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上海学术界的“猛牛”

  ·  2013-01-26

我想邓正来是倒在战场上的,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战斗。他的病情是在一个多月前发现的。12月22日,他还在主持复旦高研院的论坛,当时还生气勃勃。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当时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自己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得病了,但是感觉他的精神状态就像一个战士一样,活跃在学术战场上。他那天好像意识到什么,晚宴的时候,特别招呼我过去坐在他旁边,大家一起痛饮茅台。

很难想象,一个月前的邓正来还这么生龙活虎,活跃在会场上,一个月以后他就走了。元旦过后,他就住进了医院。当时去探望他,我很少看到一个晚期癌症的病人像他那样的状态,目光炯炯,给我的感觉他就是在战场上,和一个新的敌人搏斗,非常亢奋。住院后的邓正来开微博了,他说要把同癌症的搏斗记录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这种感觉太强烈了,好像他在燃烧。所以我反而有点为他担心,跟他说这个病是持久战,不能一下子就把能量燃尽,要悠着点。但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需要敌人,然后敌人就会激起他的斗志。他这种精神意志力,我没看到过第二个。他在学术上是勇士,在病床上也是勇士。这一点给每个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的化疗击垮了他生命中的免疫系统,最后倒下了,走得这么快,谁都没想到。他是带着勇士的姿态告别人间的。这也吻合了他的一生。

我认识邓正来是在1990年代初,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1980年代的公共思想界非常活跃,那时候有三大山头,金观涛为首的“走向未来”,甘阳为首的“中国与世界”,汤一介、庞朴先生的“中国文化书院”,但是到1990年代初就陷入了沉寂状态。当时大家各自做自己的研究,精神有点涣散,看不到希望。当时的两本杂志我认为非常重要,一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在香港中文大学办的《二十一世纪》,二是邓正来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后者回过头来看,它的作用在当时特殊的年代,是不可替代的,今天来看这本杂志的编委和作者,都是一流的社会科学学者,有些在1980年代就是大佬,有些在1990年代还名不见经传,邓正来有这样一种能力把大家凝聚起来,还在北京组织活动。这本杂志最早讨论的问题,比如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化问题,讨论市民社会的问题,这些都是他最早提出来的。然后老邓还办了《中国书评》,和《二十一世纪》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更多的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和方法,来切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之前多是从人文和科学的角度,缺乏社会科学这一面。邓正来是法学出身,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有相当的自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研究导向对整个中国学术界发展有里程碑式的指标作用。

我记得1993年曾和他有过一次合作。当时我还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华理文化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上海开了一次会,叫“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北京和上海来了一大批学者,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地来讨论和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一次盛会。这次会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老邓是一个真正的帅才,他花了很多的精力,从1990 年代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讨论,把一流的学者凝聚起来。这既是他的能力,也是他的魅力所在。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老邓还有一个优点,一般帅才只是指挥他人,但是老邓恰恰相反,他非常有实干能力,刻苦而实干。大家最敬佩的是他的翻译,他学外语出身,然后研究法学,他的翻译能力非常好,他重译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等一系列著作,布莱克维尔的《政治学百科全书》,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他甚至在去世前还在翻译桑德尔的《金钱不能买什么》。所以他既是帅才,又有实干精神,既能干大事,又能做小事,这在今天是很少见的。首先他的翻译在中国学术史上就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网络上很多年轻的学者说他们都从邓正来的译介中受益一辈子。他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野心很大,1990年代主要在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这个杂志是他一手投钱办起来的。后来到了上海,格局就更大了,想把复旦高研院办成世界一流,所以他就揽了很多事情,同时在办五本杂志,后来几年甚至就睡在办公室了,是没日没夜的工作。因为他早几年就有喉癌,我每次碰到他都会劝他要悠着点,当然这话起不了什么作用。

邓正来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然后去了四川,最后到了北京,就兼具了这三个地方的特性。我觉得他有上海人的细致,做事非常细腻,对人非常关照,也有上海人的精明,做事踏实;他还有四川人的豪爽,讲究义气;最后是北京人的大气象,所以中国南北文化的要素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三教九流都能交往,有学界、政界、商界很多朋友,性格鲜明,在中国学术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后来他离开吉林大学,落户到上海复旦,好像上海学术界来了一头“猛牛”,因为上海的学术界是

比较中庸的,突然来了一个京派学者,给上海带来了一种新风气。他的雄心还不仅仅局限在上海,他更在乎的是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或许有人会说他有一点狂气和霸气,但是上海学术界缺的就是这样的人。去年春他受上海社联委托,讨论上海学术状况,我们一起开会,检讨上海学术的问题。上海文化界在民国时期的辉煌,也是因为全国各路英雄纷纷云集上海,使得上海文化非常多元。在计划经济之后,上海就变成了上海人的上海,非常单一,文化就开始萎缩。这几年上海又回复了新气象,邓正来到复旦是一个标志,他弥补了上海的短处,给上海和复旦带来了新气象、新格局,在海派学术中注入京派的雄浑、犀利、大气。当然他的一些做法有时候也会引起争议,我也曾经多次给建议和忠告,但是不得不承认,从上海的格局来说,缺的正是老邓的这种大刀阔斧、大气势、大场面的风格。老邓走得太早了,我想他走后带来的缺憾是没人能够弥补的。所以从上海和中国学术界来说,是失去了这么一个不可多得的帅才。中国古人有“立功、立德、立言”一说,我想他至少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是立功了,做出了一番大事业。

我最敬佩老邓的,是他平时做学问时和面对死亡的时刻,超强的意志力、永不服输的劲头,和远在凡人之上的坚韧。老邓战斗到最后一刻,是倒在战场上、而不是被担架抬下来的。老邓不愧为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豪杰和英雄。

(由东方早报记者田波澜采访整理)

* 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阅想网立场。 * 转载请注明来源及网址,并署名作者。阅想网感谢您对独立网站的支持,以及对作者版权的尊重。

最新文章

  • 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