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平:中国发展陷阱

  ·  2014-12-24

作者:黄小平

1978-2013年,中国的发展世界瞩目,一大批中国富人批发,城市在地产高速发展的海洋中熠熠生辉,高楼林立,制造业在高速发展的工业化的背景下产能膨胀,政府在人民币制造中推进世界上最大的造路运动,高铁、高速、地铁大跃进,农民进城,赤脚上楼,城市化高歌猛进,世界在中国低端制造的冲击下假货泛滥,一片愕然,中国人也在自己的假货与财富的追逐中陷入发展的可怕陷阱,环境、资源、精神、文化的瓶颈等发展陷阱,资源陷阱、环境陷阱、文化陷阱、制度陷阱、货币陷阱、教育陷阱—等全方位的陷阱。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再工业化”

“再工业化” 浪潮初露端倪,欧盟生病、日元大贬值,针对中国发展的国际陷阱悄然形成。

正当中国为自己一路高歌猛进的发展模式欢呼雀跃的时候,2008年,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在大洋彼岸向世界蔓延,本次金融危机,美国地产泡沫破裂,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世界的大宗商品泡沫破裂,为世界提供低端消费的中国代工、订单消费的下游制造业也被一扫而光,秋风扫落叶,中国沿海数千万农民工卷铺盖回家,欧洲几个躺在欧元温暖环抱的国家也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债务问题暴露无遗,最终演变为一场席卷欧洲乃至世界的国家债务危机,本次危机迄今为止已经为期5年,中国制造业辉煌不再,欧洲大部分国家至今深陷泥潭,只有美国-危机的发源地开始重振雄风,经济发展开始呈现出良性的、实体经济带动消费、地产复苏、“页岩气革命”(新能源革命)带动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的可喜势头。

本轮危机,美国轻伤、欧洲重伤,中国遍体鳞伤基本显露无遗。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中国20年以来良好的制造业世界竞争力优势正在丧失,在“页岩气革命”带来的世界制造业格局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中国是这个世界格局改变中最大的牺牲者。

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为自己产业转型赢得了时间与空间,世界大量资金回流美国避险,美元资产成为世界避险港湾,大量美元的回归美国为新产业的培育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为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培育提供了资金支持。美国世界货币的产业培育优势、科技技术产业化的货币生成机制再次完美演绎,美元又一次上演世界货币与科学技术完美结合的经典案例,这一无与伦比的世界货币优势是任何国家无法复制的。美国财富的先进文化生成机制、先进文化的创新机制又一次助推美国文化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之上。在“页岩气革命”助推下,美国经济率先走出了本次经济危机的阴影,稳步引领世界的下一轮经济周期高潮的到来。从最近2013年5月美国公布的一系列靓丽经济数据,可以看出,除失业率(7.6%)还处于危机线之上,其余如非农数据大幅度改善,消费者购买力信心指数、居民存款都创出了历史新高,房地产销售、居民购房指数底部强劲回升,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制造业大幅度增长,实体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传统制造业在“页岩气革命”带领下、美国本土开始呈现出以成本比较优势而吸引了众多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的可喜势头,这个新型的产业发展动态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这是美国由于“信息技术革命”而引发的制造业空心化而导致竞争力下降多年以后,美国本土出现一个非常显著的“再工业化浪潮”,这个新的产业革命浪潮的出现,将极大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节能、环保、低碳等符合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理念的人性化的新型制造业在世界呼之欲出,美国、日本、德国将是这一新型产业的代表力量。率先引领世界这场“再工业化浪潮”的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受益国。

未来美国与世界经济主要经济力量的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还将进一步巩固。在“美国再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资金流入美国本土,美国股票市场在资金的培育下一路高歌猛进,连创历史新高,出现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繁荣景象。美元进一步走强,黄金、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开始走向漫漫熊途,而处于大宗商品资产关联度最高的“金砖五国”将是本轮经济周期调整幅度最大的几个国家,“金砖五国”即将沉沦,由黄金发展周期转变为长期失去的反发展周期,中国必将是其中调整幅度最大、产业链转型最艰难的国家,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发展陷阱。中国学术界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流行的“美国经济衰退论”以及“美国国力衰退论”者的学术谎言已经破产。

“页岩气革命”与“再工业化浪潮”中,中国制造业面临世界制造业巨大世界格局的改变——中国的比较优势不复存。主要原因是:

第一,制造业成本因素的巨大改变。能源价格发生巨大的改变,美国现在生产天然气价格只是现在世界上常规天然气价格的3-4分之一,随着“页岩气革命的推进”这个价格还在下降,能源成本的大幅度下降,长期受制于能源价格高企的几个高端制造业大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存在着大规模回流本土的倾向,美国正在出现美国制造业回流本土的浪潮,德国回流欧洲本土,日本的制造业开始回流日本本土的倾向,制造业回流本土也是解决美德日源于信息技术发展出现了实体经济空心化而导致的就业危机,制造业回流本土,是几个大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一个共识,解决本国的就业压力,“页岩气革命”为世界制造业世界格局重新分布提供了一个机遇,中国制造业面临大规模流出中国本土的尴尬局面。

第二,“页岩气革命”极大的影响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石油、煤炭、矿石等价格面临40多年以来高位调整的逆转,几个世界大国联手打压资源价格将成为共识,而美元、欧元、日元是世界资源价格主要定价货币。未来,美元、欧元、日元联手打压资源价格肯定成为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世界现象。中国、俄罗斯、巴西、产油国面临产业结构与转型的巨大压力。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产业链与资源的关联度太大,资源开采、煤炭、煤化工产业链、有色金属产业链、物流产业链、家用电器制造几乎都是围绕资源来布局的,而且主要是几个效率低下的巨无霸国有企业,中国“两桶油”、中国煤炭与煤化工产业链、中国有色金属冶炼、远洋与运输产业、铁路与物流、高速公路产业链以及与此相关的基础建设产业链。一旦中国这几个大型国企面临效益下滑以及生存危机,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础将面临崩溃与重新洗牌。

第三,做空中国与做空资源价格是一致的,大宗商品价格40多年以来形成的高位的泡沫与美元价格40多年以来低位运行的多头力量,日元、欧元货币的强力配合,在资源价格周期性下跌的压力下,中国一系列资源价格紧密型的产业链条必然断链,煤炭以及煤化工产业链、有色金属产业链、石油以及石油化工产业链、运输与物流产业链都面临生死的考验。“做空中国”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副真实而严酷的图景。

第四,中国制造业本来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低端的、下游领域,产品缺乏定价权、知产产权保护体系混乱,产品设计标准、物流体系严重滞后、主要只是为发达国国家跨国企业提供订单生产,市场利润被发达国家严重掠夺,代工模式使得中国制造难以实现向“中国创造”转型,2011年中国制造业实现的产值为28万亿人民币,美国2011年实现制造业产值为41万亿人民币,已经大幅度超越中国,重新取代中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第一大国。根据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研究,“国内制造业一直面临困境,即使不出现金融海啸,制造业危机也会出现,不能把制造业危机原因简单归纳为金融海啸。他认为导致制造业危机的原因有多个:一是高税费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二是加息以及频繁的提高准备金率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三是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四是人民币的升值给企业带来了压力。“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持续恶化。”郎咸平说,”美国对中国开打的贸易大战、汇率大战、成本大战等,正在逐步击溃中国出口制造业,光伏产业、风能产业等全线溃败。制造业危机导致部分企业家转身炒楼、炒股、买奢侈品、买古董,从而造成中国经济火爆的现象,将泡沫越吹越大。美国2015年的制造业成本将低于中国,中国长期以来的所谓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第五,中国随着人民币“内贬外升”,国内制造业人工成本开始大幅度上涨,最近三年,中国国内的制造业人工成本(劳动力工资)每年的上涨幅度为20%以上,已经高出墨西哥工人工资的50%以上,中国代工、发达国家的订单开始向墨西哥、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转移。而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上升已经完全吞噬了中国制造的利润。中国制造业面临大幅度萎缩的窘境,“珠三角”、“长三角”的世界制造业基地的民营企业出现大规模外迁、弃产、倒闭以及转行,出现民营企业放弃实业而走投机化的“高利贷”、房地产以及出国避险移民转移资产的道路。国内高昂的税费、行政干预与腐败体制、市场饱和以及日益恶化的环境、资源枯竭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恶化程度,中国制造业面临全方位的经营恶化与发展陷阱,而日益暴利化的房地产经济完全几乎扼杀了中国其他实业发展的底线,房地产暴利化与实体经济的恶化使得中国经济彻底的走入投机与金融炒作的泡沫化模式。

欧洲部分国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为自己高福利与劳动力效率持续下滑、竞争力下降交出了巨额的学费,未来重振南部欧洲的劳动效率,科学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南部欧洲未来的重点课题。但是欧洲有德国高端制造业产业链的支撑,整个欧洲有良好市场环境的制度性支持,南欧各国的转型也只是市场文化的重造,市场机制与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也将逼迫南欧国家进行转型。南欧问题只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解决与处理的难度不大,需要的只是时间与空间,在国际与国内的压力下,在欧元贬值的预期下,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地欧盟,欧盟长期的经济低迷给中国出口蒙巨大的阴影。 在欧洲的经济版图中,德国将一枝独秀,德国统一的红利与欧元贬值、世界高端制造业的产业优势与未来世界“再工业化”发展方向一致,德国实体经济的在中国制造业退出欧洲的舞台的历史背景下,面临更大的市场份额,“再工业化浪潮”对于德国高端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在“再工业化浪潮”、美元走强、安倍政权启动日元贬值(近几个月贬值幅度与美元、人民币达到30%以上)多重内外的作用下,日本经济呈现出强劲的20年以来底部复苏的强劲势头,日本本轮的经济底部复苏动态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是继美国“页岩气革命”之后世界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重大格局的变化,日本经济重新崛起的势头开始明朗化,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空间将受到巨大挤压。日本本轮经济底部崛起得益于新首相安倍提出的安倍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如下:

安倍政府近日推出的“日本未来5年至10年的经济振兴政策”被称为第二轮经济振兴政策。第一轮发生在2013年4月份,安倍发表了旨在有利于年轻人就业和妇女参加工作的经济振兴政策。

如果说,第一轮经济振兴政策的指向性还不明显。那么,第二轮政策的指向性已经显露无余。目标就是中国。

此轮经济振兴政策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是促进投资政策;第二是扩大出口战略;第三是发展农业政策;第四是改革教育政策;第五是推动文化产品出口政策。

据计划,日本政府将今后3年确定为“集中投资促进期”,积极鼓励民间企业进行以技术开发为中心的投资活动。

为此,日本政府将引进租赁制度,向积极投资和技术开发的企业提供低息设备租赁,以减轻企业的设备投资成本。政府还将针对技术开发投资企业实施“放宽限制”的政策,促进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问世。

日本政府制定了促进投资的长期目标,将目前每年63万亿日元的民间投资提高到2016年的70万亿日元。

这是一项带有杠杆性质的投资促进计划,日本到底采用怎样的方式从事设备租赁业务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着实是一项好计划,表面上看,三年之间从63万亿日元扩张到70万亿元日元不是一个大数,但如果新增的投资都是依靠租赁,那将为日本实际经济产出带来巨大增长。

在出口方向,日本政府今后将积极推动社会基础设施(智能电网、交通网路建立和管理、高速信息化等)的出口,向全球推广日本先进的社会基础设施开发技术和设备,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以满足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社会基础设施越来越大的需求。日本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社会基础设施出口额从目前10万亿日元扩大到30万亿日元。

这也是一项十分聪明的做法。因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大量采用日本技术,那终端设施、包括消费品就很难摆脱对日本产品的依赖。所以,日本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战术是从上游开始的,然后通吃下游。

这样的投资和出口领域不是中国的热切期待吗?但是,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与日递减,而日本在日元大幅贬值的支撑下却与日递增。

更关键的是,中国国内企业经营环境越来越差,而日本企业的经营环境却在迅速改善。再看看日本的农业政策。日本政府将成立农林水产和地区活力创造本部,制定和推行综合农业政策。

其目标是大幅提高农业用地的集约化和效率化,放宽法人企业参与农业生产和加工的限制,积极开发高附加价值的农产品,并努力扩大农产品出口,使日本的农业从“防守型农业”向“进攻型农业”转变。日本政府将使日本农产品出口从目前的4500亿日元扩大到2020年1万亿日元。

如此一个土地资源小国,居然敢提农产品出口,而且鼓励出口。说明,日本农业已经从满足自己,发展到特殊为先。

日本人十分明白,日本的耕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必须依赖进口,所以与其低收益地种植传统粮食,不如发展高效农业,为农民创造高额的收益,改善其消费能力。

再有就是“日本将加快高校教育的国际化步伐,大量引进国际教育人才,提高英语教学质量,争取日本10所高校能进入全球100所名校之列”。 这是日本在为自己储备人才,储备独立技术。这方面,日本因其技术过度依赖美国而吃过大亏,现在它们开始注意了。“吃着碗里的、看着盘里的”大力扶持技术人才。包括文化产业,日本经济振兴的主导方向全部都是实体产业,而并未像过去那样关注金融。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回归,是“安倍经济学”的典型特质。

据计划:日本将积极拓展独特的文化产品开发能力和出口潜力,今后将以动漫和音像产品为中心,向全球出口反映日本文化特色的产品。

为此,日本政府将与民间组织合作成立酷日本推进机构,重点扶持有创意的文化产品,目标是5年内使日本文化产品出口额从目前的63亿日元扩大到163亿日元。  日本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与输出,却有得天独厚的根基,那就是特点鲜明的日本民族文化的特质,这一点中国有很大差距。

总体评价,日本的经济振兴政策简陋而明确,针对性十分明显:就是你中国想干什么,我就要干什么,而且要比你干得出色。

据彭博社20135年5月16日报道,日本近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日本2013年第一季GDP增长年率为3.5%,远高于预估,日本股市也是一路蹿红,日经指数上涨了近45%,居民消费率更呈强势增长之势。 这是日本久违了的“好消息”,也是近段时期以来世界各国都陷入各自“问题”而一筹莫展之时,格外突出的好成绩。被指吃“冷战红利”长大的日本经济,冷战结束后沉入了“失去十年”和“再失去十年”的经济停滞,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日本经济再受打击,经济总量萎缩3%。几乎看不到曙光的日本经济,缘何当下突然大放异彩?答案在“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并不是学术概念,而是指与执政力密切相关的经济新政策,是领袖人物把观念中的经济学,经过其强有力的执行力与动员力,落实成政府内阁的具体政策。与之可以媲美的,如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英国。

安倍目前享有高达70%以上的民意支持率,这与法国奥朗德13%和美国总统奥巴马50%相比,几乎就是奇迹。安倍在国内操弄民粹,对外表示强硬,一定程度上就是为推行其“安倍经济学”创造良好的环境。在他注意到人们已经从怀疑到确认“安倍经济学”之后,他也开始收敛一些迎合右翼的民粹论调。

我们也可以从人事结构及变动上看出安倍这届内阁的“执政力”。日本派阀政治积重难返,民主党小泽派内斗,严重削弱了来之不易的执政机会的持久能力。自民党内的麻生派,是安倍派所不敢轻视的一支力量,安倍不但给麻生委以副首相之位,甚至把“财相”这样显赫的内阁部长之职一并交给了麻生。这使安倍可以对不称职或不满意的官员能快速变动,以利于政策的雷厉风行,如安倍果断撤换了作风传统保守的日央行总裁。

安倍经济学这么短时就见显着成效,又一次让人们看到改革与执行力之间的天然关系。改革的推动,有时不仅仅只在于意愿,也不在于改革的设计看上去是不是很美,而是在于有没有创设适合于把意愿落实的环境,更在于推动新政策的执行力与动员力。日本经济发展模式长期坚持节能、环保、低碳、可持续的理念与人类社会发展目标一致,尽管经过20年的低迷,但是其扎实的、高效的管理水平一脉相承,强大的资金实力仍然保存,特别日本大和民族务实、合作、严谨、勤劳的民族精神的魅力,在经过认真反思自己“失去的20年”后日本时代更加值得期待,高度看好未来的后“日本模式”。 安倍晋三政权推出的“安倍经济学”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

第一,美元处于历史性的上升周期是日元未来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贬值周期,安倍政权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

第二,日本经济处于长期的通货紧缩是过去弱势美元长期打压的结果,而且,资源价格的暴涨严重推高了日本资源依赖型产业结构(制造业)的成本。使得日本制造业的价格优势荡然无存。

第三,中国与印度等人口红利优势,生产要素的廉价竞争与市场化优势,中国市场化、城市化带来的市场空间巨大释放、挤压了日本制造业的世界市场,日本20年长期低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随着以上中国制造业优势的逐步消失,日本的低耗、环保、低炭、高效的集约化的发展模式必然重新恢复其活力,在制造业成本下降、日元贬值、低耗、环保、低炭、高效集约化的发展背景下,日本经济的恢复性上涨、活力重现是必然的趋势。

第四,顺应了世界“围堵中国”这个世界规则的破坏者、自然资源浪费者、环境污染者、不可持续发展者、道德与文化底线的破坏者、世界正常价值观念的异化者、资产高度泡沫化国家的世界潮流。是遏制“中国威胁”的现实选择。

第五,通货紧缩是日本20年经济低迷的结症,“反通缩”是安倍政权的政策核心,安倍经济学终于找到了一把解开了日本经济振兴的钥匙,出现了国内日本各派政治力量强力支持与民意高度认同的局面。“中日纷争”也使得日本获得了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与呼应,与国际上“围堵中国”潮流相互配合,日本获得了天时、地利、人和全方位的发展机遇。

“中日纷争”“南海危机”、“朝鲜核问题”“中印领土纷争”、“中国危险论”使得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与外交处于历史上最艰难的困境,中国发展的陷阱是现阶段中国问题的真实解读。

在“页岩气革命”、美元升值、欧元区经济前景暗淡、日本安倍政权推出重量级日元宽松政策、人民币对外虚假升值对内大幅度贬值以及中国制造业成本飙升的重压下,中国制造业面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外部压力,特别是低效率、未充分市场化的、低成本的、享受垄断地位的制造业领域的国企在中国红利消失后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备国际优势的制造业—中国的实体经济未来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性抉择。中国的发展陷入国际力量的包围圈,中国发展的国际陷阱已经形成。

二、自身发展模式的内部陷阱

政府主导(权力主导)的发展模式运行出现了体制性阻碍,市场化与权力化、法治与人治、自由与垄断、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在各个领域内爆发,官民冲突、财富分配矛盾集中爆发,社会利益固化,权贵官僚阶层在中国社会形成。

生产过程的、流动领域的垄断化,分配领域的权力化、消费领域的奢侈化与腐朽化异化为社会的主流与时尚,出现了改革的停止与倒退的社会逆流,部分核心领域的社会改革回避,权力维稳成本高企。

政治治理结构中司法独立严重缺失,权力制约失衡,人治高于法治,宪法沦落为权力的奴婢。政党化倾向强化,与邓小平时代提出的“党政分离”政改目标相去甚远。

思想领域,害怕普世价值观念的传播,舆论控制限制思想自由、新闻自由,操控舆论工具,全面控制社会舆论。甚至挥舞民族主义的大棒,激化民族矛盾,国家矛盾。压制市场文化、自由主义文化的传播。

经济运行过程中,采取掠夺式的地产金融化的财富剥夺机制,资产证券化的残酷财富剥削机制,与民争利,掏空普通民众的钱袋子,推行一系列社会福利领域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原始的、推卸政府基本责任的极端改革措施,加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制造人为的社会不平等,加速社会民众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

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权力监督的缺失,制度性腐败、社会性腐败贯穿于中国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的所有环节,社会演变为围绕权力运行与争夺的政治斗争与阴谋的超级悲喜剧。政治利益的再分配在全中国上演,“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等“重庆闹剧”在中国不断重复,只是规格与影响的不同程度而已。

在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内部陷阱中 ,有几点是需要高度关注的焦点。

1.政治改革如何进行的问题,是否维持现有政权结构,还是推倒重来?事实证明,现有政治模式只会使得中国的问题激化与矛盾加深,腐败无法在政治利益共同体中根除,美国式的民主与法治、西方文明中政治治理结构是否适应中国?而且台湾的中国人已经成功运行了4届,政党轮换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存在相克的问题。民主与法制是世界政治发展的规律基本得到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认同。中国现有的所有矛盾产生的根源与此相关。社会治理比经济发展的更加重要,是经济成果的制度保证,而且与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紧密相联,与人民幸福与安全感结合在一起。政治改革是无法逾越一个发展瓶颈,是解决中国发展陷阱的一个核心环节。“经济中心论”思想必须重新反思。

2.文化价值观念的重建问题。中国自从1840年以来,儒家封建文化传统与西方市场文化激烈冲突,晚清名臣李鸿章是预言中国面临3000之巨变的政治家,但是满清错过了机会,中华民国的蒋介石也错失了机会,邓小平的改革也错失了机会,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难道再在这个问题上错失良机吗?与中国连衣带水的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以一场政府主导的“脱亚入欧”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方欧美的制度性的文化优势保证了资源严重缺乏的日本实现了赶超式发展,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对待欧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怀疑论中徘徊与忧虑,中国也错失了一次次现代社会的重建机会,文化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现代欧美文化的源头是“社会契约论”,民本主义的人权保护机制与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的宪政机制是其理论基础,私有财产是市场自由化的根基,公有制解决不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公有制产权结构解决不了市场主体、客体与市场中介和谐运行的问题,腐败问题其实质是市场运行的结构性、根源性矛盾,是人类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产权属性混乱的表现形式。在一个产权归属不明晰生产体系中,责任、权利、利益必然是混乱的,各种社会腐败必然产生。而且,公有制产权结构必然导致权力对个体利益的剥夺的合法化,进而演变为的社会暴力的合法化。中国现在正处于公共权力对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合法财富疯狂的剥夺阶段。“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自愿拆迁,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等论调完全揭开了中国公有制暴力合法化的“皇帝的新装”。

中国公有制产权体系与当今世界私有制的世界文化潮流也格格不入,不计成本的发展模式,一窝蜂式的产业布局方式,资本与权力结合的腐败的利益剥夺机制,不计较资源与环境代价的GDP至上的政绩追求导向,无法实现经济的集约化、产业的成功转型、升级换代,破坏式的、掠夺式的发展模式是公有制产权最后的宿命。不尊重经济规律与泡沫化是必然归宿。认为政府无所不能的所谓产业发展规划往往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高而大的发展目标往往成为无法实现的“画饼”,“太阳能产能过剩”“风能产能过剩”等过剩产能无一不是产业规划的产物,当下的中国就处于这种发展模式的最后阶段,处于泡沫破裂的前夜。

2013年5月11日,在出席《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时,83岁的吴敬琏谈到:“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许多旧体制、旧思想和旧路线残余仍将继续成为改革的阻碍”。这位中国改革的全程参与者和推动者提醒国人:改革仍在过大关。

何谓大关?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大考验。过得了这个关口,中国就将走出“历史三峡”,涅槃重生;过不了,追求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新民新国之梦,就可能还会遭遇重大挫折。

邓小平曾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种“结果主义”的标准,简单易行,值得进一步分析。

诉诸常理常情,对正当致富的人,有人即便眼红,也大致可以接受,甚而奋起直追。市场经济的妙处,恰在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穷孩子也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超越富者。合法创业,如马云通过“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而成为富人,恰是繁荣经济、减少贫富差距的枢机所在,是明明白白的先富带动后富。对最弱势者,尽可通过税收法定的二次分配与社会慈善加以救济。

如吴敬琏所说,当前真正的危险在于“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权力造富”恰恰是反市场经济的,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核心机制。甚至,连二次分配和“社会慈善”,也可能被滥权者扭曲为聚集财富的“白手套”。

市场改革所要过的大关,一是保护人民的土地等财产权利,清理一切所有制歧视,让人民通过市场自由创富;一是消除利用权力聚集财富的各种门道:包括操纵股市的各种内幕交易;将公共资产“化公为私”的资产大挪移;对土地的强取豪夺;通过各种市政工程将财税转移到私人腰包等等。

当然,决不是说权力一无是处。回顾1978年以来,让各级权力正常工作,恰是改革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核心成果,是领导人正常退休与权力可预期的交接班制度。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在土地、户籍、所有制等方面给人民松绑,减少国人自由自发地追求物质和精神幸福的各种人为阻碍。其核心成果,是人权入宪与财产权逐步完整并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

正是在权力正常化和权利正常化这两个大格局下,中国才有今天的成就,也正是这两个正常化还没有彻底做到,才造成了今天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改革所要过的大关,就是继续完成这两个正常化。

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权力与权利的正常化可谓相辅相成。但改革不可能永远处于蜜月期,在权力与权利分别归位的过程中,两者逐渐产生摩擦。自双轨制起,权力与市场之间的结合,已经呈现巨大诱惑力。一个批条,一个指标,“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显露无遗。从国家统制到市场经济,一些不受控制的权力,逐渐由昔日的“润滑剂”,演化为通过各种设租机制来主动造富的“印钞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3年复旦大学等高校有2名博士、119名硕士报考上海城管就不奇怪了。2012年3000本硕争当哈尔滨市清洁工,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权力造富”的强大引力下,对一些毕业生,编制梦,才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就业梦。当然,从清洁工做起还是苦了点,能从副镇长副县长做起更好。最近一则“儿子接班老子,27岁当上副县长”的新闻,盖过湖南耒阳市原市长的80后女儿“接班”任职该市副市长的新闻,成为“官二代”的新鲜案例。以“权力聚集权力”,老子英雄儿好汉,是比以“权力聚集财富”更原本的创富“永动机”。

对那部分滥权者而言,这当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是从政府与市场双重取利的最佳点,因此也是停止改革的最佳点。正在发展壮大的社会自然不会答应。让人警醒的是,这种新权力阶层的产生,从根上伤害了基本的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对凝聚民心,对改革能否闯过大关,对国家政治伦理,会带来重大危害。中国大转型不能就此止步,改变“权力造富”,是已经火烧眉毛的一场硬仗。

3.经济运行体系的改革问题。在分析了中国文化与政治结构的根源性发展陷阱后,我们回到现实的经济运行的问题上来,因为中国是个世界性大国,在面临欧美日等合纵包围的世界背景下,中国到底在现实经济运行中面临那些具体的发展陷阱。哪些可以通过有限的改革可以避免,那些是必须与政治改革配套解决的,那些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第一,权力配置社会资源——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性陷阱。

政府主导(权力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实质是政府成为经济运行的主体,政府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参与者、监督者。可以想见,这场游戏怎么玩得下去,结局不言自明。而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始起点就是政府只能承担裁判员或者监督者的角色,就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之父—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所论述的政府只能是“守夜人”的角色。这只“有形之手”的职能只能是有限的,小政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原始起点。市场经济运行另一只“无形之手”只能是市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市场才是资源配制的核心手段,这是市场经济模式顺利运行的逻辑起点。中国自从1992年宣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距今已经21年,21年的经济改革,连一个普通的常识性的市场经济的基点都没有建立起来。 近年来,权力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强化的趋势。最近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老先生反复在各个不同场合呼吁这个问题,80多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在媒体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国际上美国以及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干脆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35年了,我们还在市场经济的原始起点上面徘徊,近年来围绕着“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讨论就是这个问题的争论。而且,现行政策的结果是“国进民退”全面占据上风。市场自由派完全处于弱势,腐败之风狂飙就是市场环境恶化的典型症状。

市场化的原始起点之所以没有解决,主要原因是牵涉到政治体制这个根本的制度性陷阱,中国的问题还是“姓资”与“姓社”问题之争,“姓资”与“姓社”问题之争实质上是“姓公”还是“姓私”问题的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回避了这个争论,今天中国已经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力图找到一个公有制模式下的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最后的结局就是中国腐败、中国混乱、中国危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兼容,中国恶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经证明了这个真理。

现在中国模式已经演化为彻头彻尾的中国权贵经济。少数权贵阶层合法化的对多数人公然的财富的明抢豪夺。90年代的国企改革成就了一大批富豪,现在中国的“新八大家族”的成长史就是典型的国资低价贱卖、豪夺,中国A股市场之怪状表现之一就是对民间财富的杠杆化、合法化的豪夺,对农民土地财富的低价收购高价卖出的土地价值剥夺成就了一批批达官贵人与地产富豪。

“国企改革”、证券市场、地产造富这三轮中国特色的造富运动,权力配置社会资源是现在中国社会运行的真实面目,而权力配置社会资源是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真面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与原始资本主义“恶性”媲美的早期原始资本的吃血体制。而“台湾模式”、“韩国模式”“战后日本模式”、“战后德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基本避免了早期资本原始资本吃血弊端,比较科学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积累是海外殖民,海外殖民有其先进文化发展、扩张的历史性、规律性要求,代表欧洲先进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人类发展的规律和进步的历史进程。但是其血淋淋的财富剥夺机制与征服机制遭到人类的抛弃与历史的无情批判。

二战后美元资本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哺育了人类科技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美元资本创造了一个二战后的人类繁荣的科技文明。同时孕育、奠定了人类走向未来和平发展的世界道路。“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台湾模式”“韩国模式”以及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就无不得益于美元资本的世界布局。 美元资本的全球扩张明显开始兼顾社会发展与考虑人权改善,资本盈利与教育科学技术普及传播融合,和平竞争机制开始成为国家竞争的主要形式,大国竞争朝着非战争模式转型,极其重视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培育,凡是美国价值观培育成熟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能够保持可持续性,政治结构治理也开始稳定与有序,社会呈现良性发展的势头,二战后的“日本模式”、“台湾模式”与“韩国模式”是典型的代表,二战后的“德国模式”也堪称经典。

同样中国改革开放30年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就也受益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受益于美国信息技术市场化的运用,受益于美国传统制造业众多生产环节的外包。没有美国本轮产业技术的升级换代,就产生不了了中国沿海遍地开花的外向型制造业,中国政府现在手里的巨额美元外汇就是这些外向型制造业的产物,美元资本的培育成就了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起源于邓小平时代,在决定抛弃苏联模式还是决定倒向美国模式的问题上,中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看,当时中国政府派出了多个工作组外出考察,考察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社会主义国家,为取得欧美资本主义的支持,中国发动了一场在中国官方称之为“自卫反击战”对越战争,这是一场中国政府告别苏联模式的世界宣言,美国政府终于看出中国政府的诚意,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中美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开始漫入快车道。中国终于取得了对外开放的欧美通行证。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不是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想改革开放,没有欧美通行证,中国政府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如同男女恋爱双方,没有对方的认同,最多就是单相思。

现在中国政府好像完全遗忘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否这场战争不曾发生过,真实的历史事实就是害怕人民怀疑中国共产党伟大决策、现行“反美意识形态”和“中国现行体制”,冲击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抗美援朝战争”甚至夺权的解放战争,历史地位被远远低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争老兵将获得崇高历史荣誉必将载入史册。

第二,执政水平与能力全面下滑的陷阱

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美元货币世界布局、美国世界政治布局的产物,得益于中共领导人顺应历史潮流的天时和地利,是中国顺应世界发展规律的产物,是开放的结果,不是改革的产物,不是什么伟大英明的中国共产党高明执政与科学领导的产物。相反中国政府执政能力不是提高了,反而降低了。理由如下:

衡量一个政府执政水平的高低除了经济标准以外,还有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程度、社会和谐程度、环境良性发展水平、社会文明水平、社会成员的精神信仰、道德水平的提升程度以及公平与正义提升程度。以上标准除了经济进步有提升以外,而且这个经济进步还有巨大的社会公平的丧失与贫富悬殊巨大差距的代价,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程度、社会和谐程度、环境良性发展水平、社会文明水平、社会成员的精神信仰、道德水平的提升程度以及公平与正义提升程度都在不同程度的恶化,环境的巨大破坏,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停滞不前与倒退,价值观念与道德的大崩溃,社会和谐度与民众的幸福感、安全感的极大破环。

体制性腐败与道德价值观念的崩溃、社会基本底线的破坏、自然环境的全面恶化与食品问题与公共安全危机频发是中国政府执政能力全面下降的标志。

第三,决策能力弱化与经济管理失控的陷阱

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的资产泡沫化主要表现在货币泡沫、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地方债务泡沫、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泡沫。四大泡沫的出现是政府决策弱化与经济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

首先,货币泡沫的出现是长期中国“国富民穷”公有制经济导向的结果,公有制经济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投资导向性的发展模式,不计成本与全国一盘棋的投资拉动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就是人为制造货币,恶性通货膨胀与稀释民间财富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政府的货币超额发行就进行了N次,我国有货币存量统计数据的资料始于1952 年,当年的货币存量(M2 )101.3亿元,请大家记住这个数字。截止到今年2013年M2已经高达103万亿了,也就说说61年来中国货币增长量刚好1000倍,M2年均复利增长20%以上。

从90年到93年,货币增长量每年都还控制在数千亿元之内,没有超过万亿元,90年与89年相比,新增5253亿元,91年比90年新增4100亿元,92年比91年新增6100亿元,93年比92年新增94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39%!93年货币存量达到34879亿元。93-96的超级大通胀,是90-93年打下的基础,环比增速39%,这三年。也是海南房地产投机热发展到顶点的时候。

94年开始货币增长量超过万亿:94年比93年新增121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为34.6%;95年比94年新增14000亿元,96年比95年新增16000亿元,其实97年之后,如果没有美元输入的话,天朝就会步入津巴布韦的境地了。那么今日津巴布韦的记录,本来应该是中国来打破的。没有美元支撑RMB的信用,RMB早崩盘了。

97年比96年新增15000亿元,98年比97年新增13500亿元,99年比98年新增15400亿元,2000年比99年新增15600亿元,2001年比2000年新增18200亿元,货币存量达到152888亿元。平均年增长量为15100亿元,平均增长速度在39%左右,可以称为第五次通货膨胀期。看看M2吧,从来就没慢过。

89年底M2存量不过1.2万亿,2013年3月份是103万亿,也就说20年来年均增长M2将近100倍,21%的年增长率,幸亏中国有美元输血,和10几亿老百姓,否则你我今日,过的不会比津巴布韦好到哪去的!年均21%的M2增速,中国永远不会产生中产阶级的。产生了,3-5年内就会被通胀掠夺一空。

2003——2012年人民币M2供应量为:

截至2003年11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1.6万亿元

截至2004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5.3万亿元

截至2005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9.88万亿元截至2006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4.56万亿元

截至2007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0.34万亿元

截至2008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7.52万亿元

截至2009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0.62万亿元

截至2010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72.58万亿元

截至2011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85.16万亿元

2012年4月中国M2突破90万亿大关;预计2012年底将突破100万亿大关,刷新货币发行量增长的各国世界记录。

美国过去100年的年均通胀率不过3%,知道美元为甚麽是世界货币了吧!也知道RMB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了吧!还国际化,真能吹啊!基本上都是M2先超长增长,20%以上,之后1-3年内出现大通胀。通过历史资料可以知道,M2反应到物价上有一个迟滞效应。另外,物质紧缺,会给通胀再来个加速度。建议大家提前布局,要么买资源,要么持有美元,今年年中开始,就可能突然发生一夜通胀。整个共和国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大通胀史。美元黄金换了,要藏起来,千万别曝露,否则招灾。

作为比照的参照系数:2009年美国M2增长量约8万亿美元,汇率1:6.8,约相当于54.4万亿人民币.

2012年美国M2余额约9万亿美元,汇率1:6.3,约为56.7万亿人民币.

要知道,美元可是在全世界流通的,并且美国GDP三倍于中国,中国人民币可只在中国国内流通的。中国M2则从2007年的40万亿人民币,到2012年底增长为100万亿人民币。

仅仅5年时间,M2即快速增长60万亿,占同期世界新增货币总量的59%,2012年底中国M2总量超100万亿,占世界货币366万亿人民币总量的27%,大幅度超过美国2009年M2增量,也远远超过美国2012年M2增量的1.5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货币大国。

郎咸平评论说"中国荣膺2012年全世界最大印钞机的桂冠”,去年全世界新发行货币总量26万亿(2012年12月汇率折算)人民币,中国就占了一半,而且中国GDP不过占全世界8%,但货币总量却占了全世界的27%。"

三、结论

1)海量货币发行,通货膨胀是中国现行体制下一个必然现象,其本质就是为政府错误决策、官僚体制、权贵集团掠夺民间财富,最后老百姓付钱买单的中国特色政治。

2)海量货币发行,维护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信仰演化为GDP至上主义,经济发展高于一切,民间信仰演变为“金钱至上、人民币至上”的“货币主义”思潮,为党的领导提供现实的合法性依据。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成为至高的“真理”。

3)海量货币发行,维护了庞大的政权开支,为国家合法掠夺民间财富提供了隐形的工具与手段,公务员职业成为中国最热门职业,做官成为中国最神圣的人生追求。其余职业都是下等公民。

4)海量货币发行,房地产成为中国吸收通货膨胀的主要资产,房子成为人民币资产的主要财富形式,而房地产是中国权力介入最多的领域,人民币货币资产实际上已经兑变为权力与腐败的化身。房地产高度的泡沫化,说明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高危化与泡沫化。

5)海量货币发行,人民币出现了内部大幅度贬值,外部大幅度的升值的反周期运行,非常方便权力财富的外逃与风险规避。普通老百姓由于贫困无法规避中国风险。

6)海量货币发行,人民币资产出现的“内贬外升”反周期运行现象说明了人民币资产已经进入美元、日元以及欧元资产的对手盘,特别是已经纳入了世界货币美元对手盘的“黑名单”。一旦一个国家货币成为美元货币的黑名单,结局往往是“破产”(前苏联卢布)、或者被巨幅升值(日元失去的20年命运)、或者被巨幅贬值的可怕魔咒。

人民币未来的命运现在看到的第一个情形是“被升值”。自从2005年汇改以来,与美元升值了30%以上,2013年1月至5月与日元升值了30%以上,与欧元从2005年汇改以来升值幅度在45%以上。现在中国与日本的商品的价格优势几乎消失,而且日本商品与中国商品的质量不是一个等级的,日本商品质量明显高于中国。中国商品在欧洲的价格优势也在消弱,正在大幅度退出欧洲市场。随着人民币进一步“被升值”,中国制造业慢慢就会退出国际市场,性价比优势丧失殚尽,中国经济的空心化趋势意味着巨大人口的失业潮。一旦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币就开始巨幅的“被贬值”,资金开始出逃中国,留下一堆不值钱的城市垃圾与贫困的人口。

7)海量货币发行,是中国物价暴涨的真正推手,而不是什么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的输入性通胀。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年均超过20%以上货币发行量,除去中国经济发展的GDP的10%左右,真实的CPI(物价指数)肯定超过了10%以上,经济发展状态经常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巨额的公务员队伍、庞大国家军事力量与“政党化”的舆论机构充当了中国社会的维稳机器。各行各业党政机构的强化趋势也与政治维稳密不可分。

8)海量货币发行,严重伤害了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使得人民币沦落为国际上“劣币”行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自由化遥不可及。

9)海量货币发行,加大了中国资产泡沫化程度,是目前“中国泡沫”的最大推手,加速了中国危机的爆发。

10)海量货币发行,货币泛滥也导致中国假冒伪劣产品的世界泛滥,严重破坏了世界市场秩序,“中国威胁论”世界流传,世界防范,中国的国际空间回旋余地狭小,面临世界围堵的尴尬境地。5000年文明熏陶出的中国君子演变成为世界不受欢迎的现代售假、制假的江湖骗子,不守规则成为中国人的世界标签。

“藏汇于国”的畸形外汇管理模式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与政府的与民争利,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危机、资产泡沫化进程。

中国人民币在国际上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中国要获得外汇(主要是美元),需要通过中国商品的出口或者提供劳务输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的外汇收入全部来自于中国劳务创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极度缺乏,国家采取了外汇管制的手段,人民银行强制性收购美元,按照政府规定汇率发行等额的人民币,汇率也采取了官方规定绑定美元的做法,2005年以后,由于中国外贸规模迅速扩大,中国由捆绑美元汇率过渡到一定程度的浮动汇率,但是“藏汇于国”的外汇管制制度仍然沿用至今。这一制度带来的巨大弊端是:

1.人为加大人民币发行量,现在中国外汇储备3.9万亿美元,事实上人为加大了人民币货币发行量20-30万亿人民币,如果不算其他因素,这个货币发行可人为导致房价升高3-4倍。也是多年来中国通货膨胀的最大推手之一。使得居民合法性的财产收入大幅度的稀释,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也使得中国难以产生一个稳定的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内需人群。因为如此巨大的货币发行量,3-5年就消灭了银行存款的购买力,逼迫货币持有者出现更加投机化的投资冲动。

2.国家外汇强制管理制度,破坏了公民的财产选择权与自由投资原则,使得中国公民的投资渠道狭窄,资金缺乏出路,加剧了国内的房地产价格的畸形与扭曲,也是中国“影子银行”以及“高利贷”蔓延的根源之一,同时也是产生“蒜你很”、“豆你玩”“姜你军”等畸形经济现象的根源。

3.国家外汇强制管理制度增加了人民币风险系数,人为推升了本币升值的压力,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由于国家实质上是最终外汇持有人,在大量国家外汇余额的淤积下,本币由于有大量美元外汇信誉保证,导致人民币汇率对外大幅度升值,由于人民币对内大幅度超发,人民币对内大幅度贬值,这种“藏汇于国”汇率管理模式是导致现在人民币“內贬外升”反周期货币现象的根源。加大了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风险系数,因为一旦未来中国出现经济的周期性、规律性、结构性的调整,人民币汇率就会出现断链式暴跌,中国的经济安全就会诱发巨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出现政治与社会危机。目前这种迹象出现的机率正在大幅度的增加。

4.现行汇率管理模式扼杀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对外竞争力,人民币“內贬外升”反周期货币运行现象的出现,中国实体经济也呈现对外竞争力下降,对内成本大幅度飙升的严峻现实,出口、投资与消费三架马车出现同时熄火的可怕情景。因为内需中国一直没有有效的培育起来,投资拉动会必然导致货币的再次超发,出口拉动被本币升值给扼杀了。

中国危机已经正在快速的迫近我们。美元的升值周期到来的时候,现在中国不得不继续接受这个现实,要不你继续接受人民币对外升值的慢性死亡机制,象90年代的日本,在日本被动升值的挤压下,实体经济慢慢死亡,地产泡沫完全破裂。

要么接受快速死亡法,释放你的房地产泡沫+银行业泡沫+地方债务泡沫,快速接受人民币汇率暴跌的现实,迅速释放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推动政治与深化社会改革,现在的中国就处于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社会变革的前夜,中国天朝领导人有这个勇气吗?

当然中国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全面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打破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最后打败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全面取代美国的世界盟主地位。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但是问题是中国现在实力具备了吗?中国具备了领导世界能力与实力了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5.中国错过了“藏汇于民”最佳历史时机,中国推行“藏汇于民”最佳历史时机在2005-2008年,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相对缓和,资产泡沫也不大,特别是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处于爆发时期,老百姓也认为欧美国家经济也好不到哪里去,挤兑浪潮相对较小,人民币汇率下跌也属于正常可以容忍的范围,一般来说,“藏汇于民”推行的初期,本币对外汇(主要是美元)必然有一个短暂暴跌时期,大部分黑金会选择出逃,带来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暴跌,但是避免了未来本币超发乃至被巨额外汇绑架的风险,也不会出现2008年以后中国房地产价格暴涨、房地产绑架中国银行业、绑架地方政府财政的高风险出现。如果现在推行 “藏汇于民”就会出现居民急剧兑汇潮出现,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快就挤兑一空,留下巨额的人民币货币,银行支付很快出现急剧的信用危机。一大批富人以及官僚阶层携带美元逃离中国这块是非之地,留下一大堆贫困的普通老百姓来承受未来中国高通胀的现实。

“藏汇于民”外汇管理机制下,美元攻击人民币的难度相对较大,中国老百姓有财产选择权,你美元升值,老百姓可以选择持有美元,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增加,中国人民币货币兑美元跟随贬值就是了,伴随人民币的贬值,中国的实体经济反而受益,中国出口竞争力反而增强,就业增加。可以避免货币超发、物价飞涨、“內贬外升”反周期货币现象的出现 。因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是正常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已。 6“藏汇于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严重损害了人民币的信用体系,导致人民币货币持有人(银行储户)利益严重受损,国家政权成为最大的合法财产的劫持犯,个人财产保护成为笑谈。因为如此巨大的货币发行量,3-5年就消灭了银行存款的购买力。

所谓的 “藏汇于国”只不过是在打着国强旗号下的豪取强夺,是事实上的“国富民穷”极权政治的现代翻版。在中国现有官僚体制的背景下,往往派生出“官富民穷”掠夺式的财富剥夺机制。

现行人民币“內贬外升”的反周期货币畸形结构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有能力实现移民与海外投资的权贵资本以及部分富裕的人群,他们可以轻易通过各种途径把人民币资产迅速转化为美元资产,近几年中国出现的投资移民浪潮其实质就是这部分人群,他们位居中国社会的高端,对于中国体制的弊端看的最清晰,对于中国问题的把握心知肚明,在未来的中国风险面前,他们早已准备好了通往国外的机票,这就是中国体制的结症所在。目前中国社会的国家机器事实上已经绑架在这部分人群身上。

中国政府“藏汇于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是稀缺外汇历史背景下临时性的外汇监管机制,对于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性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来说,外汇已经不是什么稀缺性的资源,在今天中国巨大的国际人流、物流面前,中国政府仍然沿袭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落后管理体制,无非就是力图控制国人自由进驻海外的正常投资通道,加强对国人严密的思想控制,害怕所谓的西方自由化思潮在中国的蔓延,抵制中国的全盘西化浪潮,这个落后的冷战思维方式在今天给中国留下巨大的金融风险、政治风险与社会风险,带来了这个可能是继苏联之后人类最大的一场和平时时期的社会灾难。今天的中国危机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而是一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相互交织的可怕图景。

中国体制的真实状况是“中央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地方政府早就公司化了,它在参与市场竞争,可承担最终风险责任了吗?没有,风险层层上交,最终交到中央政府。我们在90年代后期开展的国家金融市场化改革,实质是中央政府埋单,把所有地方政府造成的银行坏账一次性转交到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备注:指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这些不良资产都是地方政府20多年干出来的,人都提拔了,因为他完全不承担风险责任。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没有风险责任的条件下一定是恶性竞争,谁比谁更“恶”谁就上去了。不过,最终风险责任中央能独立承担吗?也不能。只能一手增发货币,一手增发国债,于是,客观上只能向社会转嫁,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实际经济体制。未来,货币贬值与物价不断高涨是中国社会风险转移的主要形态,做官与从政是中国老百姓未来职业首选。人民币资产被“美元货币不断围剿”是一个长周期的趋势,在中国政府稳定的局面就是人民币汇率不断的被升值,一旦中国政治不稳定就出现人民币汇率暴跌。而且这个恶性的攻击模式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所以,现有的中国发展模式必有大规模危机爆发的一天。

这个体制一定就是政治集权+货币贬值+高通胀发展模式+财富权力化模式,所以,明智的中国高端人群选择移民与资产转移是未来中国富裕人群主要的风险规避形式。一旦欧美化的急进的政治改革出台,中国必然陷入动荡甚至分裂的社会结局。做官是现实中国最佳的财富获取方式。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宿命。未来中国政治、社会风险往往通过高层的政治斗争(残酷的权力斗争)来释放,这是中国模式发展的极大不确定性。政治治理的无序与民主政治规律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未来。这是中国现实政治的真是解读。

今天,中国面临的发展陷阱是全方位的,危机的来临是确定性的,惟有尊重市场规律、重塑市场精神,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重建中国的正常价值观,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把危机控制在有限的层面,避免上升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以及生态危机等高危的、系统性的、破坏性的社会动荡。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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