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市场与道德

  ·  2015-01-15

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拥护市场的人没有想过用市场改变人的本性。相反,正因人的本性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也才有了市场经济。

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这一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和找到,也可以反过来说,道德需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

从道德看市场

自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以来,有关市场经济制度优劣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拥护者和批评者之间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市场拥护者主要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证明市场的优越性,把道德制高点留给了市场批评者。结果,给普通人留下的印象是: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但不利于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市场竞争有利于富人和强者,不利于穷人和弱者;追逐利润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导致贪婪和道德堕落。普通人似乎只能在物质主义右派与道德主义左派之间选择。

这样的印象当然是错误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亚瑟·布鲁克斯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坚定捍卫者,他在《通往自由之路》中从社会正义和道德的角度捍卫市场经济。布鲁克斯认为,自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个人幸福来自“获得的成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就是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实现卓越);自由企业制度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让人们各尽所能获得成功,使人活得有尊严;自由企业制度也最有利于人类同情心的彰显。市场经济制度给普通人带来最大的幸福,是人类创造的最道德、最公平的制度。

美国是最市场化的国家,美国也是最慷慨的国家。美国每年的慈善捐款加起来大约3000亿美元,超过芬兰、葡萄牙、秘鲁等国的GDP,其中3/4来自私人捐款,1/4来自公司和私人基金会。70%~80%的美国家庭每年都做慈善捐款,平均捐款额超过1000美元;50%~60%的美国人每年都提供志愿者服务,平均接近50小时。以人均算,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慈善捐款和志愿者服务时间接近美国,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

美国人为什么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慷慨?原因不仅仅是美国人富有。富人确实给出更多的捐款,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的众多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按占收入的比例计,在美国,工作的穷人的捐款比例高于富人和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数据显示,慈善行为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对政府作用的信念高度相关。相信自由市场制度的人比相信大政府主义的人更慷慨,无论用捐款额还是志愿者服务时间衡量都如此。以对收入分配的态度为例,1996年,不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人的平均慈善捐款4倍于持相反观点的人,这一差距与教育水平、收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无关。其他非货币形式的慈善也如此。平均而言,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人提供的志愿者服务远小于持相反观点的人。2002年的调查显示,与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多的人相比,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少的人更不愿意献血,更不愿意为陌生人指路,更不可能返还收银台多找的钱,也更不可能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和金钱的帮助。这些大政府主义者在约会中也更可能不守时间。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原因在于,主张大政府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与自己无关;而相信自由市场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每个人的责任。这表明,大政府主义者更可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缺少亚当·斯密讲的同情心。这一点令人震惊,但真真切切。中国的观察也证明这一点。比如说,茅于轼先生是坚定的市场主义者,但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他也是做慈善活动最早、最多的经济学家。从创立农村小额贷款,到创建富平家政学校,再到创办乐平基金会,无不彰显这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爱心和同情心。他做慈善事业的口号是:赚穷人的钱,帮助穷人赚钱!赚穷人的钱意味着你必须满足穷人的需要,为穷人服务;帮助穷人赚钱意味着帮助他们成功,使穷人脱贫变富。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关于市场经济,学者(包括经济学者)都要保有这样一种认识: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确实,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拥护市场的人没有想过用市场改变人的本性。相反,正因人的本性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也才有了市场经济。市场使人的行为更符合善的要求。

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ed)。我不说人一定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这样看,亚当·斯密也这样看。

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的大小,一是与物理上的距离有关,二是与生理上的距离有关。人因为能设身处地,才会同情他人;因为能将心比心,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可能。看到自己的亲人过世,比看到几千公里外非洲人过世时的同情心肯定要强烈;看到猴子被杀,比看到蚂蚁被杀时的同情心也要强烈。为什么?因为猴子比蚂蚁与人的相似性更大。而你对蚂蚁的同情心,可能比对植物的同情心更强烈,因为动物在形象上、生理上跟人的相似性比起植物来更大。所以同情心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上的。

并且,即使利他主义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为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比为不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多;拔己一毛而利天下的人比比皆是,但舍己一命而救他人的寥寥无几。这些,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都讲到了。

按照我的理解,儒家的一整套伦理体系也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儒家伦理是有等级的,为什么从亲情孝悌扩展到宗族、国家层面?因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不爱其他国家甚于爱自己的祖国?

事实上,关于人性的假设,无论科学的宗教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样。所有的宗教都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什么不同。亚当·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写出《道德情操论》,也不会写出《国富论》。同样,孔子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正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宗教。儒家内部有人性恶、人性善的争论,西方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对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描述也大相径庭。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根本上,他们都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主张都从这个假设展开。

市场的逻辑和宗教的逻辑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任何人要生存都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协助,人类怎样从以自我为中心到达合作和互助?或者说,自利的本性如何能够给他人带来好处,而不是伤害?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都不断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归纳一下,大概两种:第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得到好处。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第二,是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仔细想一下,市场的逻辑其实也是宗教的逻辑,所有宗教都教育人要积德行善,也就是通过利他而实现自己的幸福。比如,老子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佛教主张通过了悟“空性”达到“无我”的境地,以“普度众生”来实现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我要修炼才能达到,不是天生无我,要是天生无我就没必要修炼了,也就没有宗教了。从这方面讲,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的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

我有一次去山西榆次,看到县古衙门有一副对联,大概如此: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

原迹贫门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

论心世上无完人。

什么意思呢?善以心论,恶以行断。一个人是否是孝子,不能看这人给了父母多少钱、盖什么房子、买什么车,如果这样,穷孩子就没办法当孝子了。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恶人,不能看有没有恶的动机,而要看有没有恶的行为。道德伦理规范的是行为,而不是心。这就是宗教和市场逻辑的基本差别。市场不求改变人的心,只求改变人的行为,市场就是你必须通过满足别人的需要来实现你自利的动机。从这个角度讲,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

认为市场的逻辑和宗教伦理对立,是完全错误的。与市场的逻辑真正对立的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逻辑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是善意的。当然,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这两种逻辑是共存的,有些人赚了钱不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了幸福,而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不幸,但这本身不是市场的逻辑。从长远看,在市场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如司马迁所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市场给每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只要你为别人创造价值。健康的市场中谁赚钱最多?就是服务人数最多的人。一个保姆,只能服务一个人或一家人,挣不了多少钱,但是生产iPad或iPhone,就可以服务几千万人,几亿人,赚的钱就多得多。市场就是按照你给别人带来幸福的多少回报你。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的钱就越多;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少,赚的钱就越少,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市场制度是最符合伦理道德的。当然,人们对市场的偏见是有心理学基础的。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我们往往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失败了总怨恨别人;我们常把自己看得比本来高尚,把别人看得比本来卑鄙。赚不到大钱的人,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不是我没本事,而是我道德水平太高,不愿骗人。那些人为什么能赚大钱?心黑!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现实生活中,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贪婪的人最有可能要求别人大公无私,因为他们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忽悠别人以谋取私利。

关于市场和伦理的关系,从古到今还是有好多误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是符合伦理的。但我的观点是,仅仅靠说服人,作用有限,真正做到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如果没有自由竞争,搞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做生意,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而是强盗的逻辑,就无道德伦理可言。像中国的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市场准入是垄断的,利息是政府规定的,你存款时它只付百分之一二的利息,而它贷款时收取百分之五六的利息,这么大的利差,傻瓜都能赚钱。所以说,银行的高利润,相当一部分来自对储户的剥削,而不是它们创造的价值。

微观层面上,每个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每个人都有一双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宏观层面上,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这双看不见的手监督看得见的手一定不能偷偷干坏事。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帮助别人的手,而不是伤害别人的手。如果在宏观层面上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这时候市场就可能无能为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很可能会伤害别人,而不是给别人带来幸福。

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

前文的意思不是否定宗教的、伦理的追求,它们和市场本身是一样的,使人有善的行为,只是宗教和伦理是从人心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市场是从行为上考虑问题,“原迹不原心”。

亚当·斯密认为,在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是什么坏事,并不是恶的行为。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去追求社会利益时还要大,还要好。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他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现实中也确确实实如此。很难说搞计划经济初始的目的有多不好,但看看它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而那些卖瓜子的人,出发点不过是自己赚钱,但他必须做出别人喜欢吃的瓜子才能赚到钱。

其实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他说得很清楚,人们追求快乐幸福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劝说是没用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要顺其自然,政府不要搞那么多的规划,那么多的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所以,我认为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的坚定的主张者、捍卫者。

早司马迁几百年的老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老子承认人们追求幸福的正当性,对政府干预政策对人类幸福的危害有深刻的认知,但他没有理解市场的奥妙,所以他教导人们,追求幸福的办法是节制欲望,清心寡欲。与老子不同,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节制欲望不是追求幸福的最好办法,市场经济可以将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农工商虞,分工合作,“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任其能,竭其力”,财富就像水从高往低流一样,不召自来,不求自出,“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并且认识到,财富是道德的基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一瓶矿泉水是某个品牌企业生产的,但这个矿泉水公司的老板我不认识,员工我也不认识,我为什么能够放心地喝它?就是因为利润制度的作用,你的利己之心,一定要变成利人之行。宗教、伦理,我觉得和市场没有任何矛盾,只是考虑问题角度不一样。

有一点要强调,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比方说,一个东西我说两块卖给你,你说不行,得五块才买,我说五毛就行了,你说不行,得二十块,这个交易绝对成交不了,因为都太为对方考虑了。市场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才能讨价还价,才有利益均衡,如果都是慷慨君子,交易价格反倒没办法确定了。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这一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和找到,也可以反过来说,道德需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因为善的动机既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使你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必须首先满足别人的利益。我这么讲是有依据的。从世界范围看,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更高,更诚实守信。不诚实守信的企业是存在不下去的,很快就会完蛋。相反,哪个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受到政府的干预多,哪个地方坑蒙拐骗就多。

当然我不否认修心很重要,但修心本身也是自我利益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认可。我们希望自己比别人好,希望受人尊重,所以希望有个好名声,但这些本身也是自我中心为基础的需要。人的道德、善心,一定是基于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套用亚当·斯密的话,劝人们行善的最有效方法是告诉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别人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不关心自己,不在乎自己,你怎么打怎么骂我都无所谓,我又何必关心他人呢?

否定市场逻辑让社会变得虚伪

如果社会不注意制度建设,不尊重人权、财产制度,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

过去研究伦理学和研究市场的学者之间误解太多,其实人类的分歧好多都是由误解而来,是无知导致的。在化解分歧和误解上,伦理学者和经济学者应该像亲兄弟,因为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伦理道德和市场的研究在未来应该完全成为统一体。事实上,西方中世纪的时候,经济学不过是伦理学的一部分。我是搞经济学的,从来不否认道德伦理的重要性。制度是大框架,同时人的行为也要道德伦理准则的指导。

由于人是无知的,教育就变得很重要。但教育的目的不是给人灌输什么“大公无私”的教条,而是让人明白事理,不犯傻。因为人类天性上容易把眼前利益看得更重,教育就是让人们更懂得自己的长远利益之所在,不要为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就像我经常给企业界讲的,什么是企业?一个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什么?是你的声誉,是名声。要让一个人看得远一点,需要有好的制度,还需要好的理论研究创造好的观念。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是在哪里?不仅仅是抑制了青年人的创造性,消灭了他们的好奇心,最大的失败是使人变得虚伪,说假话不再脸红!西方没有一个企业贴标语说要诚实守信,不用贴,这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市场。丢掉了市场的逻辑,丢掉了基本的市场规则,只能用虚无缥缈的说教,最后就是言行不一。而言行不一,正是最大的不道德。

(本文节选自张维迎最新代表作《市场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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