾驶室陪司机说话,我和一亲友随车押送。出扶风,过岐山,在凤翔境内碰上一场猛烈的雷阵雨。我们张开帆布盖住粉白的鸡蛋,但还差一点,我就把身体遮在筐子上面。背湿透了,心里却很快活:保住了鸡蛋,继父就有活干了。

还是盖楼。我负责折钢筋,一天大约要折几百个,胳膊酸胀,一身疲乏,每天的报酬不足六角钱。机务段的人清闲自在,一张报纸一杯茶,好饭好菜,有热水澡洗,他们工资比我高得多,玻璃窗后面那些自得的眼神让我心生向往。

黄昏,沉重的日头一变而为抒情的夕照。独自来到渭河桥边,眺望高楼栉比的市区,谛听隐隐约约的喧闹声,少年心里滋生了些微的希望。

生父当时就在城里。他是文化馆摄影师,在我的想象里,他应该过着体面的日子。我投向热闹处的目光,有那么一缕是寻找他的。

唤醒强烈自我意识的,是《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人生观大讨论”。该杂志在1980年5月号上刊发了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第一次听到有人诘问:人生是什么?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未经思考的人生不是真人生”……在那一刻,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黄继光刘胡兰等英雄人物确立的“革命理想”坍塌了。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我是一个独特的生命,我得过值得过的人生。

考大学时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里面就有“晓”字。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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