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竹盛:两种腐败

  ·  2014-12-21

在经济学家眼中,腐败必然会拖累经济发展。就像经济学上的其他很多理论遇到中国就不管用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似乎和这个规律不相符。显而易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腐败在广度和程度上都日益严重,但经济发展仍然一路高歌猛进。腐败不仅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发展的润滑剂,并因此被用来论证“适度腐败论”的合理性。

2012年,当惊动国内外的薄熙来案爆发时,美国的政治学教授魏德曼(Andrew Wedeman)也恰好出版了一本分析“中国特色”腐败现象的专著:《双重悖论:中国的快速增长与日益严重的腐败》。在这本书中,魏德曼试图解释中国式腐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魏德曼将腐败分为两种,一种是劫掠型腐败,官员从国家、市场和民众个人手中强取豪夺,腐败的受害者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这种腐败现象遍行的结果,整个国家都会变成“强盗型”国家,政权的目的在于压榨和勒索民众。第二种是交易型腐败,虽然交易型腐败也可能使用巧取豪夺的手段,但腐败的对象一般也会从腐败行为中获益。

计划经济下政府掌控一切经济活动,但由于经济规模较小,腐败的空间和动力都不大,因此腐败现象较少。市场化改革后,官员对经济活动的掌控虽然减小了,但掌握的资源反而更值钱了,因为需求陡然增大了。官员用土地、许可证和贷款等市场上紧缺的资源作为腐败资本。而私营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商人也更有力量和动力向官员支付更多的腐败金。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高级官员(指正处级以上)腐败数量从年均十几个,猛增到近年的2000多人,平均涉案金额也从1984年的4000元剧增为2007年的27万。

魏德曼认为,正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腐败剧增,而由于腐败的主要形式是交易型的,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这种腐败有利于向市场转移国有资源,促进(或至少是不阻碍)市场繁荣。但是随着土地等国有资源渐渐市场化,官员交易型腐败的空间会减少。因此魏德曼对中国腐败趋势的预测比较乐观,认为腐败会减少,就像日韩等东亚国家曾经发生过的情况一样,但前提是中国必须加强对腐败的打击,同时提高政府的透明性和问责性。

研究反腐败的学者一般认为,打击腐败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惩罚的严厉性,而在于提高反腐行为受惩罚的几率。若没有建立全面的反腐制度体系,杀鸡儆猴和敲山震虎的运动式反腐只会有短期效果。此外,就像亨廷顿所说,在一个腐败风气普遍的社会里,通过严厉的反腐败法律,只不过为腐败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已。

正因为反腐的复杂性,魏德曼也可能过度乐观了。正如魏德曼自己也在书中提到过的一样,中国并不是不存在劫掠型腐败。今年10月,中纪委和全国工商联召集了一场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会上一位企业家发言痛斥“我们快被‘苍蝇’搞死了”,枚举了一些基层执法人员向企业无端“吃拿卡要”的行为。当交易型腐败的机会变少了,假如腐败风气依然盛行,反腐败的制度依然疲弱,劫掠型腐败便会取代交易型腐败,成为主要类型,那时便会对经济活动产生严重冲击。

来源:南风窗 | 作者:叶竹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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