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法国队、世界杯与现代性

  ·  2018-07-21

上篇:“法国的夺冠之路”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结束了。法国队经过一番鏖战,时隔二十年后再次捧回大力神杯,举国欢庆。各国球员、球迷或怀着遗憾,或带着喜悦,收拾行囊各自归国,一场世界性的嘉年华暂时落幕。不过人们还会继续津津乐道地谈起此届世界杯的种种,观察家们也会继续分析谈论此次世界杯显现的趋势、特点、影响,直到新的赛季、欧洲杯、乃至下届世界杯。

是的,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运动项目、任何事件如足球、世界杯这样,能如此大规模地吸引不同层次、不同国别、不同文化的人们如此高度一致的关注、喜爱,激发起如此澎湃的情感波澜,失望、兴奋、愤怒、狂喜。与其说这是一种运动,倒不如说是一种世界性节日狂欢,其中透露出有关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文明的一些基本信息,有些甚至关系到一些国家的变化,乃至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

法国—克罗地亚之战:青春的胜利

法国队此次夺冠,事先却并不是众口一辞地看好,夺冠后也有些喜欢克罗地亚球队的球迷迄今不认,觉得是法国队的运气,而且裁判决定值得商议。是的,“足球是圆的”,足球比赛也永远具有偶然性。但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就会发现,法国队得冠也实在是自有逻辑;法国队赢得的这场决赛与历史上许多决赛比也绝不逊色。

首先,法国队队员年轻,是平均年龄倒数第二的一个团队,如去掉几位年纪稍长的队员,可能就是此次世界杯最年轻的球队。队员充满活力,个人球技过人,且心理素质甚佳,这对年轻球员来讲,尤其难能可贵。球员临大战不怯场,经验亦不乏。七场比赛,整体趋势逐场上升,愈战愈好,只与丹麦一战打平,其他每战皆胜,且无加时赛,体能保持甚佳,以逸待劳,这都是最后战胜比利时、克罗地亚的重要因素。而相反,比、克两队都经苦战、加时、点球,最后进入半决赛、决赛,体能、心理消耗巨大,负担甚重,加之年纪偏高,伤病,都必然影响发挥。高手对垒,最后对决,各种优劣因素的加减法中,只要一两个因素相对较弱,最终便可能败北。

世界杯后,很多人替克罗地亚队遗憾。这一方面是缘于人们天然的同情弱者的心理,希望这样一个小国能胜出,创造一个奇迹;另一方面,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虽也有运气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克罗地亚队以其顽强的拼搏精神感动了许多球迷,一路九死一生杀进决赛,让克队的人气大涨。这两天中文网络上有一篇关于克罗地亚队的文章“屠杀、炸碎、灭门、逃难、流血,你无法想象克罗地亚球员们经历过什么”,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感叹、同情与支持,很好地说明了这些。

事实上,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各族群、共和国之间爆发的冲突、战争是个复杂的话题,但这些球员从童年、少年时代从苦难中走来,砥砺了他们的意志,抱有强烈的为国争光的意愿却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他们斩关夺隘、逆境反转、打败其他强队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这在半决赛与英国队的对垒中展现的最为明显。许多克罗地亚球迷在事后解释这场胜利时都说:我们克罗地亚队是在用心来踢球!

但毕竟,仅用心还是不够的,足球的胜败最后的较量还是综合性的。在与法国队的对垒上,正如赛前许多专家分析的那样,法国队整体上还是略占优势。克队的体能、技能在连续鏖战超水准发挥后,毕竟给人有些消耗过度的感觉,与法国交战失败的概率就大增。二十年前,克罗地亚队败于以德尚为队长的法国队,拿下难得的第三名;今日再败于德尚执掌的法国队,也算是一种历史的际会循环。但克队却已迈上新台阶,成为亚军,离冠军一步之遥。如保持这种风格,持续努力,假以时日,终有一天会如愿以偿的,至少,这是笔者的一个衷心的祝愿。

德尚——一个传奇的教练

谈到德尚,就不能不提及引领法国队迈向胜利的这一重要原因:教练的特质与其确定的恰当的战略战术。此次法国队的征战,除了对阿根廷那场被交口称赞外,许多场事实上都有人非议,认为以法国队的潜力和才华,应该打得更主动漂亮。这话当然有其道理,但德尚却不为所动,坚持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步推进,采用一种实用、有效,既依靠自己出色的后卫防守队员严密防守、又利用姆巴佩等天才的前锋迅猛突击的战术,让他赢得一场场艰难的战役,最后胜出。

这位法国西南比利牛斯山脉巴斯克地区出身的优秀运动员与教练,做事为人很有些那个地区文化的风格,言语不多,不求虚华,待人真诚,敢于坚持己见。顶着世界冠军、欧洲冠军、法国多个著名球队教练、最佳教练称号的德尚,自2012年执掌国家队以来,在巴西世界杯上打进八强,却被上届冠军德国队淘汰,2016在法国本土的欧洲杯上率队又打进决赛,却功亏一篑,屈居亚军,因此几年来一直受到各种批评、压力。

但这位20岁时失去在事故中去世的年长自己两岁的亲爱兄长的德尚,内心坚毅,正如他极少与人谈起那场悲剧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多年锻造了承受了各种压力的能力,不为批评所动。几年来,他整饬队员的行为不端、丑闻和傲慢,成功重建法国队的队风,树立一种价值与理想,将自己谦和的态度,以及对祖国荣耀、团队精神的重视,传递给年轻的球员。他要求所有球员都要真诚对待球迷、支持者,维护国家队的社会声誉,坚拒那些有丑闻争议的球员,哪怕是其能力超众。同时,启用、重用新人,像格里兹曼、博格巴、姆巴佩等。

他像一个父亲那样关怀这些球员,这些年轻人也不负其望。除了在各自效力的足球队迅速成长外,在作为国家队球员的生活、集训、比赛中,他们尽管球艺超人、各为明星,场下却亲如兄弟、互相鼓励;场上彼此信任支持,没有丝毫妒忌,不独耍个人风头。星期二晚,法国电视一台播放了跟随法国国家队从集训开始到夺冠整个过程的该台记者记录编辑的一部片子,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切——像一群自小在一起长大的好伙伴一样的氛围,队员们对德尚发自内心的尊重。想想2010南非世界杯时法国队的那种混乱,让人不胜感慨。这样的球队,又如何能不取得某种超人的成就?影片中,还在5月法国集训营集训期间,博格巴等好几位球员就说:我们要争取为教练赢得光荣。这种想法伴随了他们整个的征程。第一场与澳大利亚队打得并不理想,影片中展示了德尚赛后如何严词批评球员,要求他们更努力地拼搏,不断地去取得胜利。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球员们受到的震动与激励。

“非洲雇佣军”?——为共和国而战的移民后代

法国夺冠后,有些人讥讽法国队为“非洲雇佣军”。这种说法可能是缺乏对背景的了解,也不排除是有些嫉妒的心理作祟,甚至有些人就是以一种种族主义的偏见来发此论。事实上,在23名球员中,只有乌姆蒂蒂(Samuel Umtiti) 出生于喀麦隆,两岁随父母来法;另一位球员曼丹达(Steve Mandanda)出生刚果金沙萨,也是两岁来法。其他人皆出生在法国,是父辈、祖辈来法的移民的后代,相较其他一些参赛国家后来入籍效力的球员,可谓是“地地道道”的法国队员。或许只因肤色长相与许多人想象中的传统高卢人不一致,才有如此说法。事实上,即使是白人球员,此次为法国队夺冠立下汗马功劳的核心球员格里兹曼也是一个父亲原籍德国、母亲原籍葡萄牙的移民后代。

我们稍了解一下法国队的历史就会知道,移民的后代成为国足球员、为国效力,在法国早已历史悠久,例如,名闻世界的著名球星教练普拉蒂尼,就是一位意大利移民的后代。而1998年夺冠的那支队伍中虽只有几位是黑人,但如果去查就会发现,齐达内、德约卡夫、伊普拉辛•巴等相当大一部分球员,要么是移民的后代,要么是少小来法。就这点讲,与本届队伍实在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顺便做一点介绍。笔者几年前读过的材料显示,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今天至少四分之一强的法国人是两、三代之内的移民后代。只是,过去因历史原因,这些移民多来自东欧、中亚、南欧、北非、东南亚、拉美,而近几十年,随着全球化的拓展以及那些前法属非洲殖民地国家的变动、移民的增加、法国海外省人口的移动、黑人在法国本土的比例上升,加之一些文化、社会的原因,足球不仅仅是一种让人喜爱的集体性运动,也是一种社会流动上升的渠道,黑人孩子参与这种运动者甚多,其中涌现很多优秀的队员也就很正常了。

事实上,移民后代出身的球员增多这种现象不仅在法国,而且从这些年欧洲各国球队来看,都是大趋势。且不讲英国等传统上具有接受移民历史的国家,就以上届冠军德国队来讲,好几位也是土耳其移民的后代。只要全球性的移民趋势在继续,大概这种趋势在未来的岁月只会强化。

以往,移民们多成功地融入法国社会,成为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欧洲人,甚至像成为国足队员那样,在各行各界成为精英,为国效力,为国争光,成为做出重要贡献的优秀公民,甚至有像萨科奇这样第一代移民子弟当选总统的例子。那么,未来的移民整合会不会继续很好地做到这一点?虽然,因为文化、经济因素及移民来源地差别,今天这种整合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我们还不能轻易断言未来,但是,全然武断地下负面结论显然是不当的。过度浪漫主义、理想化地处理移民问题显然会遗留下诸多问题,也会给极端保守势力提供口实,但简单排外地对待移民,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自信、开放性的体现,最终也不会有助于一个国家的强大。

法国队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例证。尽管他们也常在赛场下显示出年轻人的顽皮,但在几十天的世界杯赛期间每场球赛后记者的采访中,在法国电视一台播放的那些回顾的片子中,人们常常能听到球员们提及“要给全法国人带来欢乐”的愿望。他们知道,给几年内经历数次恐怖袭击、正在经历改革阵痛、正尝试迈向重新振兴道路上的人们带去欢乐的意义;在他们的讲话中,也能罕见地听到他们作为球员高频率地提及“共和国”一词。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真诚,那种发自内心要为法国赢得荣光的决心。他们一直为两年前未能取得欧洲杯冠军抱恨,憋下一口气此次要捧回金杯,这也是他们在每场胜利后尽管为此兴奋却能很快保持一种冷静的重要原因。决赛前几分钟,博格巴在更衣室语调庄重地向伙伴们说:“弟兄们,时候到了,我们要去拿获金杯,让今天的法国人和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我们!”

7月16日晚,法国队队员从莫斯科返回法国,香榭丽舍大街上几十万人狂热地欢迎。到达总统府后,在马克龙总统欢迎他们的仪式上,在欢唱其他自编自娱的庆祝曲子后,前锋吉鲁自发地带领大家在爱丽舍宫前的台阶上高唱起国歌《马赛曲》——那这些天法国大街小巷、地铁火车上到处听到、被人以最高频率唱起的歌曲。听着那有些五音不全的球员们的歌声,我们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窥见他们的情感,这些移民的后代,对法国、对共和国的情感,也从另一角度理解了他们的胜利。

“我爱法国,我的国家”,因在与阿根廷队那场对垒中以一记漂亮射门稳定军心而横空出世的明星、22岁的后卫帕瓦尔这样对BFM电视台记者说。这或许也是其他球员想说的话吧!

下篇:“足球、政治与文明”

作为一种运动,现代足球19世纪中叶诞生于现代性的发祥地英国。自诞生起,它事实上就绝不仅仅是一种体育运动那么简单。它不是政治,却与政治密切相联;它不是现代性的全部,却因现代性而产生,且随现代性的扩展而得以扩展,体现、承载着现代性的许多特征。

足球与认同——历史、民族身份与全球化

就身份认同这个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来讲,从一开始,足球就与其息息相关。先是体现在一种作为英国民族内部社会阶层差别的标识与象征上:足球不是绅士的运动,只是下层“约克郡小民”的游戏;在许多地方被禁止;先是在英国得以发展,后伴随英国影响力在全球的扩展而传遍全球,成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各民族内部阶层之间、各国之间竞争、冲突,妥协与协作,沟通、学习与借鉴的一种特殊的途径与现象。

以拉美为例,要理解其足球为何如此兴盛,不将其置于与旧大陆的竞争,寻求自己作为一个新兴大陆的定位、以及拉美内部各民族追求各自的身份认同的这种背景中,是很难理解其中的逻辑的。足球既是拉美作为整体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认同资源,也是各个国家彼此之间强固自己民族认同的极其重要的途径。许多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足球在拉美如巴西、阿根廷的发展是与这些国家要凸显、声张其作为新兴的独立国家的身份密不可分。早在1916年,阿根廷足球协会就联络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国家的足球协会,倡议以阿根廷为纪念其独立一百周年举行的循环赛为模式,组织“拉美杯赛”(Copa América)。而欧洲类似的东西(欧洲冠军联赛,Uefa)却要到1955年才出现。

就社会层面讲,19世纪中后期拉美那些大家族或巨贾常常送他们的孩子去英国的或在当地设立的新型学校publics schools 读书,在那里,这些孩子学会并喜欢上足球。而稍后,那些来自英国的担负各种职务的技术和商业人员,因工作在拉美各地的活动,将这种游戏带向当地社会各处。不过,他们只是扮演了这种运动的传递者的角色,并没有赋予其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功能。相反,倒是那些当地的精英如阿根廷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足球在民族身份塑造上所具有的潜力,很快便积极地在这方面着力。学会英国人的足球并战胜他们,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心理,再好不过的一种心理补偿方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的法国历史学家阿尚波勒特(F. Archalbault)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足球运动在南美成为构建民族认同的一关键性要素,造就一种归属感,一种作为民族国家整体的成员的意识”。(“Un autre continent du football”,“另一个足球大陆”,in Cahier des Amériques Latins “拉美研究文稿”杂志2013年 74号)。

就这点来说,这次在进入四分之一决赛过程中被法国淘汰的足球强国乌拉圭可谓最好的例证。这样一个小国,不仅从1920年代开始就不断赢得足球竞赛上世界与拉美的最高荣誉,于1930与1950年两次拿下世界杯冠军,更曾倾举国之力推动举办过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为此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竞赛场地之一。而两次决赛夺冠,也恰恰分别对垒其两个强邻阿根廷与巴西,第一次甚至恰逢其与阿根廷有边境争执之时。这些球场上的胜利,大大强化了乌拉圭在世人面前作为一个成功的民主的、现代化的国家形象。

也因此,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次俄国世界杯会有如此众多的拉美球迷。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1970年,当后来被誉为“最精彩的世界杯”的墨西哥世界杯的决赛在巴西与意大利之间展开之际,纽约著名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老板们装上大屏幕准备吸引意大利族裔的人们来看球,结果他们却目瞪口呆地迎来两万多汹涌而来支持巴西队的拉丁裔球迷!

通过举办与参与竞赛,用足球强化国家身份认同,此次俄国世界杯所展现的一个重要逻辑依然如此。以克罗地亚队为例,这个因历史、文化、地缘的因素造就的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国家围绕足球、体育所发生的一切,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都是历史上曾有过的故事的延伸。只是,与上个世纪相比,历史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新一轮全球化在新的通讯与交通技术的推动下,正在造就一个真正带有“共时性”特点的全球共同体:就以世界杯来讲,动辄几亿人,上十亿的不同文化的人在地球的不同区域共同观看同一场比赛,心绪在随球员的奔跑、球的移动而起伏,担心、激动,依据各自的喜爱和偏好,用社交媒体直接交流相关信息与感受,共享着同一种体育文化,显然,这已是一个全球现象,一个全球性节日。

一方面,全球化会强化人们共享的共同体意识;但另一方面,也会在相反的方向造成某种认同上的焦虑与危机,刺激个体、群体追求、强化认同意识。虽然世界上局部战争、冲突依旧,但整体趋势上看,战争相对弱化,缩短。这种情形下,体育日渐凸显,成为一种展示个体、群体尤其是民族国家存在,获取个人和集体地位、国家影响力的重要形式。这也是为什么后冷战时代近30年来,体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被纳入地缘政治研究的领域。

而显然,因其受到关注的广泛与参与,特别是其作为一种对抗性的集体项目,足球也就在这种全球化的认同危机时代更加引人注目,其本就在不同地区与国家那里所具有的形塑集体认同方面的功能,现在更被人们强化,被人们赋予更重的意涵。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就成为民族身份认同展示、更新、碰撞、强化的周期性的机遇与场所。这只要我们看一眼赛场上支持者的衣着、装饰、包括面部的化妆就可以一目了然:那种借鉴于传统部落的脸部涂抹标示,非常清晰地向人们展示着“我者”与“他者”的区别,让人联想起久远前的部落战争。

正如笔者崇敬的德国大哲学家卡西勒所提及的那样,人类是绝不可能彻底脱离神话的认知方式的,每次理性的认知的进展都事实上预备了一种向神话认知方式的回落。不仅限于认知,现代足球可能也是最易引发集体野蛮暴力冲突的体育项目这种事实本身,似乎也在给卡西勒的思想提供另一种人的行为上的证明:现代的文明运动方式可以在一瞬间诱发原始的野蛮冲突。这提醒着我们文明与野蛮之间界限的脆弱。

不过,足球可以强化认同,却也可以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帮助人们彼此认识,沟通,增进交流,甚至具有弱化冲突的可能。那些在各国俱乐部、联赛中日渐增多的流动的不同国籍的球员、教练,那些以新的国籍披挂上阵为国效力的国家队球员们,往往也不经意间扮演淡化了身份认同上的紧张的媒介者,在实践着一种“足球的全球化”进程;尽管经济与政治的全球化受阻,一个浪漫期在结束,但足球上的全球化速度似乎没有丝毫放缓的迹象,这或许也会有助于缓解因经济与政治的全球化的退潮带来的某些负面的效果。

足球与政治——体育、权力与多元

此外,因“小球推动大球”而有助于敌对国家关系缓和的例证也多有。且不讲1998年世界杯伊朗以2:1赢了美国的那场球赛给双方民众所带来的一些对对方国家的正面看法,2010年南非世界杯预选赛期间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比赛,也给两个世仇国家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润滑剂。“体育不是政治,政治却不离体育”,20多年前在一篇有关奥运主办权问题的文章中笔者曾作此说。但现实中如何保持、维系这两者间的平衡,又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过,其中有一点可能是关键,就是社会与政治、运动员与观众选择上的多元。一个国家的媒体、各项制度、体育的组织与实践越能多元化,越对体育抵制政治的侵蚀、维护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有帮助;甚至也有助于民众养成一种合理健康的对待体育运动、竞赛的文化。而一个国家的体育能否保持相对的独立、多元化,也往往是观察一个国家政治是否健康的指标。极端的政治势力与政治立场,常常会有一个有关体育的极端看法。权力的集中与体育的健康发展是成反比的;权力越集中,体育发展越不正常、越不健康。当初东德体育发展的畸形人所周知,而墨索里尼也曾宣称要“让足球运动员成为民族的战士”。

在西方,传统上某些极左派认为,足球就是大众的鸦片;而对某些极右派来讲,足球又从来就是一个服务国家权威、排斥社会异己的工具。从1930年代起黑人球员作为国家队队员在欧洲各国(英、法、瑞、荷等)参赛所受到的攻击的历史来看,极右派从来就没有放弃利用足球宣扬种族主义立场的机会。不过,此次有众多黑人球员参加的法国队赢得冠军,极右派却保持沉默,显然是出于策略的选择:对这场有三分之一(2000万)的法国人观看了直播、几百万尤其是年轻人在街头狂欢的国家盛事做负面的表态,将会严重伤及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同样,极左派或许认为夺冠与普通民众生活的改善无关,只给马克龙主政 “忽悠”民众提供了资源,但却也不能明确地表示,目的也是不想得罪选民。可见,从极左到极右,双方对社会主体对此次夺冠的看法还是有个评估。

体育、足球无法全然摆脱政治,但当一个运动员、球员、社会大众既可以从政治的角度也可以从非政治的角度看待体育,有自愿接受与不接受政治的直接干预与强制的可能,更多地将其视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政治与体育的关系就可能近乎正常了。同样,任何政权在对待体育尤其组织大型赛事上都不可能没有功利考量,没有政治与经济的计算,但如果这种工具主义的体育观超过某种限度,体育就不可能不受伤害,最后也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伤及政权。

以这次俄罗斯主办世界杯,对财政与经济状况并不理想的俄国来讲,是付出极高的成本的(事先估计是28亿美元,但据专家估计事实上可能达到66亿美元)。当然,在因吞并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分子导致西方对其制裁,在英国动用化武搞暗杀被西方驱除大批外交官的国际局势不利的情况下,也因在叙利亚支持屠杀自己人民的阿萨德,国内的威权统治、言论控制日甚导致国家形象日渐负面的今天,能成功举办世界杯,当对缓和俄国与西方的关系,提升俄国的形象有益。这当是一直雄心勃勃想重振俄国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的以普京为首的俄国执政精英的举办这次世界杯的基本考量。由此,也可在内政上增加执政合法性资源。

但这种过强的工具性政治考量也会有其内外的软肋,如经济下滑,民生艰难,这种花费高昂的体育盛事搞不好就会对经济的正常运作、民众对权力及领导人的看法产生负面效果。同时,不以一种平常心、真诚处理赛事的组织,形式与内容、精神相匹配,稍不小心,也会产生与主办者工具主义的设想事与愿违的后果:决赛上化妆警察冲进赛场的四位著名异见朋克群体“暴动小猫”(Pussy Riot)的一次要求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的行动,就给俄罗斯要精心打造的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形象大打折扣。而稍后那场大雨中给普京独自撑伞,却让国际足联主席、法国及克罗地亚总统淋雨的颁奖,尤其是后者还是一位女士,让全世界见识了在普京领导下一个威权文化是怎样与世界杯该有的文明氛围格格不入。俄国的许多努力至少部分一下子付诸东流。

不过,我们或许也可从中看出,俄国毕竟还是有了些基本的社会空间,换在某种维稳体制下,这类事或许压根就不会出现了。因此,如果俄国政府足够聪明,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借此向世人解释其具有的宽容。事实上,这也是俄国此次能够相对来说算是成功举办此次世界杯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去俄国观赛的人们还是享受到了某些该有的自由。

足球的魅力——力量、美感与现代性

任何体育运动都自有其魅力,但足球的魅力的特殊或许首先来自于其所动用的身体的部分——腿与脚。人的腿与脚可能是人体最具力量的部分,甚至是某种野性、攻击性的象征。以研究文明进程名闻遐迩的已故大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一直将体育运动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相联,认定体育发展有助于削减人的冲突、攻击的能量,将其纳入一种文明的规范。他以及他的学生丹宁(Eric Dunning)对运动社会学包括足球的研究,也是集中在这一方面。

足球将人的攻击能量转化为一种遵循规则的文明竞技,让博弈显得剧烈,具有阳刚之气;野性的美感与具有一种需要经长期训练才能具备的技巧美感共生。此外,如果实力不是相差悬殊,任何一场足球比赛都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每场球赛都与人的心理状况、人的意志与勇气相关;场上也可能瞬息万变,一点误差或不佳的运气可能就会造成结局的翻转。这种不确定性恰恰也构成足球的一种魅力,这尤其对一个日渐生活在一种确定的、理性化了的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现代人来讲,就更具吸引力。

也正因此,在这个所谓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来临、有人开始谈论智能足球的时代,笔者却坚信,无论那些已经在从事这类工作的工程师们如何努力去制作有朝一日可能会参赛、精致到极点的机器人球员,他们最终无法替代只有富有个性的运动员才能踢出的那种精美、细腻、千变万化的比赛。足球是依据规则来游戏的,但足球的本质却不是规则,它是变化。智能足球可能会出现,但却无法代替人与人之间博弈的足球,因为,那是人的能量、情感的直接、综合性的释放、撞击、外化,无法轻易代替与模仿。

足球是一种人的解放的形式,一种个性与集体的协调;没有个性的凸显,难有精彩的集体展现;球员有才华的不同,但场上又彼此是平等的,要靠协作才能完成的。它是一种集体的运动,又是以个体的运动为基础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诞生在英国。在19世纪中叶,那是许多现代政治与社会原则确立的时代,是规则、公平游戏(Fair play) 精神开始成为一种确定的社会原则的时代。托克维尔曾预言,一种平等意义上的民主社会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巨潮,而足球这种最具平民特征的大众运动在全世界的扩散似乎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他的预言。

当然,历史中的大英帝国也并不总能在对待他者的时候一视同仁地落实这些精神与原则,但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蕴藏于足球中的魅力最终让世人广泛地接受足球,包括那些反对、讨厌英国人的人们。与足球相伴诞生的这些现代性的原则与精神也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超越英国的框架本身,事实上也已经被人们广泛地、程度不同地接受。也许,那些喧嚣着叫嚷世上没有普世的东西、没有普世的规则与共享的价值的人最好闭嘴,只要你下回还想看球!——因为,你喜欢踢、观看的足球游戏是有规则的,而这规则的背后,事实上又是有关公平、对权利、对他人的尊重等价值、精神与原则在支撑的。一部足球规则确定的历史,就是如何更好地体现这些价值、精神与原则的;没有这些,没有一个作为这些规则的代表与守护者的裁判,足球还能称其为足球?全世界如此众多的人接受、认可这种游戏包括它的规则及代表的精神,你又能拿什么来拒斥普遍性原则与精神的存在?搞一个中国式、土耳其式足球自己踢?

传统时代,人们的生命意义在于服务于一种超验的、来世的神圣。现代生活将重心移往现世,人的欢愉、激情,生命的冲动与真实感受获取了应有的合法性。你不必也不能强加他人你的信仰,但生活中却不能没有共享的规则和尊重他人的价值。足球给这些做了个很好的诠释——胜败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最具审美感的其实是竞技过程本身,而不是什么超然的抽象的目标;竞技的球员可以有自己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喜好,对垒的球队甚至可以归属于正在交战的双方,但没有人有权不尊重比赛规则、比赛对手,这不仅有裁判在判断,事实上所有观众也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一种裁判的角色,看这些球员是否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精神,遵守了规则。场上是激烈对抗的对手,场下却是可以互动的朋友或至少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这不恰恰是人类未来如果要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所必须要遵守、要培育的文明吗?

正因此,我们或可做个夸张的陈述:人类的未来就是某种足球意义上的未来。也许,足球可能永远也无法避免被赋予超出其自身之外的政治与社会功能与意义,但如何维护其作为一种现代运动的本质,坚持其精神与原则,这似乎也应永远是每个足球爱好者所不应忘记的。发明足球的那个时代、那个大英帝国已经在历史的尘埃中远去,但作为现代性的始作俑者,英国的光荣却不会轻易消失,只要足球依然在世界上风行,这就是英国人留给世界的令人喜爱、最宝贵的东西之一。

(注:作者是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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