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政商关系”是中国经济最重大挑战

  ·  2015-07-30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这跟全球格局有关,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是我们的开放,更准确的说是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个罕见的潜能。

中国经济发展的难度在变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冷战,跟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是不来往的,中国这些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空出一块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我们国家GDP人均200美元,翻两番才800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00美元。不仅如此,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是很少的,中国人的收入比人家差了80—100倍。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了,国家富强了,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向发达国家的工人靠拢。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10倍。

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中国人还肯学习,不光是仿照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跳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此外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站在全球舞台来看,两个海平面虽然靠近了,但还有一些潜力,可以再释放10年、20年。

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麻烦了,它们的资本都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很难受。

那么,再往后看5年、10年,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三个“海平面”,我们升上来了,后面还有一个海平面起来了,越南的人工比我们低,印度的工资比我们低,非洲的工资也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搞不好今年中国就是净投资输出国,我们很多资本走了,人留下了,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会严重起来。跟过去15年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度变大了。

中国的发展很快,开始进军有一定技术含量、资本含量的产品领域,中国开始造车造船了,设备也出口了。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可以继续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处,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升到一定的高位,当年中国经济怎么倒逼发达国家的,今天我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压力。

提高空间产能效率,生产潜能会爆发

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提高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密度,用农业文明的空间观来看城市化,就是讲密度,即一平方公里装多少人,能够有效的生活在一起,能够生产多少产出。

美国85%的GDP集中在城市,GDP只占国土面积的3%,而在我国,空间分布非常散,到处都是房子,积聚度不够,这些城市50%的城市化率并不高,百分之十几的人没城镇户口,所以很难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这对他们不公正。

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亿美元GDP,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为4亿—5亿美元,而国内多数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亿人民币。这里隐含着机会。以前,我们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空间观。未来5年、10年、15年,空间摆布好了,一定空间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出来。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未来重大的机会,也是重大的挑战。

提升品质竞争力,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进口,为什么这么猛?这里面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粗看差不多,细看差一截。

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往品质竞争这个方向逼的力量。当然,现在开始有好的苗头,华为和小米的手机品质都非常好,这种企业家开始有了,但是不够多。

华为现在主要收入来自全球,主要利润来自境外,不是靠低价,而是靠品质、靠想法,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的很多产能,其实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过剩的很多东西,是品质不够好的,差那么一点点的,某种程度上真是对不起我们消费者。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不够好,因为我们没有品质意识。德国人做任何东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我们还是悠久的农业文明的特点,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了,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如果这个品质意识提高一点点,不一定是高速度,但是会有很高品质的经济增长,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的问题就重要了。

创新,首先是想法的创新,以“应试”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从现在就开始认真改,会扼杀掉很多天才的想法。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爱丁堡。苏格兰真叫穷山恶水,17世纪之前那个地方很野蛮,就是几个脑袋改变了它,亚当·斯密的老师从爱尔兰,把大陆的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的市长、商人,愿意用一些钱支持思想活动,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当时爱丁堡5万人,整个苏格兰100万人,7.7万平方公里,比我们今天重庆市还要小,但是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在爱丁堡;机器革命、产业革命在爱丁堡;盘尼西林是爱丁堡人发明的,要是没有这项发明,全人类的期望寿命值怎么会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取款机来自爱丁堡;指纹识别来自苏格兰人;大家都爱的高尔夫球也是苏格兰人发明的,听说是放羊的时候发明的。

中国这么大,7.7万平方公里有的是,为什么不能形成“产生想法”的地方,这是更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做好了,我们的人才就没有问题了。

改善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的,我也认为挺好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反腐变成一套体制、一种文化,这很不容易。

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我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是很大的挑战。政府太弱是不行的,怎么来处理纠纷?政府不够强,谁都不听他的,没有政府界定产权、止纷定争,这个市场就垮台。可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你怎么通过一套程序让政府非常强,同时又在轨道上运行,这个问题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很好,两头摆。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让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足,以我的观察,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时间、精力没有放在产品上,没有放在技术上,没有放在市场上,过多的精力放在官场上。问题是,你不放在上头还真不行,你不放,你的对手放,你就要输。这是个“每个人都不想要,但每个人都陷进去”的一场游戏。

十八大以后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能不能往前走一步?有效的政府,同时受监督,有效的权力,同时受制衡,权力在笼子里头,不能放在笼子外头想咬谁咬谁,要有规矩,要有法制,这个问题讲起来很抽象,但跟我们所有的日常的活动息息相关。

中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开出一些“问题”的单子来,我开出的单子就是四个问题:

首先,中国在全球怎么定位?改革开放30年,两个海平面变成了三个海平面、四个海平面,我们怎么定位?如何受其利,防其害?

第二,我们的空间资源、城市化、密度集聚,巨大的潜力。

第三,我们的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背后“支持产品质量的想法”的生产,创新科学。我们有过悠久的古代文明,跟欧洲一样,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我们跟欧洲比缺三个东西,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科学革命,没有近代启蒙运动,然后国家不行了。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最了不得是歌星,不是科学家。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力,没有这个中间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秩序、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空想的。可是,你让政府来,他弱了不管用,强了你管不住。必须要承认,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巨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好好解决,是有可能构造我们的未来的。

(来源:经济金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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