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民主体制不在乎“暴民恐惧”

  ·  2012-04-17

巴黎的圣心寺,位于巴黎的制高点——蒙马特高地。该高地周围有点像老北京的天桥,属九流三教荟萃之地。卖唱的,画画儿的,洋杂耍,酗酒者,街混混,“红磨坊”等等都有。一座80米宽80米高的大教堂,突然在此拔地而起,正襟危坐,和周围不很协调。大教堂的颜色日间是一大片丧事状的煞白,晚上是惨白,看着瘮得慌,与巴黎的开朗的色彩格调不协调。圣心寺门前的一尊铜像,是骑马举劍的圣女贞德,也令人感觉怪怪的,就好像在弥勒佛寺门口,不用哼哈二将当门警,而塑一尊立马横刀的花木兰。

也许,设计者要的就是给人一个不协调的感觉。因为,圣心寺不同一般天主教堂,其主要功效不在于弥撒,忏悔,洗礼,圣餐,婚丧典礼,封圣,或加冕,而是镇邪,压邪,去邪。

“邪”,指的是1871年为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

对1871巴黎公社的评价,一直有“正”“邪”两种极端。在中国大陆,人们被教导:“1871巴黎公社是伟大的创举,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型。”但在巴黎圣心寺,巴黎公社被称为是一群恶棍和无赖们的“歇斯底里狂热”。

这很像中国大陆人在1950年代听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的两极评价一样。1951年,太平天国起事一百年,纪念活动上的评价都是“伟大的农民革命”等等;而在长辈人的口中听到的是,“长毛”是无恶不做的强盗,土匪。太平天国之后,在杭嘉湖一带,吓唬小孩的一个习惯用语是,“别闹了,长毛来了!”

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军开始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纪国家当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尽管被杀戮的3–5万人中,大部分是巴黎公社社员。圣心寺所要镇的邪,却是专指巴黎公社社员。巴黎公社被圣心寺认定为极端组织煽动起来的暴民狂热,最终导致暴民自己被屠。1872年,为防类似事件再发,第三共和的国民议会通过禁止极端组织活动的议案。极端组织主要指的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即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的各政治流派。

2010年,第五共和的国民议会再次重申,圣心寺是为巴黎公社社员所犯下罪行消孽。这也是圣心寺如今的说法。

所以,圣心寺,是对“暴民政治”的恐惧。

在西方,“暴民恐惧”,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著有“论物理”,共八卷。现在已经没有人引用了。因为其中的论断,不是已经过时,就是被证明是错误的。

亚里斯多德著有“论政治”八卷,其中之一就是“暴民政治”。

亚里斯多德认为“由优秀者所主持的政府才是最好的”。以此为标准,亚里斯多德考察了古希腊城邦的三种政治体制——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他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政体是好的,都会腐败,变质。但尽管如此,亚里斯多德却认为,三种“腐败政体中,(共和政体)并不算太坏”。共和政体基于宪法和议会,所以,它能与下述“自由,平等”观念相容:“自由,平等的形式之一是,人人均有治理和被治理的机会”。只在共和政体中,(原则上)有可能实现“人人均有治理…… 的机会”。亚里斯多德说“没有理由老是把上等的笛子给出身高贵者,而不给精于笛艺的吹笛者。前者不见得会善加利用”。当然,这里的“人人”和“吹笛者”均是指自由民,不包括奴隶。

世事是动态的,亚里斯多德进一步说“最好的反面乃是最坏的”。君主制走向反面,乃是“暴君统治”;贵族政体走向反面,乃是“寡头政治”。共和政体的反面,则是demagogy——被煽动起来的暴民的统治。

穷人的人数众多,但见识少,缺乏教养,拙于价值判断。如果选举权扩及到穷人,政权可能会由容易被煽动的人主导,难免不走火入魔,那就是demagogy。

“暴民政治”同“暴君政治”和“寡头政治”一样,都是“暴”。“暴君”和“寡头”政体中,“暴君”和“寡头”是施“暴”的源头。而demagogy中的暴,是社会失去理性的主导,走入混乱,失序,冲突,打斗,流血。这就是亚里斯多德的“demagogy恐惧”。

后世许多人重复阐述过亚里斯多德的“暴民忧虑”:宪法和议会不能保证民主政体不堕落为demagogy,普选制更是通向demagogy之路。在西欧,从康德,罗素…..到丘吉尔等有影响的人士,对民主都有不少负面之词。“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民主是较低级的政体”,“民主体制造就公众政治的伪善”,“人民大众的意见很容易会变成魔鬼式的吼叫”等等。最尖锐的评论也许属于尼采,他说,选举制,议会制,就是“使牲口变成主人”。

1871年巴黎公社一人一票选举制,被马克思美誉为高度民主社会的雏形。圣心寺则说,那不是民主社会,而是demagogy,社会中邪了。

Demagogy一字至今没有中译名,虽然它不是个新字。想搜寻中文世界里有关demagogy的文章,无从下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类文章?不对,回想一下就发现,demagogy的论断,不但似曾相识,而且还在课堂里正正经经地学过呢。

五十年代初的北大,“联共(布)党史”也是物理系学生的必修课。当时,苏联还派来一些“联共党史”专家,教授,帮助中国教师(大都来自是历史系或其他人文系科)讲授“联共党史”,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出版的“教程”一书很便宜,在王府井大街的外文书店有卖,两根奶油冰棍的钱就可以买一本。我前后买过三本,一本中文,一本俄文,一本英文。考试也不难,答题切忌创造性。要学会背书。关键语句,最好背得一字不差,即可满分。所以,至今还记得“教程”中的有关语句。

“联共党史”的第一个批判对象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派主张,俄国的进步和改革主要依靠“农民巴黎公社”。

“联共党史”批判说,“虽然农民人数众多,但他们是同最落后的经济形式,即小生产相联系的,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有远大前途……”。这就是说,正宗马克思主义,即“联共党史”断言,农民是劳苦大众中最落后而又无前途的一类。哪能依靠这些人闹革命?

在批判民粹主义的课下盛传,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被苏联来的“联共党史”专家们举例为民粹主义,毛的“依靠农民”路线被认定同俄国民粹派路线一样。在联共(布)专家的口里,毛是民粹派。中国教师当然不会在课堂上说。至于在实际政策上,毛到底是不是“依靠农民”,那是另一回事了。反正联共(布)专家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懂。总之,在答“联共党史”考试题时,要小心,不要用毛氏的语言去答“联共党史”的考题。

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也是个X话。正宗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本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亦即,工人阶级自身也是属于“盲”者,不可能有自觉的先进意识,社会民主主义先进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到工人阶级中进去。

总之,正宗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和农民加起来最多走到工联主义,农会主义,不会自动产生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更不要说共产主义理想了。

这是就是demagogy的第一层意思:工农大众人数虽众多,但他们的知识贫乏,眼光短浅,不足为惧。对建立在私有财产制上的社会制度,没有威胁。

这一层意思同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农民的估计倒是一样。俾斯麦认为,民主普选制对他的统治并无大碍。农民在大事上向来支持教会,国王或者皇帝。普选将会加强右派,而非左派。

Demagogy的第二层意思是:穷人大众容易失去理性(或本来就没有理性),易于被煽动而走入“邪”门。一旦如此,则会成为极可怕的力量。巴黎公社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他的名言是“财产权即盗窃”,它对穷苦大众极具煽动力。一旦穷苦大众认真实行蒲鲁东的名言,剥夺盗窃者的盗窃财物,私有产权社会能不歇斯底里吗?马克思著有“法兰西内战”一书,是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反思。马克思的结论之一是,巴黎公社当局的一个重要失误是,没有及时地没收(剥夺)银行,以致大小有产者的许多私有财产,都及时转移出巴黎了。亦即,巴黎公社执行蒲鲁东的名言,还不够迅速和彻底。

“联共党史”认同这种观点,它说: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把(取消财产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思想“从外面灌输”到工农大众中去。“煽动”即是一种“灌输”。用 “从外面灌输进去”一语形容共产主义力行者与工农大众的关系,是马克思本人首用的。工农大众是可以被灌输的,是应当被灌输的,也是必须被灌输的。“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共产党的宣传部,即为灌输部。

列宁说得更直截了当(忘了出处),他说,俄国革命只要有一百个志同道合的职业革命家就足够了。如果一百个职业革命家能到工农大众里去灌输,宣传,鼓动,就足以煽起巨大的力量,把俄国翻过来。

“联共党史”第六,七章描写的十月革命,大体就是按列宁的路线进行的。在沙皇制下,列宁和他的“一百个”布尔什维克同志,不可能公开地灌输,宣传和鼓动。以致列宁在国外逗留了17年。根据KGB公开的档案,职业革命家们在国外期间都有不错的财源支持,可以寓居于柏林,巴黎,和意大利卡普里岛等地[2]。1917年俄历2月,俄国的民主革命成功,沙皇逊位,代议制(杜马)的临时政府掌权。列宁于4月就回到国内。在民主体制下,“一百个”职业革命家们可以公开地或半公开地到工厂去宣传,灌输和煽动了。结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获得工人大众认同。最终,苏维埃挤垮了杜马,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俄国翻过来了。攻打冬宫并不是十月革命的关键。按“联共党史”,俄历10月25日入夜,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开炮,攻打冬宫开始,到10:45pm就宣告胜利了,大体是一场电影的时间。十月革命成功的关键是布尔什维克对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士兵的灌输取得成功。

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们对农民的灌输并不成功(俾斯麦猜对了)。所以,内战爆发时,多数农民支持白军(主力是士官生)。苏维埃镇压反革命,哪怕他们是农民(最落后的一类),民主政体在俄国再度消失。

把“联共党史”放在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革命历史背景里重新一看,就发现,五十多年前“被灌输”和“自灌输”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一些章节正是在描写demagogy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甚至在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中也能看到蛛丝马迹。

当政者,大都不喜欢扩大民主,更惧怕扩大民主以后可能产生的demagogy。这一点都不奇怪。有一点“奇怪”的是,尽管demagogy的幽灵一直在欧洲游荡,尽管对民主制一直有忧虑和批判,尽管民主政体有负面的历史经验,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西欧各国的民主政体并没有停滞或萎缩,而仍是在发展和扩大。

1880年,法国当局大赦所有1871巴黎公社政治犯和逃亡者。最极端的革命家布朗基(巴黎公社的名誉主席)也被释放。

随后,西欧各国的选举权人数不断增加。选举权的普及程度是对民主政体发展的一个动态的定量度量。

英国:1883年,20岁以上男子选民人数从8%增加到29%。

比利时:1894年,成年男性选民人数从3.9%增加到37.3%。

挪威:1898年,选民人数从16.6%增加到34.8%。

法国,19世纪末,选民人数也已占成年人口的30-40%。

芬兰:1905年,选民普及到76%。并赋予妇女投票权。

奥地利:1907年,实行普选。

意大利:1913年,实行普选。在十九世纪末,意大利还有67%的人口是文盲。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各国的男性公民大体都有了选举权。成年的“男性牲口”都变成主人了。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和土耳其以西的欧洲,无论战败国或战胜国,大都以民主制(宪法,普选制,议会)重组国家。

1871年巴黎公社数万人死于非命之后的数十年里,西欧民主政体有如此的发展。如何解释?

民主体制不再在乎“暴民恐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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