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悦:自由的价格,与不自由的代价

  ·  2017-12-17

作者:朱悦

如果要评选一个最能引起经济史学者争论的话题,奴隶制是很有竞争力的。比方说,奴隶制的诞生,究竟是因为劳动力太稀缺,还是劳动力过剩?Domar在经典论文《关于奴隶制和农奴制起因的一个假说》(“Thecausesofslaveryorserfdom:ahy-pothesis.”1970.)中提出:像东欧和开拓早期的北美这样的地方,地多人少,与其付出高工资雇佣劳工,不如建立奴隶制强迫他们做工;Habbakuk等学者在《现代英国经济史》(“Theeco-nomichistoryofmodernBritain.”1958.)中则认为:人多地少的时候,劳动力之间激励的竞争,迫使他们接受非常差的工作条件,有时这个条件甚至包括自由。两种观点截然相反,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奴隶制为何形成,奴隶制为何消失,以及奴隶制在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历史上,奴隶制遍布世界各地。现在,尽管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已立法禁止了奴隶制,但在非洲某些国家,大规模的奴役现象仍然存在。即使在少数发达国家,类似奴隶制的现象也没有完全禁绝。

这篇文章将会分成四个部分:首先,介绍一些经典的、有关奴隶制的理论分析。从激励机制的角度理解奴隶制,可以理解很多关于奴隶制的疑惑;其次,介绍奴隶何以自由,以及奴隶制为何会瓦解;再次,奴隶制的经济影响究竟如何?福格尔当年的研究引起了许多争议,但近年来的新研究,可以带给我们更精确的答案;最后,奴隶制的结束,不代表其彻底消亡。

奴隶制的理论分析

有关奴隶制定义的论著汗牛充栋。不过,在开展经济理论分析时,经济学家通常会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角度来自Barzel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奴隶制的经济分析》(“Aneco-nomicanalysisofslavery.”1977.),他如此区别雇佣和奴隶制:受雇的人能够决定自己劳动多少、消费多少、休息多久,而对于奴隶,做这些决定的都不是本人,而是奴隶主。因此,在雇佣的情况下,个人最大化的是自己的效用;在奴隶制下,雇主也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对奴隶来说,这就是要最大化他的产出,榨出油水。

这一点看起来简单,却可以解释很多令人困惑的事实。福格尔当年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南部种植园的生产率很高。因此,他认为奴隶制这种组织形式“有效”;另一方面,如果看一些基础指标,奴隶过得并不差。哪怕是比起北方的劳工,他们摄入的热量也不少,人均居住面积也不小。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奴隶要纷纷逃亡呢?Lennon在《奴隶的逃脱,价格和1850年逃亡奴隶法案》(“Slavees-cape,prices,andtheFugitiveSlaveActof1850.”2016.)一文中发现,正是因为大批逃亡,才导致北方的奴隶价格,比南方高出了30%以上。

原因在于:这个所谓的“有效”,其实是用奴隶的负效用换来的。巴泽尔文中举了一个例子:同样是吃饭,自由的人也许不会去最大化摄入的热量。除了能量,他们还想着口味、新鲜程度等因素;对奴隶主来说,问题没有这么复杂,只要能有效地供能,让奴隶吃饱肚子好干活就行了。既然决策完全是基于生产,每个人都成了生产机器的螺丝钉,最终出来的生产率高,自然不奇怪。容易测量的产出多了,不易测量的正效用,如美味、闲暇等少了,结果看起来,确实比较“有效”。

第二个角度来自Acemoglu和Wolitzky,在2011年发表的《强制劳动的经济意义》(“Theeconomicsoflaborcoercion.”),将奴隶制看作一种特殊的激励手段:企业雇佣员工,主要手段是提供一份足够优厚的合同,超越员工的“心理防线”;在奴隶制下,尽管奴隶主给的条件也要超越奴隶的“心理防线”,但奴隶主可以通过暴力手段,来改变“心理防线”本身的高低。

文章开头提起的那场争论:是劳动稀缺还是劳动充裕,更容易催生奴隶制?两位学者的分析发现:两点可能都正确!Domar的分析有道理:地多人少的时候,奴隶产出的价值会更高。这时,以暴力激励劳动力多产出,可以提高奴隶主的利润;Habbakuk也有道理:人口众多,劳动力市场竞争激励,“心理防线”低,工作会更卖力。用暴力让奴隶接受合同,显得更加划算。因此,人多人少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以及奴隶逃离奴隶主之后,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待遇。

那么,奴隶制对社会总福利影响如何呢?这一点上,两位学者的答案比Barzel更加笃定:奴隶制永远是无效的。为什么?从他们的角度看,奴隶制的实质是通过暴力,将效用从奴隶手里转移到奴隶主手里。因此,相比于社会最优,奴隶主总是倾向于过度使用暴力——他们得了好处,损失却是奴隶身上的。此外,在奴隶制下,给生产效率比较低的奴隶主干活时,奴隶的效用总是要更高一些。因为,既然通过暴力榨取他们的收益比较小,奴隶主自然会少一些使用暴力。

总之,理论角度看,经济学家并不普遍认为奴隶制更高效。相反,近年的分析,更多得到的是反面的结论。粗糙(尽管营养不错)的饭食、枯燥(自己毫无决定权)的工作、无隐私可言(甚至基本的权利都会受到践踏)的日常生活。统计时,这些负效用不会体现在数字上,而产出的真实成本也因此低估了。让一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去帮另一个人做决定,是没法指望这个决定会让两个人都更好的。

奴隶何以自由、奴隶制何以瓦解

和奴隶相联系的词是什么?贫穷、任人欺辱、手链脚镣,等等。不过,不是所有奴隶都过得如此悲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奴隶内部的不同群体,生活方式常常大相径庭。古希腊银行家手下的奴隶,有机会继承银行;美国南部的奴隶管家,在当地也是颇为体面的人物。有的奴隶可以拥有财产,甚至富甲一方;有的奴隶“表现”不凡,主人甚至要予以赦免。那么,是哪些奴隶,能够最终获得自由?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奴隶制在社会层面的瓦解?

想让奴隶工作,手段无非“大棒”或“胡萝卜”。前一观点的代表是亚当·斯密:“想要让劳工在满足生存所需之外继续工作,手段唯有暴力”;后一观点的代表是色诺芬:“奴隶也有对幸福的期待”。大棒,可以用负效用来指代:辱骂、殴打、分割家庭,等等;胡萝卜,可以是加餐,加钱,还可以是给予自由。那么,奴隶主什么时候会选择大棒,什么时候会选择胡萝卜?

Dari-Mattiaci的《奴隶制和信息》(“Slaveryandinformation.”2013.)一文的回答只有一个词:信息。如果评价工作的指标很简单,比如犁了多少地、摘了多少棉花、晒了多少盐巴,等等,这时胡萝卜和大棒的作用相差不会很大。给正效用,奴隶固然会奴隶;给负效用,奴隶也会出于恐惧而奴隶。可是,如果工作很复杂,比如要管钱、要采购等等,还是正效用更符合奴隶主的利益:哪怕威胁拿鞭子抽,最后工作有多好也不一定能看出来。整天焦虑怕挨打,反而可能办不好事。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同一个种植园,管家和种棉花的,待遇相差那么大。Dari-Mattiaci对此做了不少量化分析。比方说,根据Joshel《古罗马职业铭文研究:职业、身份和合法地位》(Work,identity,andlegalstatusatRome:Astudyoftheoccupationalinscriptions,1992.)一书中整理了1000余古罗马人的职业数据:银行业中自由人的比例是100%,销售业的自由人比例也接近90%;相比之下,建筑业中自由人的比例只有一半,而交通行业更低,不到20%。美国南部的数据也符合这一观点:复杂程度较高的行业,奴隶获释的机会,足足是复杂程度较低的行业的6.5倍。信息的作用很重要。

个体的获释并不意味着奴隶群体的解放。那么,推动奴隶制度整体变革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呢?工作复杂程度的上升,既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一些奴隶,比其他奴隶过得更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部分地区的奴隶制率先瓦解。Ashraf等五位学者今年完成的工作论文《技能资本的并协性与劳动解放的发展》(“Capital-SkillComplementarityandtheEmergenceofLaborEmancipation.”2017.)发现: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境内工业化程度越高的省份,释放奴隶的比重就越高。工业化相对超前的南部省份,释放奴隶的比重常常超过30%,有的甚至达到50%;工业化滞后的东部省份,释奴比例常常不足10%。

工业化的魔力在哪里?技术革命之后,雇主对劳动力更加“挑剔”了:不识数、连简单说明书都读不了的工人,创造不了多少价值。社会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而这又要求这些劳动者去接受教育,积累合适的人力资本。可是,如果奴隶制仍然存在,奴隶积累人力资本的激励就会不足——即使可以拿到更丰厚的报酬,奴隶主也会以暴力夺走,自己享受不到多少好处。因此,随着工业革命推进,保有大量奴隶,已经不再符合资本家——许多也是奴隶主——的利益了。

因此,即使纯粹是出于经济理性,奴隶主也有可能解放奴隶,奴隶制也有可能因此崩溃。职业特点的变化是尤其重要的因素:职业的成果更难以监督、职业对个人的要求提高,都会导致奴隶制显得更加“不合时宜”。许多其它地区的变革,包括俄国和美国,也可以用这一理论解释。不过,奴隶制的结束背后有经济因素,并不代表其他因素不重要:自由意识的觉醒,奴隶自主的反抗,都会发挥作用。即使是背后有经济因素推动的改革,实际进程中也可能发生暴力。

奴隶制的经济影响

奴隶制有什么经济影响?映入我们脑海的第一反应,多半是奴隶主因压榨奴隶获利。确实,不仅是奴隶主,买卖奴隶本身就是一笔很赚钱的生意。无论是Daudin和Inikori在各自的论文对法国和英国的估计,都指出奴隶贸易相当赚钱:利润最高可达50%,远胜普通的贸易,或者投资地产等生意。奴隶贸易把持在少数大商人手中,进入门槛很高,可能是高额利润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

不过,现实的图景比这个还要复杂:除了赚钱,奴隶的诞生和移转,也和风险因素有关。一方面,尤其是古代社会,个人缺乏应对风险的工具。一旦遭灾,常常是既没有可以救济的资金,也没有能用来借钱的抵押品。这时候,唯一能够抵押的,就只剩下了自己。以Naidu和Yuchtman在2013年发表《强制合同:19世纪工业英国的法律和劳动力市场》(“CoerciveContractEn-forcement:LawandtheLaborMar-ketinNineteenthCenturyIndustrialBritain.”2013.)这一研究为例:19世纪初,缺乏保险的工人,常常选择和雇主签订主仆合同,其中的条款常常十分严苛。一旦违反,工人还会被判入狱。

另一方面,奴隶自己,也成为了企业家融资的工具。Kilbourne2014年出版的研究奴隶市场的专著《债务、投资和奴隶:1825-1885路易斯安那州东费利西亚纳教区的信用关系》(Debt,investment,slaves:CreditrelationsinEastFelicianaParish,Louisiana,1825-1885),其中提到:在美国南部,奴隶是贷款人最喜欢的抵押品。借钱的时候,奴隶比土地还好使:土地不容易变现,一般只能拿去抵押;奴隶市场很发达,奴隶可以直接换来现金。Gonzalez、Marshall和Naidu在2017年的研究,用马里兰州的微观数据发现:废奴之前,尽管总人口中奴隶主的比例只有4%,但企业家中奴隶主的比例却有13%。更多的奴隶,对企业融资是明显的优势。

所以,考察奴隶制,风险也是不可或缺的视角。尽管前面提到的研究指的是古代社会,但在个人缺乏避险手段的当代社会,类似的现象也在发生:屡遭旱灾的非洲国家,走投无路的家庭,只能将孩子送进条件恶劣的工厂,条件压根还比不上19世纪的美国南部。如果缺乏作为抵押品的物,即使未来确实有能力获取收入,他也只能抵押自己。因此,穷人才会反对梭伦废除债务奴隶。从这个意义上说,赋予个人其它保障风险的手段,也是瓦解奴隶制的渠道之一。

直到现在,我们谈论的影响都是短期的,但奴隶制的影响绝不止于此。在其全盛时期,奴隶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塑造着社会的结构,影响着个人的观念。定型的社会结构和个人观念,又会影响后续的发展。如果奴隶制在长期仍有着明显的影响,仅仅依靠短期的观察结果下定论,可能会有误导作用:即使奴隶制在短期内真的有效,这也未必能抵消制度的长期效应。幸运的是,量化历史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

Markevich和Zhuravskaya即将刊出的研究《废除农奴制的经济影响:来自俄罗斯帝国的证据》(“Theeco-nomiceffectsoftheabolitionofserfdom:EvidencefromtheRussianEmpire.”),利用沙俄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沙俄提前40年,在1820年时就废除农奴制,到1913年时,沙俄会比实际要富裕50%。也就是说,奴隶制多延续40年,对50年后的经济,还有幅度达到50%的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土地改革的效应并不明显。实际上,土地改革对1913年时,当地的农业生产力还有轻微的负面作用。长期内,奴隶制的存续带来的负面作用是非常大的。

对于输出奴隶的非洲国家,这一点同样成立。Nunn和Puga于2012年发表了《险峻的非洲:来自险恶地形的“护佑”》(“Ruggedness:TheblessingofbadgeographyinAfrica.”),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祸兮,福之所倚”。本来,崎岖地形对经济发展该是不利的因素,但对非洲国家来说,地形崎岖,意味着殖民者难以达到,也难以捕捉奴隶。因为奴隶贸易导致的人口流失和内部纷争减少,对今天的经济还有显著正面作用!按照二位作者的估计,假如一个非洲国家的地形崎岖程度翻2倍,当地今天的GDP会提升超过40%!

长期内,奴隶制也会恶化社会的财富分配格局。Bertocchi和Dimico在2014年发表的《奴隶制、教育和不平等。》(“Slavery,education,andin-equality.”),利用1940-2000年的美国面板数据,得到以下结论:当年的蓄奴州,不仅收入和财富更加不平等,生存在贫困线下的人口也更多。这一长期影响的起因,是奴隶制与种族在教育程度上的分化有关,而教育程度的差距,又可以解释大部分收入方面的差距。奴隶制导致不平等,不平等又会进一步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扩大的今天,这一点再次凸显。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宽阔一些,奴隶制的“遗产”,远远不止于此。仅以量化历史近年来的部分成果为例:当年实施奴隶制的地区,今天当地的信任程度会因此更低,这意味着在社会资本这个维度上的缺失;当年实施奴隶制的地区,今天当地仍有着更多的暴力犯罪。其中渠道十分多样:长期以来的仇视、居高不下的族群不平等、暴力的文化,等等。我们可以说这些因素在经济以外吗?很难,这些因素都和经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评估奴隶制,这些也不可忘却。

结语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无论是奴隶的诞生和奴隶制的兴起,还是奴隶的释放和奴隶制的瓦解,背后都存在相应的经济因素。奴隶制存在的形态十分多样:不是非黑即白,非0即1,而是有着许许多多的“中间形态”。如果当代社会,类似的经济因素再次出现,我们能否确信类似奴隶制的安排不会再次出现?近年来,社会科学各领域都注意到了以下几个事实:各国的平均工作时间在悄然延长,闲暇的时间在不停缩短,工作变得愈发不稳定,而个人在工作中所具备的灵活性也在下降。

如果完全从野蛮、血腥等角度看奴隶制,在许多国家,这个制度确实已远离了大众;但是,如果从激励的角度看奴隶制,其中的许多分析仍然适用。

尽管在可见的将来,类似“鞭子加镣铐”的奴隶制不会再出现,但各种“大棒”类型的激励,完全有可能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人身自由不太可能彻底让渡,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可以逐渐模糊,导致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缺乏掌控;尽管雇主无法完全随心所欲使唤雇员,但日益进步的监督劳动者的技术——可以随时随地接收邮件的手机、确保雇员能够看到的应用,等等——让这一未来的距离不再遥远。尽管这并不必然导向奴隶制,但类似的激励手段可能再次出现。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环境研究所研究助理。文中提到论文名称为暂译。文章有删改。)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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